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北大核心CSSCI

21世纪以来,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文明史研究在国内史学界受到关注并很快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文明史研究受到重视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量西方文明史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影响到史学工作者,甚至普通读者对文明是如何发展的认知;①二是在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下,国内相继出版了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文明史著作;②三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年将有关文明史研究的课题"西方史学史谱系中的文明史范式研究"列为重大课题招标项目,最终由北京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学者共同中标;四是习近平总书记就不同文明间如何相处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答,提出"文明交流互鉴""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与观点.学者们在阐发习总书记的文明交往观点、批判西方学者的"文明冲突"等谬论方面发表了系列文章,助推了文明研究热潮.③不过,中国学者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受西方文明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影响.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已成为中国史学界文明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图提出一些浅见供研讨.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20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于清末民初开始传入中国,是近代中国新史学引介的西方史学流派之一。1908年蔡元培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过兰普雷希特主讲的多门文明史课程;20年代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校师生对它多有介绍;30、40年代国内学界有更多的介绍及理性评价。透过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可以了解近代中国新史学与西方史学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人间与天庭——麦克尼尔与汤因比之间的学术渊源与分歧

对文明和文明史深刻而独到的认识,是麦克尼尔史学成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学理而言,麦氏与英国著名史学大师汤因比有着密切的关联,故而,就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加以梳理、辨析,不仅对认识麦氏本人史学主张和成就大有助益,亦可从一个特定角度和层面对20世纪西方史学在有关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传承、变革与发展有更为清晰的了解与把握。     

中国的文明古国时代

正人类在全新世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就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走向青铜时代,这是世界文明史的通例。但中国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当西方文明正走向青铜时代时,中国文明则顺着新石器文明的惯性,进入一个审美的玉器时代。西方文明史视野下的古代国家起源于青铜时代,而中国文明史视野下的古代国家则起源于玉器时代,这是我们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以此而有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国家观念。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北大核心CSSCI

21世纪以来,受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迅速热络起来。不仅有一批西方文明史著作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自身编写的文明史著作也纷纷出版。不过从总体来看,目前在文明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史书写范式.     

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

21世纪以来,受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影响,中国的文明史研究迅速热络起来。不仅有一批西方文明史著作被翻译出版,中国学者自身编写的文明史著作也纷纷出版。不过从总体来看,目前在文明史研究和写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的文明史书写范式.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古典史学的“现代”遗产——对古典史学与“史学现代化”问题相连接的思考

在对历史沉积下来的各种现实问题的反思中去探研域外文明,便不失古史研究的现代意义。现今,不论是在我们自身的智力操练和努力中,还是在政治、道德和教育方面的困境中,我们依然能从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中深受益处。①西方古典史学,是西方史学的发源之处,古典史学的优良特质,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史学研究“碎片化”的中西比较

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属于"碎片化"现象,其定义和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该如何看待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深化和探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碎片化"问题的中西方比较来从中找出其根源,进而才能正确看待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但另一面是,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西方文明叙事模式评议

国内近些年出版的西方文明史译著中,常见到一种"西方文明""层累"构建的历史叙事模式,它由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等西方文明历史各个阶段叠加构成。这种叙事模式论证了西方文明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一以贯之的现代性,和西方文明崛起的必然性,并通过这种历史叙事模式解决了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危机,强化了西方文明发展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等观点。本文试就这种西方文明观念生成的历史轨迹做一番考察,并剖析其叙事模式及历史意义的不断构建过程,从而揭示它是怎样扭曲历史真相,进而论证如何确立科学的文明史观。     

研究文明问题的可喜收获——读《文明论》一些感知

文明一词在我国先秦文献出现过数次,但与近代西方所说的文明并不完全同义.究竟什么是文明、如何形成发展及其前景如何等深层问题,对我这样的对文明问题既有兴趣又没有研究的人来说是茫然的.     

长江流域“原史时代”概论

自新石器时代末史前文明断裂至秦帝国建立被正式纳入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历史体系之前的这一时期,是长江流域历史或文明进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其特征与西方史学和考古界通行的"原史时代"概念吻合,因而建议将这一时期独立出来作为长江流域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原史时代",并就长江流域"原史时代"的特征、分期及其对于长江流域自身历史和人类文明进程研究的学术意义进行了阐述。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时代召唤与学理契合——西方史学东传之两翼

<正>中西史学交流,既是中国史学史书写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西方史学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是史学史研究再出发的一条新路径。单就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而言,其内容足够丰富,学界已做过大量研究。尤其是,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涉及问题众多,对此做点形而上的思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译《东方学》)一书自1978年问世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分析西方与广义上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东方主义》一书提出的"东方主义"、"他者"、"殖民话语分析"等概念和方法,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殖民史学的理论基础,在批判西方史学中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消除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反思西方史学对非西方国家历史的歪曲和误释,进而再现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期圆桌会议特约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和反思《东方主义》一书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借鉴意义,以及它在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