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幕发掘简报

1959年在昭乌达盟宁城县发掘辽中京城址时,曾协助宁城县开展文物普查工作。根据普查材料得知,必斯营子乡小刘仗子村附近曾发现过许多辽墓,出土各种有契丹特色的文物。我们于10月先后两次前往发掘,其目的在于:为进一步研究辽中京城内文化遣物提出一批可靠的比较材料,系统地整理研究辽代墓葬制度,以及培养一批初步熟悉钻探发掘古墓的技术人材。     

契丹文铭陶壶考释

<正> 1990年6月,河北省文物普查时,征集到丰宁县大阁镇南瓦窑一座辽代墓葬中出土的刻契丹文铭陶壶两件。两壶形制、大小接近,铭文的内容也有一部分是雷同的,每     

辽墓壁画人物服饰探析——以大同地区发掘墓葬为例

从上世纪以来,大同地区发掘了多座辽代壁画墓,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文物,还有风格多样的精美壁画,展现了辽代大同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本文从发掘墓葬壁画人物的服饰出发,以服装形制、材质及颜色等方面,探索蕴含其内的文化意义,从而展现了契丹统治下的大同地区的人文生活,体现了契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清理简报

<正>2009年10月,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文物普查队在富河镇富河沟村哈拉海场屯北沟发现被盗墓葬。巴林左旗文体局组织辽上京博物馆专业人员进行勘察,共发现被盗墓葬3座(M1~M3),清理了1座墓葬(M1),并成功揭取了墓中仅存的5幅壁画,壁画修复后藏于辽上京博物馆。     

辽宁法库叶茂台北山3号辽墓发掘简报

2017年9月,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镇施工过程中发现的一座辽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为石筑八角形单室墓,墓道已遭破坏,石板砌筑的墓门、墓室保存完好;墓室后半部贴筑梯形石棺床,石板叠涩券顶,结构完整;室内葬人骨1具,已位移至棺床下;在墓室前部及棺床上的淤积土中出土白釉花口盏、黄釉瓷盘、绿釉执壶等。初步判断墓葬年代为辽中期之后至道宗初年。墓葬未遭盗掘,整体结构较为完整,出土器物精美,对于研究法库叶茂台辽墓群的分布范围、契丹贵族墓葬形制、辽代陶瓷器等具有重要价值。     

近30年国内辽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辽代城市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希望有益于辽代城市研究的深入。 一 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第二次文物普查活动的推动下,考古学界开始对辽代城址进行踏查,其后陆续发表了80余篇考证性文章,为我们了解辽代城市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为推动辽史研究,学术界还于1982年和1984年分别成立了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和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协会（以下简称“两会”）,并于1986年、1988年联合在阜新召开了“契丹史学术讨论会”,对辽代城市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辽宁北镇辽代耶律弘义墓发掘简报

2015年秋,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小河北村民组西北有古墓葬被盗。2017～2018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镇市文物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被盗墓葬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共清理墓葬5座。其中,M3为砖室墓,出土有瓷器、金属器、玛瑙玉石器等,另有墓志一合。墓志铭文记载墓主人为辽代皇族耶律隆裕次孙、耶律宗熙次子——乌独剌(契丹名)。铭文虽未直书耶律弘义,但根据《永清公主墓志》《耶律弘礼墓志》等记载断定,乌独剌即耶律弘义。另外,墓志铭文记载,墓主人葬于辽显陵,为进一步研究医巫闾山辽代帝陵提供了重要线索。     

嫩江流域唐代文化遗存辨识——以大庆沙家窑辽墓为出发点

在梳理呼伦贝尔地区、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唐代室韦墓葬遗存和通辽地区(原为哲里木盟)唐代早期契丹墓葬遗存的考古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比研究,识别出大庆沙家窑辽代墓葬属于唐代文化遗存,认识到该墓葬由室韦、契丹和黑水靺鞨三大民族因素构成。     

黑龙江省西部的辽代墓葬

历史上的黑龙江西部地区曾为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辽朝在此建立过泰州等行政设置。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对于这一地区的辽代遗存,除了资料性的报导以外,鲜有系统论述者。本文在对这一地区的辽代墓葬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的身份及族属等相关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指出这批辽代墓葬分别属于契丹人、汉人以及有可能作为室韦等北方部族的遗存。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辽代文物

契丹人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其建立的契丹王朝（后改名辽）长达二百多年。辽代文物的内涵非常丰富,其既有草原文化的特色,又受中原地区唐宋文化的影响。本文所述的辽代文物对研究辽代历史、文化以及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和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     

