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为何不买国民党的账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

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建校,经费完全由江苏省截留的"国税"承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进行重新划分,直接影响中央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各方围绕该校经费的来源和数额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博弈。直到1932年8月,中央大学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学校完成教育经费层面上的"再国立化"。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的演变,透视出近代中国大学"国立"的政治经济蕴含,以及国民党治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框架中,政治与学术的复杂关系。     

穆光政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政局变动

1931年12月18日,太原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在请愿抗日时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纠察队枪击身亡.这一事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请愿抗日的背景下,要求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与省党部、省政府执行禁止学生南下的命令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最终爆发了流血冲突.该事件的另一个语境是中原大战后蒋、阎关系的进一步发酵与转变.阎锡山以此为契机将代表中央的省党部驱逐出晋,失去省党部支持的各县国民党党部几乎全线崩溃.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山西的竞争颇能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权力结构中党政关系的复杂性.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来龙去脉

正1924年至1949年间,国民党为了对违纪党员进行惩戒,从中央到地方县市一级设立了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监察委员会。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机构缺乏清晰认识,如其设置缘起、内部结构以及人事更替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梳理一下这个话题。一、"师俄"的产物要探究中央监委会的由来,首先得了解国民党自身的演变历史。若自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算起,国民党可谓是一个百年老     

从发动到管控:地方党政与杭州劳资纠纷(1926—1935)

1926—1935年,杭州劳资纠纷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模式。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尤其在杭州总工会成立后,国共两党在"扶助农工"这一共同理念指引下,积极发动工人罢工,向资本家要权利,劳资纠纷迭出,罢工形成高潮;"四一二"后国民党掌控浙江,总工会被改组为工会统一委员会,劳资纠纷开始从发动到党政管控的模式转向; 1928年开始,国民党当局逐渐制定各种法规,将包括工会在内的组织以人民团体形式纳入法治管理框架之下,杭州劳资纠纷趋于平缓。三个阶段,杭州劳资纠纷的发生与解决均未能超出地方党政力量所设定的框架,且呈现由政治意图回归经济诉求之特征,体现了杭州地方党政较之社会层面的强大优势,并使劳资纠纷独具地方属性。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

19291931年,蒋张在东北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问题上的争斗,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双方的争斗是在统一与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政治权力上的分配与争夺。其影响是相互的和多方面的。     

1928 年浙江省党政纠纷的缘起与收场

正自国民党1924年效法俄共组织模式改组到1949年丢失大陆政权,国民党的地方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过程。总的说来,1924年至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地方层级,国民党的地位要高于同级政府,至少不分伯仲。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影响大为下降,不仅不能与之抗衡,反而成为同级政府的附庸。1928年,浙江发生的这次党政纠纷,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秦汉太尉职能的演变

秦统一六国后,创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统治机构,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继承秦制,汉朝的官制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三公中"太尉"一职职能特殊,从秦到汉,其职能的演变有助于后人对秦汉官制的进一步研究。     

从法治到党治:孙中山的思想转变

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中国先进知识精英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现代法治即民主法治(rule of law)的中国。孙中山是当时最具现代意识的革命领袖和思想家,是这种民主法治的最早追求者。但是,在民国初年的特定环境中,他由这种法治的追求者变为苏俄式的党治的倡导者。国民党掌控中央政权后,他的后继者将这种党治诠释成"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的集权党治。     

竞争—合作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

基于文本的、静态的集权—分权视角已经难以准确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对集权—分权视角的超越,竞争—合作视角更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运作及其后果。竞争—合作视角的分析框架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央与地方各自的利益诉求、中央与地方可调动的资源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实际博弈状况及其后果。从竞争—合作视角观察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集权框架基本不变条件下的地方分权,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呈现出了高度的竞争状态,但集权框架又使这种竞争又不至于发展到恶性的程度,而又使得中国的发展活力和社会自主性从这种竞争中得到了保障。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日军侵粤前夕的广东军政关系

两广"六一事变"后,国民政府恢复了对广东的实际统治。鉴于陈济棠对抗中央的教训,为切实掌控广东,蒋介石在广东实行军政分治,国民党各派势力借机强势介入粤局。而地方实力派余汉谋视广东为禁脔,不容其他势力染指,由此他与政学系吴铁城、CC系曾养甫暗斗不断,军政对立愈演愈烈,并在日军侵粤前夕达到高峰。而引发军政对立的一大触发点,即是与地方行政有关的人事任免以及地方武装的归属问题。战前持续不断的军政对立,影响军政效能,不可避免地对广东对日备战工作产生一定干扰。这一阶段广东军政关系演变的状况,表明军政分治的做法并不适合移植于广东,而蒋介石有意维持此一格局,实折射出蒋利用军政矛盾控制广东的复杂意图。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演变探析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深受政治、军事环境影响。最初受我强敌弱和老区经验影响,实行彻底土改,取得一些成效。但随着后来敌强我弱,对形势估量不够和其他主观错误,没有及时转变政策,造成"急性土改",给干部群众造成很大损失。认识到错误后,在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下又实施分地区分阶段有步骤的土改政策。最后根据中央指示重点实施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土改政策演变过程是一个政策日趋符合实际的过程,体现着土改与军事、干部、群众等工作的互动,充满着中央和地方的思考交流,展示着毛泽东的从谏善断、邓小平的求实思考。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非常典型,为全国其他新区的土改提供了重要借鉴。     

国民参政会上演的"多党合作"和"协商议政"

民国时期,国民党召集、成立了国民参政会,无论是从促进团结,还是从发扬民主的角度来看,因有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参与,的确起到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党的操纵,其所实行的"多党合作"与"协商议政",更像是在演戏.……     

浅析国共党内合作和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时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统一战线中,由于国民党组织规模大,历史经验丰富,掌控着党政财军大权,从各方面对中共加以防范与压制,中共很难改变劣势地位并得到较大发展。两党政治上不能兼容,组织上重重矛盾,加之中共秘密活动及在力量不足时提出争夺领导权等口号,加剧了两党斗争,终于无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镇压。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的就地正法之制

正清代"就地正法"本意为"于所在地执行死刑",是指地方督抚等官员无需皇帝批准,即可对特定案件人犯裁决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审判程序。"就地正法"始于何时,目前学界看法尚不统一。尽管"就地正法"一词至少在清代中叶就已被使用,但大规模的适用应该始于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学界对就地正法多有关注,学者们分别从其渊源、性质、适用目的、延续原因以及具体程序等角度进行了多样化的解读,(2)但从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分析就地正法的研究并不多。(3)因此,本文拟从晚清中央与地方司法权配置入手,在对中央与地方围绕就地正法司法权博弈过程论述的基础上,分析中央刑部和地方督抚各自态度形成的原因     

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1929—1931年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东北党权的归属,成为奉系能否独控东北政权的关键。国民党在东北存在着"官党"与"秘党"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为保东北政权,奉系致力于争夺国民党东北党务领导权,使国民党成为奉系的"官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党",奉系实行打击和排斥政策,企图把东北的国民党完全纳入其领导的轨道。在与国民党不断争夺东北党权的同时,奉系一步步走上了国民党化的道路。但由于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奉系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国民党。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