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士绅阶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绅士论、乡绅论到地方精英论、士绅论的历程。中外学者在士绅的构成与分层、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型、士绅与近代社会转型、区域士绅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成果等方面,不仅回答和阐释了近代士绅阶层的相关问题,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亦有不小的贡献。然以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论之,近代士绅研究领域仍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可以拓展。     

照明方式的变革与中国传统昼夜时间生活的近代转型——以晚清温州煤油灯的普及为例

近代以来的百多年间,中国城乡照明技术迅速从灯烛时代迈入煤油灯时代,继而又跨入电气时代。如果以煤油灯在晚清温州的传入、推广与普及为微观例证,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中国照明技术的革命不断加速的历史进程,也可以从中管窥近代中国城市与乡村在接受西方工业文明与生活方式洗礼时的多重消息。     

近代中国士绅地位变化初探

士绅作为一个阶层以及因此而来的士绅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既是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也是传统在近代的捍卫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士绅地位跌宕起伏,但总体上来说是逐步呈衰弱之势,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其地位衰弱的原因颇多,一方面国外势力的进入致使中国财产的大量外流,而这负担直接加之于农民身上,致使传统士绅因不能履行保护农民固有的职责逐渐被农民所抛弃而趋于衰弱。一方面近代化的深入使深具传统特征的士绅不得不由中心地位走向边缘化,最后消失于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国士绅地位的逐步丧失,中国广大农村也越来越贫、糟、乱。这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前的现状,它为中共打入农村内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晚清官僚士绅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启动近代化。近代化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其中的灵魂便是思想的近代化。近代中国思想近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和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晚清的官僚士绅发挥了重要作用。     

女性与近代福建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后,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近代文明的进入,女性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她们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和变革,为改变社会面貌和自身地位而不懈努力,在社会习俗的演变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经过近代福建广大妇女的努力和斗争,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与提高,妇女运动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重大影响。在福建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女性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太原乡绅阶层——以刘大鹏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本文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考察近代社会转型期太原乡绅阶层角色、职能与地位的嬗变。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的乡绅阶层,其角色和在地方社会中的职能也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体现着新旧交织的特点;其地位并未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彻底衰落,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并未被完全触动。     

城市化与社会生活——“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期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以城市化与近代社会生活变迁为主题,就近代城市发展、阶层群体、娱乐生活、城市舆论与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此次会议显示了目前学界在拓展领域、开阔视角、发掘史料等方面有着新的进展。     

近代华北乡村市场中的包税制——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作为买卖双方的中介机构,牙行在乡村市场自古有之,而到了近代,政府为满足自身攫取资源的需要,采用了包税制度,这种制度与乡村市场传统的抽用体系产生矛盾,使得维持村庄组织运行与乡地制度的基本保障与必要成本从根基上造成破坏,引发了乡村社会的多重危机。     

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

清朝统治者在实践中确认了“教化为本”的统治原则,且逐渐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乡村社会教化体系。清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二元同构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和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同构而成。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乡村教化体系的变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其二是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官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不同,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晚清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这首先表现在教化组织形式属性的多元化上。其次还表现为教化主体的多元化。而且,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嬗变的历史趋向,是以王朝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失控为标志的。清王朝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社会教化主体的控制,使得乡村社会的教化呈现出一种空前的失范状态。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与晚清政府走向灭亡时各项制度的衰落变迁同步进行着,并在相互之间产生着互动,共同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全部内容。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的区域优势,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勃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乡村社会流动。江南也为废科举之于乡村社会影响的一般表述提供了另类叙事空间。     

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

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贺跃夫近年来,晚清都市中的社会团体及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大陆研究晚清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产生的学者,多将城市绅商社团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成长发展的标志①;而西方以“公民社会”理论来探讨中...     

乡绅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控制——以东北地区旧志为研究视角

近代东北地区,乡绅作为乡村“地方精英”,活跃于官与私、中央与地方之间,控制了乡村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科举制度废除后,乡绅阶层逐渐走向没落,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退出历史舞台。     

军事化与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势力的变异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区域性军事力量(晚清督抚势力、湘淮军、民国军阀)迅速崛起,成为影响近代政治走势的重大因素,同时造成了民间势力的异化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近代豫西南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民间势力迅速“匪化”。一方面,与官府联系紧密的地方精英在编练团练、防匪自卫的过程中逐渐掌控地方武装,民间军事化尤其是绅权“武化”的色彩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普通乡绅在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为了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开始与地主豪强甚至匪股联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剧了豫西南民间势力的“土匪化”进程。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本书在充分借鉴和反思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丰富和扎实的史料,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深入、细致地揭示了中国救荒事业近代化的复杂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中国近代救荒史的研究。本书以开阔的视野,把义赈活动置于晚清社会变动关系,     

1886-1894年间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上海格致书院格致类课艺分析

1886-1894年间的格致书院课艺是晚清杰出知识分子学术活动的典范.其中格致类课艺反映了西方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本文就格致类课艺的参与人、具体科学内容和"中西格致异同"讨论三项内容进行分析,揭示出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晚清学者掌握部分科学内容;他们对近代科学规范(对象、方法与体系)已有深刻认识,并由此发生智力兴趣转移.其智力兴趣由庞杂的博物学转向分科化、系统化的近代科学,为中国近代科学家的分化奠定了基础.     

略论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清中叶以来,广东人口急剧增加,乡村乞丐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外来恶丐的强乞、勒索、吓诈、盗窃等现象日益严重,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农业生产。对此,清代广东地方政府与乡民甚至联合起来颁布了有关管理乞丐的告示或乡规。其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对乞丐行为的管治;二对基层组织的督促;三对当地人的约束。其中,乡村保甲、乡约是管理乞丐的主要力量,地方士绅是推动乡村乞丐管理的重要力量。     

近代上海小报中上海市民的人格特征分析

晚清民国以来,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移民的大量涌入,近代上海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在现代化大都市生活方式的磨练下,上海市民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市民人格呈现多样性特征,这种人格的多元化发展是同城市的环境密切相关的.     

新绛近代手工业发展分析

关于晚清民初近代化过程中的手工业发展问题,一直以来是国内经济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处在京津——陕甘商路中间地带的晋南工商业中心绛州是近代以来工商业发展很具代表性的一个区域。本文拟对近代绛州(新绛)(1)社会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作一考察,以期能够对该时段该区域手工业的发展原因与特点作出一个合理解释。     

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

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王先明清王朝在实行政治统治的过程中,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以及对士绅阶层的控制,始终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史课题。由于士绅阶层的独特社会地位及其文化角色在基层社会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这一阶层常常超越清王朝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的制...     

西学东渐与近代农村社会变化

西方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近代中国农民对西学的接收与否是根据自身需求而定,既有满足其解脱苦难的心理一面,又有维护传统化对西学强烈抵制的一面。在西学深入农村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社会生活也逐渐向近代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