内蒙古赤峰地区辽代中小城镇的发现与研究

一 曾经作为契丹腹地、潢水土河流域的今赤峰地区,在辽建国后营建了上京临潢府和中京大定府。围绕着这两座大都市,在辽地广袤的草原上,一时间中小城镇、州军县城如雨后春笋,星罗棋布,拔地而起,给古老的辽国草原带来勃勃生机,在契丹民族和社会发展史上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近几年在文物普查中,发现并复查了一批中小城址,为辽代城镇建设及城镇经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为辽国行政建置和州城探考提供了新的线索。     

吐尔基山辽墓墓主人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2003年3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大吐尔基山东南麓的山坡上发掘了一座辽代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属器、木器、漆器、马具、玻璃器和丝织品等①,由于该墓葬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北方契丹族政权辽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服饰、艺术以及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在2004年被评选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鉴于吐尔基山辽墓的重要性,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其中墓主人的骨骼标本委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进行包括人种学、古代DNA、食谱分析以及三维人…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墓清理简报

1989年3月,在文物普查中,文物考古工作者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扎嘎斯台苏木的温多尔敖瑞山,发现了一处辽代墓地。1991年6月,该墓地部分墓葬遭到破坏。接到报告后,赤峰市博物馆和阿旗文管所联合到墓地进行调查处理,并发现一座墓室已暴露于地表的早期被盗墓,为使墓葬免遭再次破坏,我们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内蒙古开鲁县辽墓发现的墨书题记与辽之龙化州

201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了开鲁县金宝屯一号辽墓,在甬道内发现了用汉字和契丹大字书写的墨书题记。通过对墨书题记的初步研究,确定一号墓主人为《辽史》中记载的耶律蒲古。题记中提到了"葬扵龙化州西",为我们探寻"龙化州"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佐证。根据金宝屯一号墓葬墨书题记、福巨古城的调查钻探成果、新发现的两处佛寺遗址并结合文献资料,推测通辽市科尔沁区的福巨古城即辽代的龙化州。     

新疆尉犁县因半古墓调查

1989年10月初,新疆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巴州队在该州尉犁县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据县城东约150公里的因半一片墓葬被盗掘。普查队员把被盗墓葬依次编号,按墓号收集了散弃在墓室内外的文物,并对个别被破坏的墓葬进行清理,现将墓地调查情况,被盗掘墓葬的清理以及采集到的文物报告如下: 一墓地自然地理环境墓地位于库鲁克塔格山南麓,距兴地山南的下口处约7公里。在已干涸的孔雀河河     

辽代契丹族墓葬壁面装饰分期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了契丹政权,后改国号为辽。在辽朝管辖境内的居民,有作为主体的契丹族,还有汉族、渤海、回鹘、奚、女真等民族。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不朽的文化,尤其是最初以狩猎、畜牧为主要经济的契丹族,在与汉人的交往和杂居中,学习了许多先进经验,不断丰富、发展和壮大自己,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中原王朝封建史家所谓以汉族为主体的正统观念作祟,对少数民族历史记载不多,且多加歪曲。更因为辽朝统治者书禁极严,流传文献较少,以及元代所修《辽史》时间仓促,疏漏谬误甚多,致使研究辽代历史,尤其是契丹族史倍感资料困乏。因此,考古资料便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之一。而墓葬壁面装饰,即墓壁、棺壁等各部位的绘画、雕刻、仿木结构建筑等,是其它资料不可比拟的最形象、最确切、最真实的资料。故笔者选择了建国以来发现的辽代契丹族重要壁面装饰墓葬进行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就13座墓葬的族属及分期问题进行探讨。     

《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展》陈列设计构思

《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展》集中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内蒙古地区辽代考古的重大发现。本文总结了该展览的主创人员在确定选题、构筑陈列内容体系及诠释文物等方面的思考与体会。     

辽宁省调兵山市城子村两座辽墓清理

辽宁省调兵山市先后发现两座辽墓,获得浮雕四神图像及契丹武士持剑图像的石棺一具,以及铁器、陶器、瓷器等文物标本。石棺等文物的发现,为调兵山辽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辽代墓葬阶梯墓道初探

在辽代大中型墓葬中,多流行使用阶梯式墓道,较隋唐以来中原王朝大型墓葬中所使用的斜坡多天井墓道,有了较大的创新和发展,成为契丹政权统治阶层墓葬的一个突出特点.墓道是墓葬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比分析较发现,辽代阶梯墓道具有形制、年代以及地域上的差异,通过对辽代阶梯墓道的考古学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辽代高等级墓葬在类型、演变、分布、源流等问题.以往学界对辽代阶梯墓道的专门性研究较少,本文拟在较为全面收集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对辽代阶梯墓道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契丹火葬墓探析

火葬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人的葬俗之一,从辽建国前到辽代晚期均有发现,集中于辽建国前及辽代早期,受契丹人生计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的影响而出现,是其丧葬观念和墓葬制度的表现之一。作为贯穿辽朝始终的丧葬形式,火葬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通过全面梳理考古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对契丹火葬墓的缘起、分组、式微及背后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