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北宋高邮秦氏家族世系研究——以江苏扬州发现秦咏夫妇墓志为线索

扬州发现两合石质墓志,其主人北宋秦咏及其夫人朱氏,应系北宋著名文士秦观之祖父母。秦氏祖茔江都西山,即今西湖镇蜀岗村吕庄组七仙墩一带。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对秦氏家族世系展开进一步考察,纠正秦氏家族部分成员在古代文献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名讳记载,部分成员应因避讳等原因存在更改名字的现象;还可厘清包括秦咏及孙男秦观在内的秦氏十代家族世系,以及主要成员的生平事迹。     

墓志所见唐岭南贬谪官员家族兴替与政治和社会文化之关系——以《呼延章墓志》为例

呼延家族原本是匈奴贵种,随鲜卑南迁,后逐渐趋于汉化。通过对呼延章及其先世渊源、仕宦沉浮的梳理,可为探究唐岭南贬谪官员家族的官历及与当时政治和社会文化之关系,补充弥足可贵的史料。同时,呼延章墓志也可为学界探讨唐中央政权如何治理和控制岭南,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卫泾与宋代昆山的卫氏家族

士人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士人所在家族组织的沉浮,普遍的出现在学者研究的视线之内,士人家族无疑为当时社会之重要组成体,与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息息相关。本文选择南宋文集《后乐集》作者卫泾及其家族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卫泾及其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在其家族所在地有较强的实力和知名度,对其活动的记载也较多;上层党派政争对其家族沉浮影响不大,其家族发展较为成功;其数代家族成员的兴衰沉浮,使我们有可能对于南宋昆山乃至苏州的士人家族之沉浮研究有所填补。     

景观与地方认同的建构——以桐城龙眠山为例

自然景观可以经由人的活动变为文化空间,反过来对地域社会产生影响。桐城县北郊的龙眠山凭借李公麟等乡贤的文化赋值和优美的自然风景,成为桐城的重要“景观”,对桐城的日常生活和家族发展影响深远。随着地域社会的发展,“龙眠”这一文化意象融入士人的身份意识和地方文献的编纂中,成为构建地方认同的工具。通过考察明清时期桐城士人围绕龙眠山进行的日常活动和历史书写,探究自然景观进入社会生活的途径、景观在构建地方认同中的作用以及景观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     

晚唐翰林医官家族的社会生活与知识传递——兼谈墓志对翰林世医的书写

本文根据唐代晚期翰林臀官世家段氏家族的四方墓志,讨论了其家族历史、男性成员的医官生涯、医学知识的传递、家庭内部的情感关系、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问题。并尝试通过对墓志书写的细致解读,展现与传世文献记载中翰林医官不同的“形象”,展开唐代晚期翰林医官日常生活的历史。     

东晋《刘媚子墓志》与涅阳刘氏的南渡

<正>1998年,南京象山M9出土了东晋王建之和刘媚子夫妇墓志。经学者考证,刘媚子可能为东晋道教重要人物南岳魏夫人之孙。结合南京象山墓地其他墓志材料考证,刘媚子出身高门,很可能属于涅阳刘氏。这支刘氏于汉末迁至洛阳,西晋时显达,后随晋室南迁。此外,刘氏还有一部分家族成员一直生活在涅阳,永嘉之后南下江陵,成为江陵武昌一带的望族。涅阳刘氏的经历展示了家族的不同分支在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以及移民浪潮下的发展脉络。     

漳县元代汪氏家族族属之浅见

漳县元代汪氏家族墓地是目前国内罕见的元代墓葬群,现在已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墓葬之多,墓室结构之特殊,及出土的元代文物之多,国内实属鲜有。从元代汪世显开始的“三王十国公”及众多的达官显贵均葬于此,原有墓葬120余座。葬有200余人（含合葬墓和明代初期重要汪氏成员的墓葬）。     

北宋进士的交游圈对其家族通婚地域的影响

北宋士人在进士及第之后,交游圈逐渐扩大,先有进士同年,后又有意气相投的同僚及文化旨趣相近的文友、诗友等,由此形成多个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交游圈。交游圈的扩大促进了他们人际交往范围的拓展,使他们及其家族成员在通婚对象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其通婚地域自然也就脱离了本乡本土,发展到全国各地。不过,由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社会风俗与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仍然注重由近及远的原则。     

