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花与市花评选活动

一世界各国皆有国花,且多选定本国独有或盛产之花:日本盛产樱花,以樱花为国花;自称为“太阳的子孙”的秘鲁,以遍布本国的太阳花(即向日葵)为国花;英国以本国花种最多的蔷薇为国花,以寓“和平与友爱”;法国以百合花(也称鸢尾花)为国花,以象征民族纯洁、庄严和光明磊落;“橄榄之邦”的希腊以橄榄为国花,象征和平和智慧等等。国花,表达人民的情感,寄托民族的理想,象征民族的特性,表扬国家之荣誉,显示政治之进化。辛亥革命前,中国尚无法定国花,相传唐代曾以牡丹为国花。辛亥革命后,有人建议以牡丹“为吾国国花”。南社诗人、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辑…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协办的“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百余人,提交学术论文70篇。现就本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一、近代文化与社会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它的发展变化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国际环境都紧密相联。研究中国近代文化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的考察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考察了清末以来的文化转型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论述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政治觉醒带动文化趋新…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基督教自18至19世纪期间,由于欧美教会出现过两次宗教觉醒之复兴运动,此乃受耶稣被钉十字架逝世后,使徒起而将"福音普传"世界使命之影响,相继组织差会(Missionary Society),差派传教士至亚、非洲等地普传教义。较著的差会,如英国之伦敦传道会、圣公会;欧陆信义宗的三巴会——巴色、巴冕、巴陵;美国的浸信会、长老会、美以美会、美部会等。而中国即为上述欧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协办的“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与会学者94人,分别来自全国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出版单位,提交学术论文70余篇。著名学者金冲及、李文海、胡绳武、龚书     

清政府与近代中国教案

晚清政府对教案的预防和处理与清政府外交密切相关。清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来预防教案和由教案引起的中外争端,但效果不大,此后,清政府又制定了处理教案的政策。清政府制定和实行的教案政策既有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一面,又有一定合理性。     

武汉与近代中国

武汉,自近代以来就以其集中的政治活动、频繁的经贸往来和广泛的文化交流,卓立为华中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艾儒略与中国近代教育

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汽车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

汽车自清季进入中国之后,在1920年代后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改善了城市的交通,加强了人口的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次,随着道路的兴修,汽车的行驶,市区范围得以向周边扩展,城市性能得以提升,城市化程度得以加强。再次,1930年代后,随着铁路不及的西北、西南地区汽车路线的开通,沿海城市的现代文明得以更快进入,社会风气遂逐渐开通。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奠立的基础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和介绍,同时还密切关注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并广为宣传和大力扶持,为考古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代法制与中国社会转型

近代意义的社会转型当指从东方农业文明的形态向西方工商文明形态转变的过程。在西方国家,工商文明的人际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它依赖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和保障。西方是如此,以西方工商文明为范式步入社会转型过程的近代中国亦当大致如此。     

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

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如果转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     

由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彷徨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为谋求中华民族之富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努力中隐伏着焦虑,交织着彷徨。此种复杂心境,在近代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明显。梁启超更是其中的典型。其于中国之将强与未强这一问题的困惑,始终萦绕在他的政治探索当中。本文将通过对梁启超政治思想流变的考察,以斑窥豹,从而映射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焦虑与彷徨。     

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

官利制度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中独具特色的分配方式。它与西方股份制企业制度引进中国相伴而生,是经过变革而又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经济制度。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环境条件、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高利贷性质和中国悠久的商事习惯,是导致其产生和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其本身利弊共生,但却适应当时的社会。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事物,给后人认识近代中国国情提供了极好的途径。     

农民离村与近代中国社会

在近代中国,随着农村经济的衰落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农民离村问题日益严重。农民离村的根源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对农村自然经济的打击、封建统治对农民的榨取以及天灾人祸对农民的侵害。农民离村冲击了农村经济,给城市造成了巨大压力．并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农民离村对近代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叱咤风云、家喻户晓的近代名人物,他们的名字是与戊戌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两人曾经生活在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对近代历史的演变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为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中,音乐启蒙教育也成为他们思想主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23日至24日,第二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80余名国内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者参加了会议,围绕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学术范式和话语,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西学与近代中国文化,国家、社会与文化变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北部湾与中国近代海界问题

本根据历史事实对北部湾问题及中国近代海界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观点。认为在历史上海界的概念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由自然洋流不同流向划分出的不同海域,自然洋流不具有主权意义;由岛屿、沙洲群划分出的海域,作为界限的岛屿、沙洲群也不具有主权意义;由军事防区划分出的不同海域,其界限都以岛屿群、沙洲群为识别标志。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清末民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医生主要的活动之一就是推动麻风院的成立。这个运动始于 1 880年代 ,进入民国时期后更为积极。中国的社会精英亦投入此运动中。对西洋人而言 ,细菌论、热带医学的兴起、传教的需要都是建立麻风院的主要考虑。中国精英则认为铲除代表中国民族落后与政府无能的麻风是当务之急。两者均认为将麻风病人与社会隔离是达到消灭麻风的主要方法 ,而传统中国社会对此疾病是无知与冷漠的。事实上中国东南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即普遍建立了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 ,这个传统一直至清末从末中断。这个传统的被忽视反映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