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吐蕃传》的史料价值

《通典》是第一部为吐蕃设立专传的史书 ,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吐蕃的族源风俗与典章制度 ;第二 ,吐蕃大事记及唐蕃关系大事纪年 ;第三 ,吐蕃大相论钦陵与唐朝使者郭元振的长篇对话及郭元振上疏文。本文认为《通典·吐蕃传》是唐代人所著唐代吐蕃史 ,可靠性更高 ,同时也保存了不少为两唐书“吐蕃传”所忽略的珍贵史料 ,值得研究者给予新的重视。     

关于唐史中一些问题的纠正和补充——唐墓志铭札记之三

陕西省博物馆存藏的唐代墓志铭,约达四百余块,是一项研究唐代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特别是纠正补充两《唐书》、《长安志》等书的记载更显得它的重要。《旧唐书》完成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公     

《〈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求疵

<正>《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读史札记"栏目发表的戴伟华《〈使至塞上〉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一文(以下简称"戴文")说,两《唐书》及《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所载,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破吐蕃的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或三月有误,根据《全唐文》卷352樊衡《河西破蕃贼露布》(下文简称《露布》)这一"极其珍贵"的史料,崔希逸破吐蕃的时间应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戴文的结论是:"(崔希逸)袭击吐蕃时间不是《通鉴》、两《唐书》所说的二月或三月。旧史所记时间是误读,十二月写为二月或三月,并无深意。据吐蕃     

《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即将出版

刘美崧著《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一书,由隋唐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系杨志玖教授审阅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审核并给予出版资助,列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是研究维吾尔族先民历史的基本史料,但遗漏、错讹和疑难之处颇多。疏证者刘美崧博采有关原始资料及国内外学者的著述,去粗取精、诠释评议、考证疏通,颇多创见;且内容翔实,体例得当,行文简洁。全书共计l 3万余字。不仅能使读     

两唐书《高丽传》比较研究

两唐书《高丽传》比较研究倪军民,李春祥,赵福香高句丽是中国古代东北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割据政权,故其史事多为中国各种类型的史籍所载录。仅就所谓＂正史＂而言,从《三国志》到新旧《唐书》,多专立《东夷传》另辟《高句丽传》或《高丽传》以记其事,高句丽首尾７...     

武周屈突诠墓志考释

20 0 1年春孟津县送庄镇出土唐代屈突诠墓志。屈突诠系唐代名将屈突通之子 ,其传附两《唐书·屈突通传》后 ,传甚略。墓志则详细记载了屈突诠的籍贯世系、官历变迁、卒葬年月及葬地等 ,对纠补两《唐书》有史料价值     

黑城本《大黑根本命咒》与吐蕃人肉祭祀巫术

藏传佛教密宗中的大黑神是吐蕃人祭的来源,这既有两《唐书》作依据,又在藏密佛像文物中得到反映。俄藏TK262《大黑根本命咒》中的人祭巫术说明这一现象与吐蕃奴隶制互为因果。     

吐蕃一名的由来

<正> 吐蕃一名出自两《唐书》,其名义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多有论证,其中以西方学者把“吐”字认为是藏语(上部)字的译音一说颇为人所信从。我不同意此说,曾试作考察与推论,但亦迄未能得其实。近作《藏族源流与汉藏关系》一文,对此继作探索,以为吐蕃一名实沿自吐火罗,系从古读,《唐书》改译,沿     

安禄山祖籍为西域

关于安禄山的籍贯,两《唐书》《安禄山传》及《资治通鉴》都称其为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人。看来似无疑问,其实不然。其一,《旧唐书》的作者刘昫是五代后晋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都是宋代人,距安禄山所处时代较远,对安碌山的籍贯不可能了解得很具体,加上安禄山本身所具有的神秘色彩,更为这些史家增添了不少模糊印象。所以,我们若从与安禄山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称呼进行明察暗访。不难寻出他的踪迹。     

刘元鼎入蕃路线河陇段考

两《唐书·吐蕃传》中刘元鼎入蕃路线的记载,展现了河陇地区沟通中原与吐蕃之间的路线图。河陇地区地形复杂多样,河流纵横交错,刘元鼎在入蕃途中如何在河州渡过黄河,如何在鄯州渡过湟水的路线等方面,鲜有研究。在论述刘元鼎所通过路线的基础上,再现刘元鼎在小川渡(甘肃省靖远县刘家峡镇小川黄河大桥)渡过黄河,以及在小晋兴城(青海省民和县川口镇)与白水军、绥戎城(青海省湟源县)两次渡过湟水的路线,进一步明确唐蕃之间的交通路线。     