南宋安丙家族墓地的发掘及意义

本文记述了四川华蓥市东郊南宋安丙家族墓地的发现、发掘过程,指出它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墓主身份最高、墓区规模最宏敞、墓室雕刻最精美的南宋古墓群;所出土安丙墓志、“嘉定元宝”“折十”铜钱、宋三彩陶俑及其墓室建筑、石刻等均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价值及很高艺术价值,为南宋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古时期河西晋昌唐氏家族的迁徙与蜕变——兼谈新出土唐代《唐履信墓志》

晋昌唐氏为中古时期的豪门大族,崛起于十六国时期,并以河西晋昌作为自己的郡望,发展成为地方大族。后北魏陆续消灭河西等地的割据政权,晋昌唐氏家族逐渐转入北魏的统治中心晋阳等地,成为北方豪门。隋末李渊起事于太原,晋昌唐氏的代表人物——“唐俭”为唐朝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使得晋昌唐氏从地方豪门转变为唐王朝的新贵。本文以《唐履信墓志》为纽带,对于晋昌唐氏家族的崛起、迁转、壮大等过程进行详细的考述。     

“岭南大首领”陈承亲考

隋朝至唐朝中叶,西江中游地域江南江北几乎同时出现两个权势显赫的陈氏家族,即江南罗定的陈集原家族,江北德庆的陈承亲家族。“江南陈”因有号称“岭南第一唐刻”的《龙龛道场铭并序》引起学者广泛注意而广为人知;“江北陈”虽然权势比“江南陈”更为显赫,却因缺乏史料而寂寂无闻。直到近年出土陈承亲墓志碑后,“江北陈”的神秘面纱才得以揭开。但墓志碑全文未见公开发表,故“江北陈”仍鲜为人知。     

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从徽商家族发展变迁的视角看,于明崇祯十年(1637)创立了著名的汉口叶开泰药店的叶氏家族,先后经历了从徽州迁居江苏溧水、再从江苏溧水迁居湖北汉阳的两次重要迁徙,其根本目的是以家族的地域流动来推动家族商业发展。叶氏家族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叶开泰药店的商业利润作为养家和提升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资本。叶氏家族通过对“徽州人”身份和“商人”身份的自我超越,不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其从休宁淄溪一个普通的徽商家族蜕变为驰骋于政商两界的汉口著名世家。叶开泰叶氏家族的发展史,开创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新模式,为我们跳出商帮史的视角,超越地域和职业,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     

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的关系及其演变

由于嬴秦贵族多采用直肢葬,平民多采用屈肢葬,有关学者多以为秦人葬式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收集分析秦人葬式资料发现,这种象征意义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战国早、中期后,随着小型秦墓中直肢葬的增加,秦人葬式中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这一变化应是内、外因同时发生作用的结果。外因是外来移民的大批涌入,将平民直肢葬风俗带入关中秦地,内因则是秦国实行的变法革新,变法削弱了旧传统势力的影响,使得平民直肢葬有了存在空间。     

拊葬墓与古代家庭

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中,其成员死后的埋葬方式直接与家庭、家族和宗族相联系。“袝葬”现象揭示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拊葬墓是以一人为主,其他人从属,多人共用一墓的墓葬。考古学研究中墓室的多少常常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联系在一起。但袝葬现象直接表现在墓葬形制特征上,是墓葬类型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袝葬需要出现的多室墓并非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不能作为判别墓葬等级的标准。汉代的袝葬墓一般不改变流行的墓葬形制,而是改变某些空间的功能,西晋以后袝葬墓影响到墓葬形制的改变。拊葬墓的流行,是因为社会组织中血缘关系密切的家庭的地位增强,土地所有制、生产经营和财产关系发生了变化。     

