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

“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奉命转载,周恩来虽在他修改审定的“编者按”中设法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但也无济于事。1966年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突出政治的七篇社论,同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三篇《人民日报》社论唱对台戏。2月8日,外交部召开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讲了形势、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越南战争、外事     

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研究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研究中,关于这一方针提出的时间及方针是何时公开提出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中是否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提出时间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经过梳理史实,"和平解放台湾"方针是周恩来1954年12月初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的;在党内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是刘少奇,在国际会议场合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是郭沫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中并未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但他在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表达过中国和平解放台湾的立场;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周恩来于1955年12月23日接见应邀来访的以布兰敦为首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及其随员时提出的。     

周恩来与王云五的共识

正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民主人士、出版家王云五在重庆进行了关于宪政的公开演讲,提出了同一个概念——"宪政的先决条件",强调"人民的民主自由"、"地方自治"。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因势利导”

周恩来在文革的险恶环境中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并采取种种措施,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行并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在文革浩劫情势下,他采取了"因势利导"的策略,即保全了自己,更为制止更大规模动乱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的"因势利导"》一文介绍了他殚精竭虑应对文革的思路和办法,敬请阅读。     

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周恩来对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了长期的探索, 这是贯穿他生命最后27年的一条红线。1949-1954年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初步提出阶段,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建设起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5-1965年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正式提出阶段,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重新提出阶段,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家父见证的所谓《伍豪启事》

2013年1月14日,《南京晨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周恩来晚年五次大手术"的文章。文中写道: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实施第四次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这时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医疗组研究,确定只做内科保守治疗。而周恩来心里清楚,这次进行手术的结果很难预测。于是,在进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的宣传动员工作

正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16日红二十五军2900余人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四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文革中的两岸关系

一早在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就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     

我所经历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实际上从1973年就着手进行了。党的"十大"以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组织筹备四届人大工作。召开四届人大,表明准备结     

订正《周恩来军事文选》中的两个错误

一九九七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合作编辑出版了《周恩来军事文选》。该书第四卷收入的,1950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对《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一文中说：菲利波夫完全赞成由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在朝鲜境内的作战。原文是这样的：     

周总理到基层:炼钢要从实际出发

正1958年11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武汉洪山大礼堂接见海军代表、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湖北省地县共青团委书记。当时我任共青团应城县委书记,参加了这次接见。当时陪同接见的还有周恩来总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第二次是在1958年11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陪同金日成专     

柯庆施险些取代周恩来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的《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书,披 露了许多过去未曾公开披露的 材料,其中,毛泽东在1958年 曾有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替周 恩来为总理的设想,引人注目。 书中说,周恩来一个重要 思想是:"经济工作要实事求 是"。他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 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 的。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 情况,就要反对冒进,"要敢于 抗大流"。他主持国务院常务 会,研究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 措施。     

1963,周恩来在万山要塞“失踪”的那几天

本刊2006年第8期曾刊登了《周恩来南海密晤台湾国民党要人》一文,文章就周恩来1963年12月上旬在南沙会晤台湾国民党要人的史实做了一番探讨,但是具体在南沙的哪个位置,文章并没有交代。在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中,1963年12月6日-12日,没有任何关于周恩来公开活动的记载,那么他这几天到底去了哪里?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到的唐家会谈又是怎么回事?本文作者根据父亲(时任万山要塞区工程指挥部少校副政委)周奎的回忆以及相关的一些资料,认为,周恩来当年"失踪"的那几天,就是在位于广东省中山县的唐家万山要塞(当年直属广州军区,我国四大海防要塞之一,现属珠海警备区),与台湾来的国民党客人举行会谈的。     

周恩来保护核专家的非常措施

可能是预感到国内的形势越来越不乐观,继1966年3月11日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后,周恩来又在四五月间,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专委会会议,研究进行热核试验等问题。终于抢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在5月9日,成功进行了一次热核试验,即通常所说的第三次核试验。     

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长汀

正1933年3月5日,毛泽东、项英致电正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朱德、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军"有进攻汀州(即长汀——引者注)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之企图,"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汀州府位于福建     

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出席第十六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大会

2013年11月26日至27日,第十六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三亚举行。三国佛教代表及四众弟子、各界嘉宾共500余人围绕"自然灾害后的心灵救助"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叙法谊友情。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出席此次会议,并作了名为《具足慈悲,获得安乐》的主题发言。十一世班禅在发言中就自然灾害后的心灵救助进行了佛教解读,强调广大佛教徒应以慈悲胸怀关     

周恩来营救胡秋原之父和冯雪峰

1988年9月12日,一架从美国飞来的中国民航班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开处,满头银丝,风度翩翩的胡秋原信步走下舷梯。胡秋原作为台湾"立委"首次冲破种种阻挠公开访问祖国大陆,被誉为"海峡两岸破冰第一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胡秋原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有着很深的渊源……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2年第12期刊登的《毛泽东图像的修改》一文,在有关毛泽东在1964年11月14日到首都机场迎接周恩来从苏联归来的一段介绍(见第41—42),有几个地方与史实不符。如文中提到,"毛泽东率领刘少奇、朱德等前往机场迎接,这也是建国后毛泽东亲赴机场迎接下属的唯一的一次"。据我所知,毛泽东在1960—1964年间,曾五次去     

革命根据地的“中华邮政”

<正>1940年5月9日上午,风和日丽,暖阳怡心。西安军邮办事处迎来了一位贵宾,四十来岁,气宇轩昂,面挂微笑,谈吐不凡。他就是应中华邮政局驻西安第三段军邮总视察林卓午邀请,来此做客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面对中华邮政员工,周恩来滔滔不绝,分析抗战形势和前途,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随后,林卓午派车送周恩来去八路军办事处,并一路陪同。到达目的地后,林卓午拿出一个纪念本请周恩来题字。周恩来略为思忖,提起毛笔,在一页纸上写下"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八字,并鼓励林卓午继续办好军邮。周恩来的这八个字,     

关于周恩来到前线迎接二四方面军的真实情况

2008年12月14日,《新消息报》发表了《（周恩来年谱）一误》的署名文章,指出该书中记述的1936年11月周恩来到宁夏同心迎接二四方面军的情况,其地点是错误的,事实上,周恩来当时并未到达同心城和豫旺城。2009年2月15日《新消息报》又登载了杨文元、何新字二同志的《周恩来在宁夏同心》一文,说周恩来肯定到了同心,事实确凿,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