我知道的三反与肃反

三反运动1952年3月31日,我结束了在湖南资兴县和广东钦州专区(现属广西)的土地改革回到汉口的工作机关——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执行处。机关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三反运动。我们这个处与钱、财、物接触的人要多一些,被列为三反重点之一,派来了由中南公安干部学校副校长王泽民(我刚参军时就分配在这所学校学习)和中南公安部二处一位姓张的副处长率领的三反工作组,     

才让--与命运抗争的舞者

才让是青海省文化艺术学校高级讲师。他出生在青海省尖扎县一个藏族农民家里。1956年夏,组织上把他从放羊的山坡上选送到了西北民族学院文艺班舞蹈专业学习。他勤学苦练、巧练,很快便熟练地掌握了藏族民间舞的表演技能和技巧。由于成绩优异,毕业时甘肃省民族歌舞团选他留团工作,但他婉拒了,毅然回到了青海省民族歌舞团工作。不久,组织上又选送他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和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进修深造。学习期     

外交部初建阶段散忆

1949年初,古都北平解放后,到处热气腾腾,万象更新。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涌到新型大学,经过短期培训,参加革命工作。通过组织关系,我从北京大学被介绍到外事学校。是年4月到9月,我先后在该校政治班和业务速成班学习。 外事学校刚从乡下搬到城里,校址在御河桥前日本兵营(后又先后成为团中央、北京卫     

爱,是一瓶水

正小时候,妈妈常跟我说:"儿子,妈妈爱你!"可是,小小的我一直不明白,爱,是什么呀?问妈妈,妈妈总是温柔地摸着我的头:"你会明白的!"今天,早上刚起床,天空就乌云密布,一片黑暗,雷鸣声震耳欲聋,不久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眼看要迟到了,妈妈顾不了许多,帮我背起书包就带着我往学校赶。好不容易到了学校门口。这时,我突然发现水瓶没带,就嘀咕了句:"糟了,忘带水瓶了!"没想到那么小的声音竟被身旁为我撑伞的妈妈听到了。"你先在传达室等着,我回家给你拿!"我还没来得及制止,妈妈已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滂沱大雨中。过了好一会儿,正当我为要迟到而着急时,一个熟     

参加中共“八大”翻译忆思

1956年7月底,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完三年级,刚从山东《大众日报》社实习三个月回到学校。复旦党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到宿舍找我,要我马上带简单行装上北京。这位同志没有跟我讲到北京去干什么,只告诉我车子已在宿舍门口等我,要我立即出发。在车上组织部的同志才简要告诉我说,党中央急需印尼语翻译人员参加即     

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串连”

1966年,我在武汉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学校已停课了。“文革”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     

大学是怎么炼成的

不知道别人怎么度过不入流高校的四年流水席。一个与我同级、艺术系老兄,算我大学四年贵人。这个叫小涛的长发青年,来自经济欠发达的苏北乡村,嗓子好,运气不错,跌跌爬爬考进扬师院艺术系。     

留下

我手中紧紧地攥着一包纸巾……包装袋被我捏得“吱吱”响,最外面的纸巾被我手心的汗润湿了。我的心里苦巴巴的,要不要挺身而出？那是一个下雨的深秋,我登上了地铁回家。地铁很挤,几乎没有座位。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张空位,刚准备坐下时,却发现上面不知被哪个人洒了一座位的奶茶。     

我的师父尚小云

我是在1956年11岁时考入贵州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即后来的贵州省戏曲学校,现在的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京剧班的,我们是进校的第一批学生。1960年的年初,一天,我刚从练功室练完功走出来,便看见校长周钧在门口向我招手,要我跟她到校长办公室去。     

给毛主席、周总理等做日语口译

我最早参与对日工作是1951年春,在我的家乡——大连。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大连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并创办了人民政府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子弟学校——大连日侨学校,我被派到这所学校教中文。这便是我从事对日工作的开始。 1952年12月,我被调到北京,参与了面向日本的综合性杂志《人民中国》的创办,从此开始了我长达12年的笔译和编辑工作。     

疯狂的“大跃进”

