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帝国的影子和明初边疆政策

正明代边疆政策这一研究课题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内容多样,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可以从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也可以从边疆的视角谈起。同样,分析明朝边疆政策时,不可偏重汉族而偏废少数民族所扮演的角色。下面笔者简单谈三个问题,即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明代边疆政策的全球化。一、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明代初期,国家封疆所在变化多端。1368年正月初四,当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他所控制的区域实远不如后来明朝版图之辽     

明初社会生活中的蒙古人

多年以来,史学界对明朝在北部边防和蒙古统治集团的战争论述颇多。对于留居在中国内地特别是明朝辖区内的蒙古人则鲜有论述。笔者在考查了这些蒙古人在明初社会生活领域中一系列表现后,既充分肯定了明初统治者采取妥善安置和任用政策,也对这些蒙古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试析明初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

明初,大批主动赴卫所随军生活的军士亲属及其他因故滞留卫所的依附人口成为卫所军户的主要来源。由于对卫所军户的数量增长估计不足,明朝政府对其的态度曾反复摇摆,经历了一个从默许不作为到强制遣返,再到主动加以利用的变化过程。这一政策上的变化,致使卫所军户群体直到正统、景泰年间才初步形成。     

《明镇国将军都指挥陈通墓志铭》考释

辽阳博物馆馆藏《明镇国将军都指挥陈通墓志铭》是一块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墓志。通过对墓志中部分脱落文字的补释可知墓主人陈通是明初西北边疆地区重要将领曾代表明朝中央政府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交往,后因官场倾轧被贬官戍边辽东。其父陈敬以及其祖父陈良也均任职过明朝边陲要地,其后代多与边陲地区军官武将之间相互联姻。经过考释后发现墓志内容涉及到明初诸多西北边疆地区重要人物和事件,可与《明史》、《明实录》等史料互补,对研究明初西北地区边政提供有益材料。     

西藏地方明封八王的有关文物

明初,根据西藏地方政治分散、各教派势力各踞一方的情况,明朝政府对西藏地区采取了以安抚为主的"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通过分封,使西藏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统一于明朝中央政权之下。成祖执政后,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对各级僧官授予不同的品级和职位,根据西藏地方宗教势力之大小,分别封授了"大宝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明朝建立后,元朝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东胜地区处于明与北元斗争的前沿,洪武四年,明朝先于此地初建东胜卫,洪武五年以后内迁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复于原地增置。这一过程反映了明与北元复杂的斗争形势。洪武后期,东胜卫的存在大幅度北移了明朝的边防线,是明与北元实力此长彼消的最终产物。因此,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东胜卫变迁是明朝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对边防体系做出的合理调整。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明初北边边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

朱元璋大行分封,与其持小农政治意识,受到蒙元家产制传统的影响有关。明初分封制度继承元代宗王出镇制度,二者皆以地方军事权为核心。但明朝在元、明之际民族冲突的社会背景、华夷之辨的社会思潮之下,回避制度建设与元朝的关系,从而将分封制度的渊源追溯至西周,并附会汉制,以加强其正统性与合法性。这显示出明初进行制度建设时,具有文化理想主义色彩。但明初分封制度仅具汉制形式,其实质大为不同,这显示出朱元璋顺应了时势的变化,又体现了政治现实主义色彩。朱元璋附会汉制,还与他以刘邦出身相似、地域相近,加以推崇与模仿有关。明初分封制度的渊源问题体现了英雄人物个人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还是历史大势。     

明、蒙冲突与祭礼之变

明、蒙长期的民族冲突 ,使丧失军事优势的明朝产生了危机感 ,进而影响到明朝国家祭礼的变化。礼祀岳飞、宗泽等宋代将相 ,是为了唤起忠义 ,抗敌报国 ;恢复明初停祀的武成王旨在“武教有所兴起” ;罢祀历代帝王庙中的元世祖君臣和孔庙中元代名儒吴澄 ,是“华夷之辨”思潮下明人仇视蒙元风气的直接反应。     

浅谈“文字”之祸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顶峰。统治者为了树立其专制统治的淫威,更好的控制士人,屡次兴起文字狱。明初,文字之祸大都与朱元璋本人的忌讳有关,这实际上是文化程度较低的皇帝对文臣心存疑虑。随着明朝政权的巩固,文字狱大体停止下来。明初的文字狱缩小了五朝的统治基础,也限制了学术的发展。     

睦邻友好 一脉相承——从郑和的扬威通好到中国的“和平崛起”

郑和下西洋是明政府对外和平友好的体现,明初和平友好政策主要包括“怀诸侯、柔远人”、“和而不同”及“厚往薄来”等三个方面。明朝政府实行“朝贡和睦”的外交政策,凸显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政治理念和文化特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睦邻友好的政策,开辟出一条民族复兴和国际交往的新型道路。     