贾纬及其《唐年补录》

本文通过考察后晋史家贾纬的生平经历及其性格特征,同时对后梁至后唐史馆搜集唐代史料的惨淡过程加以分析,认为贾纬及其《唐年补录》一书在后晋修成《唐书》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促动作用。因而尽管这部实录体的著作存在种种缺陷,但其保存史料之功仍旧受到时人好评并为后人重视,《资治通鉴》的编者即将之作为重要的先导性编年资料加以参考。至于胡三省仅注意其讹误而给予的评价,属于不具时代同情之理解的偏见。     

两《唐书》中的范传正

范传正在两《唐书》中都有传,记载极为简短。本文用多方史料对其进行分析与补充,分别从他的进士及第年代,为官经历,文学作品与交游等方面,来补正两《唐书》的记载,体现史书对其记载的公允性。     

常何与隋末唐初政治

常何是隋末唐初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隋书》中未提到常何,两唐书只在《马周传》、《东夷传·高丽》、《李密传》和《太宗本纪下》中提及,语焉不详。因此,长期以来对常何研究甚少。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卷李义府撰《常何墓碑》,为我们研究常何其人及隋末唐初...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考

唐《符璘碑》碑主姓氏,碑文作“苻”,两《唐书》作“符”.《金石文字记》对此有议论,定其为“符”姓.《金石萃编》、《陕西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环宇访碑录》等据碑文引录为“苻”.可见此碑主姓氏尚无定论.符璘事迹,两《唐书》俱入《忠义传》.碑文与《传》比较,碑文详而《传》略.欧阳修、宋祁编撰《新唐书》时,是否见过《符璘碑》拓本.未见史载.然《传》所记多与碑文相同,可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传统的看法都以《元和郡县志》所记为依据,定为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从多种出土文献看,这个年代记载是大可怀疑的,1914年罗振玉氏著《补唐书张义潮传》,曾据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中所云“节度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国公周公”,说明沙州刺史周鼎大历十一年尚在任上。罗氏又据《颜鲁公宋广平碑》侧记中所言宋璟的第八子衡“谪居沙州……与节度周鼎保守敦煌仅十余岁,……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归入”诸语,认为“周鼎之亡必在十二年后则可信”。罗氏还据《唐书·吐蕃传》沙州兵马使阎朝     

论两《唐书》中《白居易传》在编撰方面的宏观差异

《旧唐书》将元稹、白居易合传,而《新唐书》将白居易与武平一、李乂、贾曾等同传,这是两《唐书》中《白居易传》在传记编撰处理方面一个既明显而又重要的差异,本文就此差异及其成因进行了浅要的分析和探讨。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考异》一则辨证

两《唐书》之《卢坦传》均载元和八年西受降城为振武河所毁,因宰相李吉甫请,移兵天德城事。两《唐书》之《宪宗本纪》又记元和七年振武河毁东受降城事,又据宪宗《实录》相关记载,此本为二事,但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唐纪五五元和八年条却将两事混为一谈,其《考异》曰：“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以致混乱。经本文考证,确认两《唐书》记载不误,并理清了事件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对《考异》的模糊认识进行了辨证。［     

洛阳出土盛唐文士陆据墓志考释

陆据,盛唐著名文士,《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有载,然各本传仅寥寥不足70字。洛阳出土陆据墓志有820余字,对其家世、籍贯、科第等均有明确记载,尤其是历官记载更为详尽,可极大补充《唐书》本传之失载、补正《登科记》、纠正《元和姓纂》之误,具有重要文史价值。     

新见《田沼妻班氏墓志》略考——对“扶风班氏”家族的几点补充

扶风班氏为汉代史学大家班彪、班固之后,两唐书中班氏一族唯一有传者即户部尚书班宏。新出土的《田沼妻班氏墓志》志主班氏乃班宏侄女,志文内容充实了对这一家族的研究资料,对探讨中古时期的家族开拓了新的思路。     

《唐语林》地名辨证一则

<正> 《唐语林》云:“陆相贽受淮南尉。”(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四第519条、钱熙祚《唐语林校勘记》卷四。)但检《通典》州郡门、《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地理志,终唐一代,不曾有淮南县之设置;又检两《唐书》本传及其他典籍,亦不曾有陆贽“受淮南尉”之记载。检《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