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苏凤与我父亲周楞伽的友谊

我父亲周楞伽与姚苏凤大约在1934年初夏相识。那时《晨报·每日电影》的影评人有洪深、夏衍、阿英、郑伯奇、柯灵、唐纳等人,后来的撰稿人有刘群、宋之的、周楞伽、     

关于伯奇的古代孝子图画

日前,承日本佛教大学黑田彰教授寄赠他的新作《伯奇赘语——孝子传图与孝子传》,文中论及中国北朝石刻、漆画等文物图像中关于伯奇的孝子故事,特别是在考证中引用了在日本流传的古代刻本《孝子传》材料,该《孝子传》中关于伯奇故事的叙述比中国现存古文献中记载的伯奇     

鲁迅在大夏大学的两次演讲

关于鲁迅在大夏大学演讲的相关内容,流传最广的说法应该是由茅盾、巴金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忆鲁迅》一书中的记述。遗憾的是,由于书中郑伯奇的错记,《忆鲁迅》一书中将鲁迅大夏大学演讲的题目和内容搞错了。对于这其中的错误,有学者在不断地进行考订修正。而笔者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也较为关注和熟悉,因此不揣鄙陋,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此问题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正本清源,以免讹误再度传播。     

成此图以为天下法——浅论邹伯奇与同治《南海县志》的舆图测绘

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县人,晚清科学家、发明家。以往学者对其在光学、算学、天文学领域的成就研究甚多,却较少对其在舆图测绘方面的艰苦探索进行专门探讨。因此,本文以邹伯奇主持测绘的同治《南海县志》舆图为中心,结合其论述、往来书信、诗文等材料,探讨邹伯奇主持县志舆图测绘之历史背景,并围绕他与弟子在地图测绘中的实践和思考,一窥其以《南海县志》舆图试法,构筑方志舆图测绘科学准则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在地方志城图测绘领域的卓著成就与深远影响。     

柯灵在抗战前后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９日,著名作家、文学大师柯灵（高季琳）走完了他９１年不平凡的人生。 柯灵──一位高风亮节的文坛前辈,他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璀璨的篇章。 这里撷取柯灵在抗战前后的片断,以飨读者。 受聘《文汇报》 主持《世纪风》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 抗战前,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７年,有６年多时间柯灵在电影界工作,先后供职于明星、天一、联华三个电影公司,和夏衍、阿英、郑伯奇、尘无等左联“电影小组”的成员在一起为进步电影事业工作着。 上海抗战发生,联华公司毁灭在战火中,柯灵转移战线,进人新…     

《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始末

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印刷图书公司出版了赵家璧主编的大型文学丛刊《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这套“五百万字选材,二十万字导言,布面精装十大部,定价大洋二十元(预约一次付款十四元)”的丛书,收集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的主要资料,是一套前所未有的理论和作品的大型选集。全书由蔡元培作总序,每集前由编选人作导言: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胡适编),第二集《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第三集《小说一集》(茅盾编),第四集《小说二集》(鲁迅编),第五集《小说三集》(郑伯奇编),第六集《散文一集》(周作人编),…     

浅论晚清科学家邹伯奇的方志舆图测绘成就

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人,晚清科学家、发明家。以往学者对其在光学、算学、天文学领域的成就研究甚多,却较少对其在舆图测绘方面的成就进行专门探讨。因此,本文围绕邹伯奇与弟子在同治《南海县志》地图测绘中的实践和思考,探讨其以县志舆图试法,探索近代中国方志舆图测绘新方法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在方志城图测绘领域的卓著成就与深远影响。     

张竹平首创报业托拉斯——上海“四社”

<正>20世纪20年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出版中心,史量才、黄伯惠、汪伯奇三大报人统领沪上报业。他们主持的《申报》《时报》《新闻报》呈鼎足之势。然而,拥有上海托拉斯“四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的张竹平横空出世后,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格局。     

创造社主要成员及其手迹

1918年的夏天,郭沫若在日本博多湾海岸遇见了亦在日本留学的张资平,共同议论筹办一个文学同人的杂志。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等人当时都在日本留学（郭沫若当初学医、郁达夫当初学经济、成仿吾当初学兵工,张资平学的是地质）,他们也感到中国没有一本可读的杂志,没有一本纯粹的文学刊物。共同的文学兴趣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郑畋卒年考

郑畋生卒年 ,史籍未明载。《全唐文》卷七六七载郑畋《擢官自陈表》云“臣年十八登进士及第” ,又《加知制诰自陈表》称“臣会昌二年 (公元 84 2年 )进士及第” ,可推郑畋生年为唐宝历元年 (公元 82 5年 )。《旧唐书》郑畋本传载 ,畋卒 ,“时年五十九” ,则郑畋当卒于中和三年 (公元 883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吴在庆《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 (《辽宁大学学报》 1 996年第 5期 )等论著均以此年作为郑畋卒年。《新唐书》郑畋本传载 ,畋卒 ,“年六十三” ,则郑畋当卒于唐光…     

