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论清代学术

张舜徽赞赏清代学者的通人之学,表彰扬州学派治学能“创”能“通”,这对打破学术研究分工太细的狭隘现象,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还总结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张舜徽评判清代学术的治学趋向,分为“清初”、“乾嘉”、“道成以下”三个时期．赞扬清代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张舜徽还对清代学术有关的史实和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细考证,突破前人成说,提出己见,充分显示了他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     

从梁启超的学术定义说起

人社会科学有一些很宏大的概念,其内涵之丰富着实令人很难把握,譬如“化”、“人”之类。据说人们给化下的定义有300多种。人究竟何指,也是莫衷一是。“学术”这个概念也是如此。《现代汉语词典》给其下的定义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而许多有关作在谈及学术这一概念时,语多含混。     

论侯外庐的学术道路

侯外庐是我国公认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 ,是与其走过的学术道路分不开的。他的学术道路具有开拓性的鲜明特点 ,从中可以领略到他的理论胆识、历史睿智和自强不息、不畏艰辛的“韧”的战斗精神。他走过的学术道路 ,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 2 0— 30年代 ;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具体途径、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的 4 0— 5 0年代 ;坚持真理、不断进取、回顾总结的 70— 80年代。它们始终贯串着一条主线 :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指导 ,在历史研究领域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他在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科学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的产物。     

“古代文明的相互交融”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1年10月25日至27日,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联合举办了题为“古代明的相互交融”的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2001年年会。会议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举行,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东方化研究室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50多位专家、学参加了会议。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随着辛亥革命时期巨大的政治变动和西方化的大量输入,中国传统的学术化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在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注重进化论的宣传和应用,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实用价值,使学术研究和辛亥革命的客观实际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四位学术大家的涌现,提升了清末民初的学术水准。“史学革命”、“学改良”开创了用新理念研究传统化的新局面。新型的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崛起,给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社会科学界新意迭出,反映出一种少有的革命进取精神。然而,由于革命过程中社会的剧烈动荡和缺少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辛亥革命时期很少出现不朽的学术经典。     

“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简报

由嘉应学院主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承办的“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化”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月11日至14日在嘉应学院隆重举行,共有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114人参加。会议采取室内研讨和乡村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与会就“客家历史与化”、“客家化的保护与传承”等专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客家研究所自1995年以来,每2年举办一次国际性的客家学术研讨会,与会多是来自中、美、英、法、日、韩、加拿大、新加坡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国内知名学。本次学术研讨会是继2003年12月成功举办“‘客家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后的又一次盛举,对于推动客家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加强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     

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

晚清时期西方学术各门类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分化。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学术门类体现出明显的“移植”色彩。西学的传入不仅使中国缺乏的学术门类得到“移植”,而且也促使中国固有学术门类内部的变化,中西学术被整合在一种新学术体系之中。     

陈寿的学术渊源

陈寿学术造诣颇高与其师承渊源有密切关系。他师从谯周 ,近承秦宓 ,远绍任安、杨厚 ,颇有渊源。在陈寿的学术生涯中 ,其同门师兄弟、同僚、乡贤均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寿的学术渊源正折射出当时的学术风貌。     

浅论华侨华人学科建设中的学术批评

目前 ,由于作为综合研究的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年龄尚轻 ,其研究领域呈高度广泛性 ,各个研究领域的资料信息来源与分布呈严重不平衡性 ,以及大量资料信息呈“非原创性” ,这个拟建中的学科尚处于“嫩稚”的发展阶段。缺乏原创性资料信息的成果较多 ,阐述和分析有粗糙化倾向 ,理论建构薄弱 ,研究手段滞后。在这种情况下 ,应加强资料信息、理论和手段方面的创新与互动 ;在鼓励高水平成果的同时 ,宽容地评价来自不同层次的有一定创新的成果 ;加强同行间的学术评价及其机制的探索 ,避免质量认证手段的简单化、绝对化与概念化倾向 ;不提倡片面的逆向学术批评方式 ;增强学术合力和学者“共赢”意识 ;倡导健康的学术批评风气     

"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7月1日至3日由教育部人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佛教艺术与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美、英、韩、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的80位专家学参加了本次会议,共提交了44篇论。本主要对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一简要介绍。     

