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欧战爆发后朱家骅的对德立场与联德活动

朱家骅对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他在抗战时期的对德立场及联德活动,除在少数论著中略有提及之外,①目前仅有新近发表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一文对此进行了专题论述。②作为现有研究成果的延伸,本文依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朱家骅档案,对欧战爆发后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前朱家骅在对德关系中的表态与活动进行考察,通过发表新的背景材料及观点,开展对朱家骅的个案研究,为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德外交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的理论推断,以"英法苏合作"和"民主国阵营获胜"为前提。由于1939年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1940年春英法在欧战中的溃败,这两个前提一时消失,并带来众多变数,致使蒋介石在对外政策上陷入观望和动摇。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开始好转,但因为苏联的取向未明,蒋喜忧交加,故其初期因应系以中立谋左右逢源。其后,随着对德苏关系及英德战局观察的深入,蒋引导中国外交重返首重美国、促进中美英苏抗日合作的路线。在针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多边外交中,蒋以国际形势压日本接受公正和平的尝试受挫,但其他方面均获基本成功。     

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忙于应付对德战争无暇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国民党遂冷却了抗战爆发以来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将其寻求外援的对象转向美英两国,美英为加强中国抗战也对国民党进行了巨额援助,国民党与美英关系迅速升温,借此国民党积极开展了谋求大国地位和修约外交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战爆发后中国的中立问题——以日本对德宣战前为主的考察

一战爆发后,北京政府虽抱定了中立的态度,但在何时宣布中立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在宣布中立前,外交部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外交支持和日本自身中立的保证,但内外形势并未给外交斡旋留出更多的时间。在未能达到最佳的外交局势下,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为了防日。宣布中立后,北京政府即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着手维护中国的中立地位。内政上,申令各地严格遵守中立条规;外交上则寻找途径防止日本侵占山东:或者宣战,或者直接收回青岛。迫于现实原因,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外交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     

蒋经国留苏前后的蜕变

从鲁迅的一段话说起 鲁迅先生1934年11月21日写有《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的名篇,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揭露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在文章篇首却有一段评述国民党当初“联俄联共”的文字。鲁迅不认为国民党原先不过是“利用他们”,因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比     

拥抱国际主流社会:蒋介石的对日外交战略

正一、前言战后的1951年,日本首相吉田茂于外务省主持"战前日本外交总回顾"的一连串内部检讨会议中,将退出国联视为战前日本外交"走入歧途"的第一步,认为退出国联,不啻自绝于国际社会;不能与主流国际社会同步的日本,自然陷于被孤立的命运,能寻找到的奥援,只剩下和日本同等命运,同样被国联唾弃的德、意两国。日本之所以于1936年与德国签定《日德防共协定》,1940年再组日德意三国同盟,无疑反映此一时代背景。日本既然步入歧途,仿若过河卒子,自认惟有孤注一     

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

东北是战后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中苏、中关、国共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在此交织,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明为经济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暗又不可避免地与中苏、中关、国共关系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处为两难处境,如何既不失国家与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战术。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此问题上,国民党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与后方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过度之安全感”,使得国民党无论做出何等让步,苏联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这又使国民党内对苏联的看法分歧不一,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最后的失败结局也就事出必然。     

日本投降始末

意、德投降,日本空前孤立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1943年时,各个战场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德意日法西斯的嚣张气焰一落千丈,战略主动权完全转入同盟国手中.     

日本对德结盟述论

尽管日本的对德结盟政策实施于20世纪30、40年代,但日本的对德结盟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日德同盟的建立经历了准同盟时期和同盟时期。在日德同盟构建前后,从结盟的角度来看,日本存在着另一种结盟构想:利用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如果有可能,缔结日苏同盟,从而进一步缔结更大的日德意苏四国同盟。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试析尼中建交过程中的印度因素

<正>中国和尼泊尔于1955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建交过程却一波三折。在此过程中,印度的影响非常突出。1947年印度迈向独立的进程使尼泊尔的拉纳政权试图与国民党时期的中国恢复邦交,但国民党的垮台终结了这一前景。当新中国崛起后,尼泊尔的拉纳政权和之后的政党政权均因受制于尼印《和平与友好条约》所界定的特殊关系,在外交上受到制约。所以,无论执政党或在野党提出与中国建交的倡议均受到印度的压     

周恩来与王京岐等在欧洲策划的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宣告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接纳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国民党“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成功,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外交人员的起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一些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节纷纷举行起义,加入了新中国的外交行列。如原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全体外交人员起义就是一例。     

袁世凯与德国

袁世凯在其小站练兵、入鲁主政、坐津督直、辛亥出山、帝制自为的五个时期,始终与德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而这种关系的构建及发展给予了袁世凯政治上的极大帮助,从中也可以看到袁世凯"仿德"、"防德"、"联德"及"排德"的政治、外交思想轨迹.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伐战争中的迁都之议.始于1926年8月22日在长沙召开的特别联席会议;蒋介石在1926年10月前没有提出迁都武汉的动议.而只是要求国民政府选派要员赴鄂主政,其动机除针对唐生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外,还有发展国民党党务以巩固北伐成果的考虑;中共对迁都之议的态度,既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也有自主性,直到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才改变反对的立场.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     

毛泽东三见“神秘客”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国共大决战胜负显见，国民党八百万精锐丧尽，南京政府已临大厦之将倾，内外交闲中的蒋介石被迫于1949月1月21日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梁启超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质问政府的对日妥协。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并认识到“二十一条”对中国造成的隐忧。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主张加入协约国战团,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联日疏美的外交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死我之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立足于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