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作者考辨

通过对《张淮深碑》抄件卷背所存诗文的认真研读,本文首先分析归纳了诗文中透露出的作者信息,即:诗文作者原本来自江南,至写这些诗时已在敦煌生活了约三十年,与当时当地人事的交集颇多。然后结合其他敦煌文书和敦煌史事,比对以晚唐著名敦煌文士张球的生平事迹,集中论证了诗文作者即当为张球的观点。最后亦简要谈及张球作品,特别是《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的史料价值。     

敦煌本《唐佚名诗集》作者再议

《唐佚名诗集》抄写于P.2672、S.6234、P.5007等三件文献的背面及P.2672的正面。从诗集正面书札的行文看,书札的收信者即诗集的作者应在比凉州更为偏远处任职。而通过勾勒归义军节度使僚佐张球的生平,可知其与凉州及河西都防御使府关系密切。诗集所记载的空间范围东至凉州,西至焉耆铁门关,可大致与张球的活动范围对应。此外,根据诗集所歌颂的对象及诗集的笔迹,也可从侧面证明诗集的作者确应是张球。正是因为作者对河西政情非常了解,所以诗集展现了晚唐河西的诸多重要历史场景。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复原与撰写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是由S6161、S3329、S6973、S11564、P2762号五个卷号六片拼合而成.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把S3329号称作“张氏修功德记”,S6161号称作“残表状”,S6973号称作“张议潮别传”,P2762号称作“张淮深修功德记”.1957年翟林奈编《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指出S3329号后接P2762号.1964年藤枝晃《敦煌千佛洞的中兴》(《东方学报》第35册,1964年)将S6161、S6973号残存三片     

张淮深之死疑案的研究

张淮深,字禄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长兄张议谭之子.归义军政权建立初,其父入质于唐王朝,继父任沙州刺史.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留居长安,张淮深代摄归义军事;十三年张议潮死,继任节度使.大顺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归义军内部变乱中被杀,时年五十九岁.谁是杀死张淮深的主谋,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课题. 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淮深卒,弟淮□嗣,淮□卒,托孤于议潮婿沙州刺史索勋,勋乃自为节度”,后为李明振妻所诛灭.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唐代长安与西     

晚唐敦煌张景球编撰《略出籯金》研究

根据敦煌写本P．2537《略出籯金》第一卷末尾题记,学术界认为是晚唐敦煌文士张球所撰,另外根据P．3650号撰写特点也认为是张球作品,张球改编李若立的《籯金》而成《略出籯金》,主要根据教学需要删节《籯金》部分篇的事例附注和叙文而成,部分附注进行重新撰写,编撰的时间大约是898年。     

对《元好问在真定路行迹一则》的补说

《文献》2000年第2期《元好问在真定路行迹一则》(以下简称《一则》)一文,对河北省鹿泉市龙泉寺一通元碑的碑文内容及其相关史实作了有益的探讨,笔者读后颇受启发.不过,该文对所附载的王思廉《龙泉院营建记》一文中对"张公"的介绍有一些欠妥,笔者不揣愚陋,略为补说,谨供参考.     

《索勋纪德碑》辨正

《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是研究敦煌归义军的珍贵资料.以往学界对其多有介绍,然而录文各不相同,影响了对这一史料的利用.有鉴于此,该文对碑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将所识文字分别标以行列录出,并对个别文字进行校勘,以期为学界利用并研究此碑提供方便.     

敦煌寫本S.2078V“史大奈碑”習字之研究

<正>敦煌寫本S.2078號文書,正面爲《佛説無量壽宗要經》,背面内容混雜,據筆跡判斷爲同一人所書,依次爲:社人張員住身故轉帖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寶雲經卷第七》、習字和《寶雲經》。《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十卷對背面的一、四、五部分作了文字釋録1,筆者忝爲整理者之一。據我們考證,其中"習字"的範本當是有關隋末唐初留居中原的突厥人史大奈的碑文2,本文稱之爲"史大奈碑"。《釋録》付     

金石、方志和文集中的《张九龄神道碑》——兼论玄宗废太子瑛事

《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碑》在金石典籍、地方志与传世文集中均有著录。清代翁方纲、严可均都曾亲见碑碣,手自笔录,仔细甄别他们的录文,可知翁方纲《粤东金石略》收录《重刻张九龄神道碑》留有参考《（康熙）韶州府志》中《张九龄神道碑》录文痕迹,而《全唐文》中《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的文献来源,则为严可均呈递的碑版。此外,碑文中的“范阳节度颍王沄,奏前太子索甲二千领”等史实,为考索唐玄宗废黜太子瑛事件提供了细节。     

张掖大佛寺藏明《重修弘仁寺碑记》相关问题述略

《重修弘仁寺碑记》现藏于张掖大佛寺,碑石断为两截,碑文撰写者穆来辅为宁夏中屯卫籍。碑文内容记载了明万历十八年都督同知张臣父子重修弘仁寺之事,并对张臣及其子张承允生平事迹亦有涉及,与《明史·张臣传》可以相互佐补。另外,碑文可以弥补河西方志中所阙载的内容。     