正《郑太子寿墓碑》传抄之误

卢照邻撰文的郑太子寿墓碑,原竖立在山西省翼城县云唐村郑太子寿墓前,民国初期的《翼城县名胜古迹古物调查表》标注"此碑已佚"。所幸翼城县人民文化馆于1983年在云唐村外水渠旁寻到此碑,现藏于翼城县博物馆,经山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国家珍贵文物。《全唐文》收录此碑文,题为《郑太子碑铭》;民国18年《翼城县志》亦收录《郑太子寿墓碑》全文。经与原碑对比,两种收录均有多处明显错误。今以现存唐碑与《翼城县志》所载《郑太子寿墓碑》及《全唐文·郑太子碑铭》对比,将所存讹异,一一列举并正之。     

明清之际的学风与张尔岐的《仪礼》诠释

张尔岐主张在经中寻得圣人之意,其所撰《仪礼郑注句读》以发明郑《注》、辨析贾《疏》为宗,一反宋明以来轻视汉唐注疏之治学理路。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于《仪礼》文字有校勘,其所撰《监本正误》和《石本误字》还对《仪礼》监本和石本做了校勘。张尔岐还将所传《仪礼考注》的内容与吴澄《仪礼考注序》进行比较,指出世传《仪礼考注》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与吴《序》不合。清人从事《仪礼》诠释时,对张尔岐的《仪礼》解义颇为重视,并时有征引。张尔岐的《仪礼》诠释可谓有清一代《仪礼》学之先声。张氏《仪礼》诠释崇实黜虚,顺应了明末清初反王学末流的学术大势,成为清代实学之先声。     

湖北襄阳发现明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郑继之夫妇墓志铭

2010年9月,襄阳市博物馆在对其管理的明襄王府遗址院落进行清理时,在杂乱堆放的石刻中发现了明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郑继之夫妇墓志铭,包括《明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郑公府君墓志铭》一合、《明待赠郑母吕夫人墓志铭》志体,均为青石质。现著录如下。     

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与唐代经义对策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7号唐墓出土了一些与《论语郑氏注》(以下简称《郑注》)有关的对策残片。这些残片后经整理者拼接缀合,成为一件对策残卷。笔者曾对此进行过考索,认为它原是唐代前期西州地区流行的一件《郑注》对策范本;并认为,《郑注》对策范本的产生,是唐代经义对策重视《论语》经义及郑注诸经的必然结果。由于篇幅限制,对于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很少涉及。其实,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很重要。我们知道,《文苑英华》所辑唐代对策中,没有经义对策。对于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譬如唐代经义对策的     

学者不可尚奇——张在辛师从郑簠研究

清初书法家张在辛存世著作《柏庭琐言》,收录了其晚年对艺术所思所感的内容。其中,《隶法琐言》列《柏庭琐言》十种琐言之第五种,记录了张在辛师从郑簠的过程,亦是他学习隶书的经验之谈,这对于研究郑簠隶书风格的形成以及清初隶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人对其关注甚少,文章通过对其存世著作《隶法琐言》的研究,试图更加完整地了解张在辛与郑簠的交往,从而进一步厘清清初隶书的基本状况。     

论朱熹《诗集传》

朱熹的《诗集传》是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成就,也是继《毛诗郑笺》、《毛诗正义》之后,《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诗集传》之所以能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并非出于偶然,归结起来,原因有三：其一,到了宋代,《诗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欧阳修的《诗本义》与苏辙的《诗集传》,都能在诗旨、诗义的阐述方面有所创新,不完全迷信于旧说。此后,又有王质的《待总闻》、郑樵的《诗辨安》等,对《毛诗人《郑笺》中的不少见解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种疑古派的新潮流,由破到立,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那就是朱惠的《诗集传》…     

郑注与汉代别家《论语注》之比较

通过汉代各家《论语》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在文献记载基础上,我们认为郑注是杂糅三《论》而成的,而不属于单纯的某一《论》。郑注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我们再现历史的孔子形象。     

听采其谊叙而述之——郑鹤声文献观探析

郑鹤声在马端临文献观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中提出了结集、翻译、编纂、审订、讲习、印刻六位一体的新文献观,初步构建起了文献学的学科框架,奠定了文献学现代化的基础。郑鹤声是文献学现代化进程的开拓者,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人。     

郑之侨《六经图》内容考订六则

清代学者郑之侨《六经图》久传于世,甚少有学者研究,其图内容真伪迄无考论。今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郑之侨《六经图》为研究文本,勾稽相关史料、出土实物等进行考释,知郑之侨《六经图》部分内容有可商榷之处,今指擿其失,以就正于方家。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郑求福教授来长讲学

受东北师范大学邀请,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名誉教授郑求福于2009年3月到达长春,在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从事为期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为研究生讲授有关韩国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课程。郑求福教授曾担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大学院院长、韩国史学史学会会长,是韩国历史文献、史学史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此前,他曾向亚洲文明研究院赠送了一批国内少有的韩国历史文献,其中包括《韩国文集丛刊》、《列圣志状通记》和《韩国独立运动史料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