正1958年,我17岁,在湖北汉川一中读高一。当时反右运动刚消停下来,学校加强了政治教育,积极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新上台的教导主任从河南长葛中学取回了勤工俭学的经,学校就在汉水河畔办起了砖瓦厂。我们三天两头要去挑土、和泥、打坯、拖砖,干的活非常累人,大家都吃不消。不久砖瓦厂因汉水涨水办不下去,学校便又在汈汊湖区的汈北圈了一片地办起了农场。当时全国正掀起"大跃进"高潮,学校为实现粮食高产,工作开始转到以     

压岁钱里的父爱

我在我们家里还算个宠儿,兄弟姐妹五个惟有我一个被父母供上大学。其他几个最多也不过上个初中,其中两个几乎就没进过学校。在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工作。我被分配到最基层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本来我是被分配到县城工作,父亲去找了一回我们的局长,     

做一个方志工作者自豪

谈起修志工作,我不得不要借用佛家常讲的“缘”字了。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给我来函,谓他们要编一部《恰同学少年》的书,要我写一篇回忆学校生活的稿子。我在文章中写了两件事,其中一件是写当年在学校上《文献编纂学》课,老师讲到地方志,讲到章学诚,我对此发生兴趣,于是,四年级在北京档案馆实习的时候,     

《江苏地方志》创刊号编辑杂记

1986年的夏天,我刚调到省志办。主持工作的朱锡通副主任告诉我,我的主要工作是编《江苏地方志》。当时,担任编辑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刊物的出版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征集到了一些稿子,但是数量不够,还要再组织一些稿件。朱主任鼓励我先要好好学习,并叫我先领一本来新夏先生的《方志学概论》让我仔细读,他说,每星期三下午都有业务学习,每个人都要结合这本书,讲一课,谈学习体会。面对方志编修和编辑杂志这两项陌生的工作,我感到了压力。那时,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刚成立半年多,四五个人,两间房子,由省社科院代管。社科院历史所在省志办成立前,曾…     

教学心得——“挠头抓痒”的背后

2011年7月,我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我成功的考取了安徽省六安市小学乡村特岗教师。刚走出学校,还带有几分稚气的我,对工作充满了期待。在大学里,我受到了很多先进教育教学理论的熏陶,老师也传授了许多的课堂管理技巧。因此,我胸有成竹的等着开些学这一天的到来,让我在教室这个小舞台上展示自己!     

县志水利篇编写三要点

县志水利篇编写三要点韦爱春１９８３年秋,我刚到县水电局办公室工作,便接到编写县志水利篇的任务。从此,我在文秘工作之隙,断断续续进行了水利篇的资料收集与编写。后来我调到县志办工作。多年的实践体会是,要编好县志水利篇,提高存史价值,增强资治功能,须注意以...     

“文革”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

意外的特殊使命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地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     

珍品

正我的柜子里放着一叠涂满"水墨花纹"的报纸,那是爸爸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去南京读研究生。南下的火车徐徐开动了,妈妈要走了,再也没有人爱我,呵护我,关心我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顿时,心中仿佛一团火被点燃了似的,伤心化作了怒火,我拿起书砸向了爸爸,我认为是爸爸让妈妈离开的,他是我的克星。从此,每次上学放学都是爸爸一个人接送我,接送队伍中,基本都是妈妈或奶奶,唯独爸爸一个"绅士"。     

沈醉父女与文史资料的情缘

1979年5月,全国政协为了给家父——沈醉落实统战政策,把我全家从内蒙古调回了北京。当时,政协的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刚刚恢复,大批被封存了13年的文稿需要清查、整理、誊写。我刚调回北京不久,就非常幸运地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得知这一安排之后,我简直是喜出望外。因为“文革”前,我还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对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及深远的意义了解得很清楚了。我觉得,这项工作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份职业,而且是自己后半生都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     

难忘的歌声,永恒的记忆——主题班会课堂随想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久的。”这话确实不假。记得那是08年的9月,我从苏溪小学调到了苏家湾中心学校幼儿园任教,刚上了两周课,周五忽然接到领导通知,到小学部接手5.1班的语文兼班主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