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赵孟坚的水墨花卉画和其他

在两宋时代,已经广泛地流行着单纯用水墨画的各种花卉,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专画一种或几种花卉,如画墨竹、墨梅、墨兰等的画家,赵孟坚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他除了画梅、兰、竹以外,还喜欢画水仙花,画法与画兰有所不同,画兰花是一笔点划,而水仙是用双钩渲染。     

再论“五四”以来的民主和科学

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又是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它的主要旗帜、主要口号、主要武器,就是民主与科学。民主和科学对中国近代的发展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就是在     

宋元以来的黑石类文房

宋元时期流行一类用黝黑石质制作的文房器具,虽不太引人注意,但其中颇有一些精品。本文就黑石类文房的种类、产地及其得以流行的文化背景与审美风尚等作一阐述。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唐宋元时期的“史才三长”论

在刘知畿以比喻的方式提出"史才三长"论之后,无论是从理论探索上就这一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来说,还是从史学实践上直接应用这一理论来说,唐宋元时期都是"史才三长"论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但其文雄、学博、识通或称才胜、学充、识卓,"才、学固不易,而有识为尤难"的基本内涵得以确定下来,而且三长"具而用之,无不宜焉,岂唯史哉"的外延也被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而经过宋朝的推扬,"史才三长"论终成中国传统史家标准论的代名词。     

从水墨到水墨——王中才的水墨山水

绘画艺术的发展,表观在画家自身风格的寻觅与转换之中。山水画家王中才擅长表现贵州地貌特征和植被形态的设色山水,得到市场及大众审美习惯广泛认定,但画家近年却另辟蹊径,以酣畅淋漓的水墨,对贵州山水作另样的表达。这是他从设色山水创作群体游离的端倪,成为贵州山水画创作的一个新视点。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再论“齐”明刀

再论“齐”明刀周卫荣ＤＩＳＣＵＳ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ＣＯＩ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ＭＩＮＧ＂ＩＮＱＩＳＴＡＴＥＡＧＡＩＮ￥ＺｈｏｕＷｅｉｒｏ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ｅａｌｗａｙ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ｔｈｅｋｎｉｆｅｃｏｉｎｓｗｉｔｈｔｈ...     

“独走论”再评析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起因是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被篡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历史教科书,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独走”,推卸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独走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第一,关东军司令官同朝鲜军司令官、台湾军司令官一样,都是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且直接统帅的高级军官。在日本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指导下,日军扩张在华势力,制造事端。均能得到日本政府、天皇的认可。第二,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政朝野都已形成分割中国独占东北的共识。并多次作为高官政见、内阁政策、日军行动准则而实施。第三,“独走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昭和天皇不亲政,是“虚君”“和平主义”。历史事实是昭和天皇不是“虚君”而是“实君”。昭和天皇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绝不是“和平主义”。以昭和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亲自掌管指挥日本侵华部队。第四,日本战败前夕,昭和天皇与其近臣策划了为维护“国体”而将发动战争的罪责转嫁到军部身上的阴谋,编造了军部、关东军“独走论”。     

再论“史家类遗存”

在对秦安大地湾和陇县原子头等遗址"史家类遗存"的内涵、分期与年代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渭水流域"史家类遗存"的时空分布及其源流进行探讨,认为"史家类遗存"源自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是介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的文化遗存。庙底沟期文化主要源自"史家类遗存",关中地区应是仰韶文化的演化中心。     

再论“移宫”

明光宗死后 ,东林党人对政局缺乏冷静的分析 ,忽视了后宫空虚的特殊性 ,没有利用唾手可得的有利条件去尽量巩固宫府一体的机制 ,而是简单地将李选侍推出政治舞台 ,直接造成了后宫无主的局面 ,客观上促使朱由校迅速地依靠客氏、魏忠贤一伙 ,不意为宦官专权扫清了障碍。“移宫”后 ,政局出现连锁反应 ,魏党反过来借“移宫”罗织罪名 ,又“因移宫而并成挺击、红丸之罪” ,东林党人被一网打尽。本文指出东林党人政治上的失误以及明代后宫制度的弊症 ,说明极度强化的皇权最终会削弱其本身     

再论“台湾”的命名

<正> 有关台湾史地的论著,总不免提到台湾名称的演变,尤其是“台湾”一名的由来。“台湾”之名,究竟起于何时,因何取名,论者或则各说兼收,或则各有所见。至今还无统一定论。而自从30年代出现了日人币原坦的“台窝湾”之说后,1970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所编《台湾省通志·土地志疆域篇》且已采用其说,以致     

再谈宋元通宝“铁母”与“铁范铜”——兼与宋康年先生商榷

自从拙作《试论宋元通宝“铁母”与“铁范铜”》在《安徽钱币》1994年第一期争鸣论坛栏目发表后,引起不同反映,这也符合笔的初衰,希望泉界朋友共同探讨这个尚未达成共识的课题。     

从祈风石刻探宋元泉州“海丝”祈风仪典

作为全国唯一留存下来的"祈风"石刻群,它生动地再现了宋元时期泉州"海丝"的繁荣盛况。而祈风石刻反映出的祈风"仪典"自然成为"海丝"祈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论中法战争结局——从军事的角度看“乘胜即收”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清政府腐败和卖国造成的,但是中国军事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论“高昌吉利”钱

高昌地位中西交通的交汇处,其灿烂的明历史与丝绸之路西去的印度、伊朗、地中海沿线的明相互融合,更与中国汉化紧密联系而影响深远。     

再论“能原”镈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将于国庆五十周年前夕对青铜器馆进行全新陈列,为使改陈建立在严格的学术理论基础上,古器物部和本刊编辑部协作组织了一系列的青铜器专题讨论。每次选出一件或几件院藏有代表性的铜器,邀请国内外有关专家撰写论文,阐述各自的观点和见解,挖掘器物重要的文化内涵,从而提高我们对故宫铜器历史价值的认识。金文研究中,族名文字、月相辞语和越国文字号称三大难题,至今学术界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本期讨论的能原傅铭文即涉及了历来难以辨读的越国文字,曹锦炎、连劭名、王人聪三位先生分别就此各抒已见,下期将有李学勤、董楚平、王辉诸先生继续这一课题的讨论。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再论“文革”发生的原因

"文革"缘于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分歧。在解决分歧的过程中,毛泽东放弃传统的组织原则,转向依靠个人崇拜,发动人民群众而造成的一场政治动乱。     

再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本文主要从人道主义、民生和民权主义三方面论述了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缘由与主要内容,认为孙中山为了避免民主革命以后产生两极分化,断绝广大民众生计,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其社会主义既承认资本主义,保留私有财产,但主要发展公营经济,在政治上实行"全民政治"、"五权宪法",实际即为其民生、民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