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鸦片禁政与新政改革之契合

清代晚期,作为英、印、中三角贸易的主要媒介,鸦片等毒品被大量准进,逐步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毒品经济形态,成为晚清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的重要制约因素。清末新政时期,从新闻媒介到清廷大员,均将新政改革的成败与鸦片禁政联系起来,在禁政与宪政改革、中国外贸事业的振兴以及中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关系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认识。因之,在清末改革的框架内,除宪政等方面的改革之外,又融入了禁毒社会改革,新政与禁政呈现出互动和契合的态势。     

清代贵州苗疆屯政革废与内地化

雍乾时期,清朝在贵州新辟苗疆实施军事戍防与屯田政策,起到了统一苗疆、镇慑地方的作用。因屯、民田土相争,屯政弊端显现,间接导致咸同时期贵州苗疆爆发民变。其间,地方官员试图借用湖南苗疆设屯经验进行改革,却未从根本上消除贵州苗疆的隐患。战事平定后,地方官员在战后重建中再次通过设屯解决安置民众田产及军户裁撤的问题。随着军、民与土著族群的融合,贵州苗疆屯政形同虚设,至清末并入地方州、县管理。贵州苗疆屯政制度变革的过程,反映了清廷在边疆地区制度设计、调适与转变等一系列内地化进程问题。     

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与贵州

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情况复杂,不仅分校众多,且不少军校生由军校委托各专门军事学校代训,仍属军校建制。抗战时期,黄埔军校四分校及为军校代训的三所专门军事学校迁入贵州。贵州为军校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培养大批基层军官,有力地保存了抗日力量。军校也对当地教育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谭克敏与抗战时期贵州的新县制改革

国民政府于1935年结束地方军绅势力长期控制贵州的局面,随后在县以下推行保甲制,加大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力度,希望将基层社会全面纳入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但收效甚微。1940年,谭克敏就任贵州省政府民政厅长后,开始大力推行新县制,内容包括整理行政区域、调整行政机构、创建民意机关、训练基层干部等诸多方面。谭克敏作为贵州出生的本土官员,其主持的民政厅成为贯彻中央意志和协调地方利益的关键机构。在人才缺乏、经费拮据的情况下,通过新县制的实施,国家权力在贵州基层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下渗透。     

端方(木乏)禁诸器的工艺考察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端方(?)禁诸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对这一器群作了详细的工艺考察,阐明了它们的铸作工艺,并就其器物归属和陈列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贵州银行研究(1941-1949)

1941年重组的贵州银行按照股份制公司形式组建、依照现代银行管理模式进行管理。该银行总行设于贵阳,在省内外共设立了30多处分支机构、办事处与通汇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业务网络。贵州银行虽仅经营数载,但对促进贵州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为现代技术的运用、为贵州经济的发展及转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麦卡伦日记与书信(1938年)

麦卡伦(James H.McCallum),1893年出生于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Olympia);1921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学士学位,后获芝加哥神学院硕士学位和纽约协和神学院博士学位;20世纪20年代来到中国,为联合基督会(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从事福音派教会的工作...     

民国时期的《贵州日报》(1940-1949)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贵州日报》与今天的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除了名字恰巧相同外,内容与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其版式编排与国民党《中央日报》大体相同,体现出当时报纸的一般形式,内容上所涵盖的范围大致与今天的综合性报纸相当,以反映本省新闻为其一大特点。内容上具有浓郁的本土色彩,版面安排上也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是观察当时贵阳市民生活、了解西部媒体发展的一面镜子。     

贵州省农艺作物的品种改良与农业发展（1938-1949）

受抗战大后方垦殖督导活动带动,以粮食、纤维、油料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改良、各级农技培养与服务体系建设为主的贵州省农业技术推广运动,在1938年前后开始得到积极实施,掀起了黔省自清代中期移民开发以来的农业发展又一高潮。尽管新一轮的农业开发历时较短,但当时贵州省稻、麦等农业作物和棉花、桐油等经济作物品种得到较大规模的改良、引进及推广,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显现出良好经济效益,同时也对地区社会和生态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就此做出梳理,并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此轮物种变化带来的贵州地区农业经济和生态区域变化及其特征。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法国与鸦片战争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不止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而且美、西、荷、葡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密切注视这场战争的动向,作为英国的邻居、同时也为西方大国之一的法国也不例外,频频派遣使团来华,调整对华政策。本利用法档案和相关献资料,对鸦片战争时期法国政府的动向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具体揭示这一时期法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说明拉萼尼使团的来华、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以及有关教务的谈判,标志着法国的对华政策实现了从窥视到加入侵华行列的转变,法国在近代中国的地位由此确立,影响力因此扩大,这对后来的法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

