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     

论新修县志应注重记述与传承乡贤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有着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靠乡贤维护秩序、施化乡民,形成了独特的乡贤文化。地方志与乡贤文化有着本质的关联,所谓"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传统志书有关乡贤的记载,已成为体例门类应有内容。"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在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加强乡村道德文化建设和多元化社会治理中,注重记述与传承好乡贤文化,既是地方志时代担当与使命追求的体现,也有助于地方志事业的创新发展。     

从“沿明旧制”到“渐立新规”——清朝对乡贤冒滥之弊的制度化治理

乡贤冒滥是明清社会共有的社会问题。明朝的治理是“运动式的”,往往是一时之举,收效甚微。而清朝采取了不同于明朝的治理模式,主要从抑制或打击滥准乡贤、滥请乡贤与滥保乡贤等行为入手,注意“因案立制”,致力于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清朝多措并举,协同用力,形成体系化的治理格局,完成了清代乡贤管理体制由“前明旧制”到“国朝新规”的转换,从而比较成功地根除了乡贤冒滥之弊,基本重建了乡贤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使乡贤祠祀一定程度上回归了重视学行、师范的“乡先生”祭祀传统。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民国时期广西乡贤遗著整理工作初探

民国时期,广西的一些个人与机构开展了整理乡贤遗著的工作,认识与掌握了广西乡贤文献的状况,整理出版了一些乡贤文献,从而对保护乡邦文化遗产,弘扬乡邦文化做出了贡献.整理工作也存在着范围不广、形式单一、数量有限等不足.其时从事乡贤文献整理工作的广西学人表现出的对本土文化的“责任意识”,值得今天的广西学人肯定与学习.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镇政府作用研究

面对农村治理新形势,＂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在基层治理中显现出极大的优势和适应性。当然,作为＂乡政村治＂模式中的一环,乡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与村民自治的互动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必要保障,也是推动村民自治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略论晚清东北乡约

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的乡约具有发展迅速、普及面广、组织形式相对比较单纯、官役化色彩比较浓和衰落得比较快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晚清东北乡约带有新兴垦区烙印的组织形式和突出的行政管理职能,说明它与关内乡约明显不同,而其旋兴旋废则说明,放弃乡约的教化和自治传统而一味强化其行政管理职能的乡约实践是失败的.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史志功能探析

以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村史志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具有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的村史志是乡村治理专属的文化资源。编修村史志,可培育村民自觉,激发村民自治意识;善用村史志和村规民约,夯实乡村法治基础;挖掘村史志中的多元文化资源,以德治促进乡村和谐。用心编好村史志,充分用好村史志,尊重乡村文化之魂,促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治理体系真正植根于乡村,成为国家治理的稳定基础。     

“劣绅官僚化”:民国初年的乡村政治

由于近代社会的震荡与脱节,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的"乡绅自治化"的良性状态难以为继。在民初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政治在"官僚化"的同时,逐渐"劣绅化"。民国初年乡村政治"劣绅官僚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乡村政治建设中忽视"本土自治资源";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乡村教育危机造成在乡绅士的"劣质化"。     

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与乡村建设思想

作为中国早期农村社会学学者,杨开道详细地研究了乡约的产生、发展过程和主要特征.他吸取乡约制度中自下而上的发起方式和一纲三目的体系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农村组织建设方案.他设想的农村地方社会组织是全村范围内的统筹性组织,体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分工合作原则.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与梁漱溟在乡约和乡村建设理论方面的不同认识,全面地反映出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明清乡贤考据述论

乡贤考据就是对乡贤的履历、功绩、乡里、封爵、官职等进行钩沉、考证,作为一种学术手段,为明清时期编撰乡贤传记、厘定乡贤祠祀提供准确历史信息。从事乡贤考据者主要有地方官员、地方士人和乡贤后裔,虽同是考据,但各自有着不同的旨趣和情怀。从学术特点看,乡贤考据以史、志为根本,重口碑乡评,主张考证必有所据,与"乾嘉考据"既有不同,亦有相通之处。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论清代东北地区“乡约”与社会控制

在清代东北地区,乡约成为主体性乡村职役,基本从属于民治体系。作为半公半私的角色,乡约一般以村、庄等自然聚落为基层单位,直接临民,成为中央与地方、上层与民众的中介。他们有着多重而全面的职责,控制着东北广大乡村,但由于后期乡约制度弊病丛生,最终罢废。     

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

作为民间法的乡规民约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乡规民约如何起作用即其权威来源和基础却鲜有研究。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是理解和把握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本文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威来源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乡约组织的宣教引导、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乡村精英的教化授命等角度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及治理条件。     

乡约及其社会教化

乡约及其社会教化谢长法一、乡约的滥觞、发展与乡约组织的建立乡约原是指乡村、城坊的民众以美风俗、安里弥盗为宗旨自发订立的乡规民约。其滥觞于北宋吕大钧所创的《蓝田吕氏乡约》。《宋史·艺文志》载：＂《吕氏乡约仪》一卷,自大钧撰。＂吕大钧,字和叔,蓝田人,嘉...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