唐代书家兰陵萧氏家族碑志集证——以萧诚昆仲为中心

兰陵萧氏家族齐梁房传至盛唐萧诚、萧谅、萧、萧让一代较为显达,且以书法闻名于世。萧氏兄弟在世时就得到"诚真谅草"的赞誉,萧诚又被窦蒙誉为开元时代薛褚书体之最,宋代米芾、清代叶昌炽也是极口赞誉。萧氏昆仲虽有工书之名,而萧氏家族却不以"文章末艺,翰墨小能"为重,志在立功立言,故能正色立朝,不惧奸佞,武能绥边,文可著述。他们因应时代变化,改门荫出身为科举及第,交结盛唐时代重臣,成为张说文学团体的成员,充分利用法书艺能,上达天听,以求取进身之阶。萧诚、萧谅昆仲的书迹传世不多,而新出土的墓志则为我们重新认识萧氏的书法成就提供了崭新资料。作者结合萧氏家族的经历,并将传世碑刻和新出墓志的书迹互相关联,重新描绘盛唐书法历史的图景。     

苏轼乳母任采莲墓志铭所反映的历史变化

墓志铭的“笔法”和“内容”都可反映历史的变化。苏轼乳母任氏墓志铭的笔法,反映了宋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展——古文运动。它的内容,既反映了唐宋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转变——士人家族由封闭而开放,也反映了苏轼个人历史的一个转折——他经历乌台诗案这场文字冤狱后,人生观倾向释老。墓志即是一种文体(genre),学人应像研究唐诗宋词一样,先了解作者和他们的时代背景。     

满族石姓家族壬辰龙年办谱烧香活动的观察与思考

本文在呈现满族石娃家族萨满信仰历史变迁与现实图景的基础上,通过对该家族壬辰龙年办谱烧香活动的田野考察,指出家族成员运用“公开叙述”和“隐蔽叙述”两种逻辑对家族萨满文化进行表述,同时分析此表述策略在石姓家族成员日常生活中的当下意义.     

《魏故城阳宣王(拓跋忠)墓志》考

本文据《魏书》、《北史》的相关史料及以往在大同城东出土的北魏常山王家族成员墓志,对新见北魏《城阳宣王墓志》"讳忠字仙德"之墓主人的拓跋宗室姓氏、在朝官爵声望及其祖辈的历史功绩作了较为详尽的考释。于志文可资证史者,如其祖其父的官爵、墓主本人的履历和结衔、"养疾于高柳"、"薨于外第"后皇帝的格外眷顾等,逐条加以考述。于志文可资补史者,如拓跋忠的卒岁享年及以此推知的生年卒地,拓跋忠妻司马妙玉的出身及拓跋宗室与南来司马氏的联姻,25年后司马氏北归代都平城祔葬的特例及其夫重葬的情况,拓跋忠"白登阳阿"葬地的确切位置以及此地时属京畿永固县的珍贵史料等,尤其予以关注。本文还将《拓跋忠墓志》的形制及书法与同期诸多墓志进行比对,指出:志作碑形志石为平城特有,而其书风则属于魏碑北邙体中以方笔为主的一类,既未脱尽北魏早期即平城时期铭刻书的遗风,又初具魏楷铭刻体的基本特征,堪称魏碑书迹的上乘之作。     

干宝故居及墓地考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第一位小说家干宝南迁后的客居地说法不一,如清代学者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搜神记》中这样写道：“《搜神记》二十卷,旧题晋干宝撰。宝,字令升,新蔡人,徙嘉兴,召为著作郎。”而在清宋慈抱著、项士元审订的《两浙著述考·搜神记二十卷》注：“[晋]嘉兴干宝撰。”在明嘉靖《海盐县志》卷三则云：“《一统志》,干宝新蔡徙嘉兴。又,宝父莹墓在海盐,则徙实自莹始,而宝固海盐人也。《五行记》：宝,海盐人。”1997年新编的《嘉兴市志·人物传记》干宝条下云“干宝（？-336）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幼随父莹南迁,定居海盐”。[第一段]     

《宋史·李涛传》载“郇王十一世孙”考辨——以两《唐书》墓志对比为中心

<正>李涛为唐朝皇族之后，一生仕宦历经五代宋初：后汉拜相、后周封莒国公、宋初拜兵部尚书。其子孙多入仕于宋，为当时显赫的仕宦家族。关于其祖先，《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¹中均无载，《宋史·李涛传》²记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一世孙”。³由于唐朝皇族后裔的身份对李涛家族入仕发展增益颇多，故其后世子孙在墓志中也提及其为唐朝宗室之后的身份以显尊荣。⁴目前，学界在对李涛五世孙、六世孙的研究中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