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问题一向为中外研究所重视,但因各种原因,迄今为止,对当时对华鸦片贸易状况的所有统计和描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够准确、不够完整之处。鸦片战争前发行于广州的英《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保存了持续多年、即时公布的有关鸦片贸易的丰富资料,为重新统计1821-1839年期间各年度各种鸦片的贸易数量、价格和贸易额,从而比较完整、准确地显示这一时期的鸦片贸易状况提供了可能。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新发现的资料,可知在鸦片战争前的18年中,平均每年有1万多箱鸦片输入和1000多万两白银被掠夺,这一数字虽不如以往有的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庞大,但已足以揭露鸦片贩子和其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掠夺本性。     

抗战时期吴泽霖对贵州少数民族民风民俗的调查研究

抗战时期,大夏大学由上海迁至贵阳后,社会学系仍由吴泽霖教授主持,于1938年春建立社会经济调查室,附属于文学院,亦由吴泽霖主持。一年后,为促进工作效能、充实研究内容和设备,将该室改名为社会研究部,“从事进行有系统之调查与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特别着重黔省境内苗夷生活之实地调查工作。”     

龙云与云南抗战

抗日是龙云一生的功绩之一,他先后派出滇军近40万人参加抗战、修筑滇缅公路等,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抗日战争时期,龙云政治思想也发生重要转变。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秘密加入民主同盟,促进了昆明民主堡垒的形成。在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叛国的过程中,龙云是清白的,这一疑案应该画上句号。抗战时期,龙云作为爱国将领是当之无愧的。     

抗战时期贵州城市发展特点

长期以来,贵州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发展相对缓慢。经过抗战时期的建设,城市现代化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受高原、民族等限制,与西南其它省份和内地相比,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却表现出典型的西南民族地区特有的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贵州民族研究

本文主要从外国传教士及学者与贵州民族研究、客籍文士及黔中文人与贵州民族研究、地方志与贵州民族研究等视角,论述了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贵州民族研究。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盐税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同,效果也有明显区别。抗战期间的盐税政策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对此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在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还是比较注重民食的,实行的盐税税率有升有降,但起伏幅度不大;而在1942年以后,其盐税政策的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由于意外损失准备金、专卖管理费、战时食盐附税、国军副食费的陆续开征,盐项税率有大幅度抬升的趋势,国统区通货膨胀更加强了这一趋势。国民政府对抗战准备的缺失以及其内部的腐败影响了战时盐税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儿童福利政策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急救难童,重视难童的教养工作。尽管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其制定的“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的儿童福利政策,还是初步显现了现代儿童福利观念的某些特征。应该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难童救济与教养方面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Opium War as History and Experience

Academic and popular accounts of the Opium War have gone through nearly two centuries of change in focus, view, and scope. My study probes this extensive historiography by tracing the evolvement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 through various phases among which we saw the rise of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trend towards combining government archives with personal records such as memoir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and private journals in research.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I will indicate, despite their undeniable achievements, most of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ordinary people in China whose lives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war.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human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not only the war itself but also the history it helped shape.     

耆英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俄交涉

由于清廷没能利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难得间隙,变革传统的"天朝体制",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总体上仍被迫将自己的外交操作原则定位为"妥协",并重新起用妥协有法的耆英,与桂良、花沙纳等共同主持天津的外交交涉.然而,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此时清廷外交在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部分官员开始反对纯粹妥协,主张"寓抗争于妥协".基于此,结合当时列强之间的矛盾状况,清廷将天津外交具体操作的方略确定为"妥协"之外,辅之"以夷制夷",即"以俄、美夷制英、法夷"的手段,利用俄国(美国)出面"调停",希图借外力进行有限的外交抗争.耆英遵奉清廷既定的外交策略,通过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与俄国使团顺利建立了联系,并于天津举行会谈.为了取得俄国"调停"的承诺,耆英轻率答应提前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过,由于广州的"档案事件",英、法在天津不肯与耆英合作,耆英只好回避,以致获罪、自尽.耆英从复出,到参与中俄交涉,再到获罪的历程,既昭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不可为,又预示着晚清弱势外交的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