张议潮付张淮深“委曲”书信考

本文通过对法藏敦煌文献P.3750书信中相关人物的考证及书信本身文本书法特征的比较研究,认为它是晚唐大中十二年(858)七月二十日,由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写给其侄子张淮深的书信,在当时这一类书信被当时人称为"委曲"体书信。P.3750应该定名为《张议潮付侄张淮深委曲》,它是与唐大中十二年夏秋之际归义军出兵攻打凉州的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一件历史文献。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考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碑文作“苻”,两《唐书》作“符”.《金石文字记》对此有议论,定其为“符”姓.《金石萃编》、《陕西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环宇访碑录》等据碑文引录为“苻”.可见此碑主姓氏尚无定论.符璘事迹,两《唐书》俱入《忠义传》.碑文与《传》比较,碑文详而《传》略.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时,是否见过《符璘碑》拓本.未见史载.然《传》所记多与碑文相同,可     

《索勋纪德碑》研究

《索勋纪德碑》研究郑炳林《索勋纪德碑》是《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简称,原碑今存于敦煌市博物馆院内西侧廊下,碑文辑录见于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张维《陇右金石录》、罗振玉《西陲石刻录》等书,这块碑是研究晚唐归义军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     

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S.1438背《书仪》残卷的作者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沙州都督索允,索氏为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大族。吐蕃在敦煌等地设置的都督源自突厥和唐朝职官,吐蕃沙州都督在793年之后开始设置,由当地汉人(包括当地粟特后裔)担任,为敦煌汉人担任的最高职务,主管民政,有正、副(大、小)二职,位居吐蕃人担任的敦煌乞利本(节儿论)、节儿监军之下。而英藏敦煌吐蕃文Fr.80号文书的作者则是S.1438背《书仪》残卷中记载的,在795年或796年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被镇压后由瓜州节度留后使派来的新节儿。     

新发现鲁迅致曹靖华书简及《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手稿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是鲁迅为曹靖华之父曹植甫撰写的一篇碑文,碑文原稿连同附带的一封书信一直没有被外界发现和披露。近日碑文和书信手稿首度现身公众视野,从其内容、特征和相关记载分析,可以确定为鲁迅手书原稿无疑。这两件手稿的发现,为我们对比研究《教泽碑文》的原稿、清稿、初刊本、文集本、全集本等诸多版本提供了重要依据,解决了1986年所立碑文石刻文字的底本问题,同时也廓清了包括曹靖华本人在内对这篇碑文手稿回忆的不准确之处。     

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考辨三题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现存唐碑全名《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被誉为"三绝碑"。该碑的刻立时间在碑阳上清楚明确,而前代相关文献却存在分歧;该碑有《碑阴记》,而对其内容、作者和镌刻时间,前代相关文献却各执一词。"三绝碑"刻立的时间为元和四年(809年),《碑阴记》的内容虽被磨损并严重剥蚀,但从残存文字来看,不是孙樵的《刻武侯碑阴》,其作者是武元衡的属下崔备,镌刻时间是在元和四年二月,与碑阳同时。     

谈鲁迅的《野草》

鲁迅的《野草》收录了1924年至1926年间的散文诗二十三篇。这一时期正是作者思想迷惆痛苦的日子,因此,《野草》所表现的思想极其隐晦难解。第一类是作者对现实抱以批判态度的作品,这类作品的表现手法极其辛辣,思想深刻。第二类是作者正面描写现实生活及其感触的作品,这类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性。第三类是作者采取曲笔,用怪诞的手法进行创作的,在今天看来,这类作品不仅具有探索性,而且还有一定的艺术借鉴作用。一《野草》诞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作者在1934年Ic月9日致萧军的信中说：“我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     

从民族室内乐《花鼓》中窥探中西方音乐的有机结合

本文对作曲家李滨扬先生的民族室内乐作品《花鼓》进行深入分析.这首作品是作曲家于2013年应邀为中央音乐学院"圣风"乐团而作,并同年在"金钟奖"比赛中荣获金奖,文章从作者的创作思维,民歌凤阳花鼓的溯源,本作品的各音乐要素方面进行整体上的分析研究.通过对音乐文本的相关分析,探究作曲家将中国民间音乐元素与西方技法相结合的具体...     

《王稚登撰<龙柏亭记>碑考录》辩正

《王稚登撰<龙柏亭记>碑考录》一文(载《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合刊,下简称《考录》),对吴县阳山《龙柏亭记》碑的发现始末,碑文撰者王稚登的乡贯、出身及碑文所记明代万历乙巳年间吴中旱灾的史实均作了十分详细的考核。编者也认为:《考录》“披露了些许新材料。”(见该期“石刻研究”专栏《编后记》)。 《考录》一文,抑或是作者疏忽,持论多有误,略作辨正于下:     

大足石篆山《严逊记》碑补正及相关问题考略

大足石篆山佛会寺存有后人翻刻的《严逊记》碑,碑文载有石篆山石刻造像内容、造像缘由、功德主严逊的生平事迹等重要信息。清代以来众学者多据此碑考证石篆山石刻等相关问题。然而,由于碑文本身存在少量讹误,再加上《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等资料性书籍释录碑文时出现纰漏与错讹,致使某些谬误被学界直接沿用,以讹传讹,造成众多研究结果失之偏颇。2003年新发现的摩崖刻《严逊记》,个别字可校对、补正佛会寺所存翻刻版。本文通过对两处碑铭的实地调研与文献甄别,对各类错讹予以商榷、补正,并对《严逊记》碑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加以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