南京博物院2017年度举办两场学术沙龙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的学术水平,巩固南博的学术地位,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南博各项事业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2017年度南博开展了两场学术沙龙活动。沙龙由南博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委会”）主办,学委会与各部门联合举办。     

“客家文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评

2003年12月19日,在广东梅州嘉应学院举办了“客家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共139人(其中境外40余人),提交论97篇,堪称盛况空前。这次研讨会的论特点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富有新意,量多质高,再掀客家研究热潮。综评如下：     

学术翻译中的“信达雅”

严复在《译例言》中表述过“信达雅”在翻译的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学术界对“信达雅”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而且随着翻译文体以及目的的不同,“信达雅”在各类文章中所体现也有所不同,有所侧重。学术翻译无疑与文学翻译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信达雅”在学术翻译中依然有所体现并对学术翻译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部系统反映学术规范讨论与研究成果的读本——《学术规范读本》简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贞正人心,昌明学术,重树规范,创新学术秩序,中国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学术规范大讨论。大致说来,这场讨论从80年代中后期的萌芽,到90年代全面展开,直至进入21世纪以来的制度化建设与落实,经历了逐渐深化的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学术规范从开始时个别学空谷足音般的呼吁,蔚然而为“90年代的一大学案”,进而成为“两会”上的黄钟大吕;学术规范建设由“边缘”学人的学术主张与话语,发展成为主流学界的话语与主张,并进而成为政府“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

一本文所谓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被视为一个或多个人的“个人”创作,该“个人”对该文本具有自始至终的“著作权”时,该作品就被称作“作家文学”,哪怕该作家只是“佚名”或“无名氏”;     

任继愈先生叫我“要做学术出版家”

正任继愈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策划和组织了《大藏经》等多部学术大著作的学术出版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有幸和他交往,多次聆听他关于学术出版的精辟言论和教诲,并在工作中得到他许多帮助,至今难以忘怀。"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听过任先生的课,和他开过会,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文化大革命"后,我又和任先生开过会,我们认识了,但并不熟悉。我和他熟悉起来是从1987年召开的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上开始的。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是由日本中外日报社     

道家·黄老·秦汉政治实践与学术发展--重读熊铁基先生《秦汉新道家》

“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对黄老道家的学术概括,“新道家”的提出则填补了学术空白,对深化研究有着启示意义。战国时期以帛书为主体的黄老学派标志着新道家的形成,《吕氏春秋》是其发展形态。西汉前期的政治是新道家的全面实践。东汉前期的“吏化”儒生和对谶纬的控制,使士人的学术路径转变,导致儒法统一和儒生对新道家的重新取舍,儒道合流。     

“形象史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形象史学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2月1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华书局、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四川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等多家文保单位、知名大学与科研机构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者从文物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美术学、宗教学等学科视野下,针对形象史学的概念、内涵、学术渊源、理论架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     

民国学术之历史定位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起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体制,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和学科体系,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近年来,人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较为关注,但也出现了“褒奖有加而分析不足”的偏向,将当时有限的、相对的学术自由加以夸张、美化,对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机制缺乏深入理解,对民国学者的成就及其局限缺乏理性分析,进而得出了不少错误结论。这种偏向无疑是需要加以纠正的。如何看待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及其局限?如何把握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原因?为此,本刊专门约请了五位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究。这些文章,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理论指导,从不同的视角多维度审视民国学术发展状况,着力探讨制约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机制及其影响,分析民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轨迹及其总体特征,以期对民国学术发展作出客观的评价和准确的历史定位。     

论“元佑学术”与“元佑叙事”

“元佑学术”不仅体现了北宋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的某些相同的经学思想,而且辐射到了文学、史学、制度等多个文化层面,是元佑党人用来排斥“荆公新学”、废弃熙丰新法的理论依托。绍圣以后,“元佑学术”遭致严厉禁锢,也成了“绍述”新党排斥政敌的一个专门术语。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过程中,却以一种过於偏执的认同,以及简单的二分法和柔性叙事的手段,展开了以“元佑学术”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叙事：并将“元佑学术”视为宋代进入“后三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元佑学术”的形成与被禁,到“元佑叙事”的展开,均与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劣杂陈、得失参半的政治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