明代东南地区的海潮灾害

海潮灾害是古往今来危害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主要灾害之一。明代我国东南地区是海潮灾害频发的地区。海潮灾害主要是由台风引起的,多发生在阳历的6月至11月间;和一般的水灾相比,海潮灾害具有突发性和狂暴性的特点,因而更容易造成大的危害。明代海潮灾害不仅吞噬大量生灵。还淹没农田。冲毁房舍。毁坏盐场。造成极大的财产损失。明代对海潮灾害的救治和防范措施有赈灾、蠲免和加固海塘以及佥补灶丁等。     

明代浙江永嘉盐场的赋役改革与地方变迁

文章从明代两浙盐政变革的制度背景出发,考察永嘉盐场成弘时期的盐课改折、嘉靖前期的盐课转嫁、嘉靖后期的私盐倭乱、隆庆年间的赋役改革等历史事件,探讨该过程中州县官府与盐场地方势力之间的复杂利益博弈。对永嘉盐场的个案研究,或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明代盐场赋役制度运作和东南沿海社会变迁的理解。     

明代奴仆与社会

明代前期,政府采取了有限豢养奴仆的政策,限定了奴仆数量的增长和使用范围的扩大。由于地权的集中和赋役负担的不均,自中期后导致了基层社会体系的破坏,大量的自耕农沦为奴仆,从而使奴仆存养现象普遍化。同期由于市镇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乡绅及各社会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介入,使奴仆具有多种类型,而各类奴仆的活动多带有时代特征。奴仆可分为勋戚奴仆、缙绅奴仆、文人奴仆和庶民奴仆诸种类型;不同类型奴仆的实际地位和主仆关系表现出较大差异。虽然明代奴仆的最终法定地位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奴仆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的变化,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观念的变动,江浙地区一些地方的奴仆在就学、婚姻等方面已取得了和平民相同或趋近的社会权利,这是明代社会整体变化的必然结果。     

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

明际中、日、琉球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对此后的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廷在前期以及中后期对琉球的一系列不当政策导致了琉球与日本联系以及日本对琉球控制的加强.日本对琉球由此前的陌生、淡薄转化为对它的积极进取与控制.随着明末国家实力的衰落,以及明廷对琉球采取保守的宗藩政策,日本在琉球的优越地位日益上升.这一地位的上升是日本在东亚执行对外积极扩张政策的开始.日本正是以琉球为起点开始走上奴役东亚邻国的道路.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明代都匀卫学、府学建置背景探析

明初,诏令天下府、州、县、卫、司建立学校。终明之世,明王朝相继在都匀设卫置府,建立卫、府学,开办儒学教育,培养才俊。本文对明代都匀卫、府学建置背景进行考察,旨在从教育这一视角了解明代都匀地区概貌。     

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

明朝曾采取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明代的朝贡体制。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终于酿成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它给明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哈密国"三立三绝"与明朝对土鲁番的政策

明朝前期的哈密地区哈密国与哈密卫二制并存。由于土鲁番与哈密国国力强弱悬殊、明朝在哈密卫尚未驻军与当地无险可守、哈密国与哈密卫远离内地及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难以救援、明朝对土鲁番政策有失误尤其土鲁番的一再入侵等,致使哈密国“三立三绝”与哈密卫徙址。土鲁番之所以敢于“三绝”哈密国,从根本上看,与明朝严加防御北元、对边疆其他各族推行“抚绥”的安边思想与政策有关。若究明朝对土鲁番政策实质,无疑在于“羁縻”了。     

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

印花税系晚清时期由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一大税种,在财政困绌、赔款筹措和洋务新政等因素的促动下,朝野人士多有论介,间或付诸实施,也因民间反对甚力,不免虎头蛇尾,成效未具.1906年鸦片禁政推行后,鸦片税厘开始缩减,为了抵补洋土药税收,度支部匆忙之间筹划研究,短时间内制定了印花税实施的有关章程,希图依靠该税筹措经费,达到抵补鸦片税的目的.无奈清末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复杂,民间反对甚烈,印花税不得不日渐式微,成效不大.     

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

In the mid-Ming Dynasty,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ere greatly improved; commodity production became more developed; silver was gradually monetized; commercial taxes became lighter; and social attitudes towards merchants changed. All these developments created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merchant groups. Meanwhile, social factors at the regional level—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commodity production, favorabl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s, as well as Ming government’s practice of border defense, border trade, foreign policy, local custo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local people—all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merchant groups. Translated by Wu Yanhong from Tsinghua Daxue Xuebao 清华大学学报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2006, (5): 8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