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特殊装饰的琉球雕龙罐

我们通常见到的日本瓷器,大都是日本从中国战败溃退时留在中国的,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受中国景德镇瓷器影响烧出的青花、五彩、青瓷等器物。其年代大部分是日本江户时期或明治、大正时期的,如以烧制中国风格的青花、彩绘瓷器闻名的“清水窑”制品,但无论是器型还是装饰,一看便知是“日本味”。即使是纯口本味的瓷器,比如“九谷”瓷,虽浮士绘的画风与中国不同,但其彩绘加金的装饰风格却与中国的“广彩”如出一辙。     

日本屠杀“虚构派”言论代表了日本右翼的意图

杨夏鸣、吴泽林在《日本屠杀虚构派“外宣”研究：现状与影响》一文中指出：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进入80年代,伴随着教科书案和修改教科书的争议,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依据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日本出现了“屠杀派”、“虚构派”和“中间派”,并爆发了一场论战。     

李长声 我不关心政治，就写文化

自称逍遥派的李长声1980年代末来到日本,“就完全逍遥了。”他引用周作人的话形容存日本的生活：“有公民的自由,没有公民的责任。”日本的政治家除了选举时才满街叫喊投他一票,平时并不要求国民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极力让咽民有一种“我办事,你放心”的态度。这一点和国内差别很大,“中国人好像自古就爱关心国家大事,而我最讨厌关心国家大事。”     

震惊美苏的中国密码专家

章照止先生是老一辈数学家,当年就住在我家的对门,然而,在数学圈子以外,他的名字并不太响亮。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带有一丝神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上一直认为,中国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设计多么巧妙的密码都如同草芥。他们把他叫做“中国的眼睛”。中美建交的时候,双方曾经互赠礼物。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是日本“宝船”阿波丸号的沉没地点,中国后来组织力量打捞,     

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年）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也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日本的吉田茂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发表“愿意与台湾订立和约并恢复外交关系”的公开信,史称“吉田书简”。这一件规定了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使中日关系直到7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本拟对“吉田书简”出笼与“日台和约”订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一简单的论述。     

“不怕鬼，不信邪”——亲历新时期外交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钱其琛同志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写道,在他担任外长的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而笔者恰恰正是在那段时间,担任了两年半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中,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止双方领导层的互访。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宣布取消或推迟原定的对华访问。霎时间,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     

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的小林多喜二认识

1933年2月,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反动政权虐杀后,在中国文坛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鲁迅、郁达夫、夏衍、楼适夷等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们纷纷著文,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行径。同时,又满怀国际主义深情为小林多喜二的遗属募捐。由此,在中国文坛上,一大批留日归来的左翼文学者以小林多喜二等进步日本作家的作品为“火种”,进一步掀起了中日文学的交流高潮。     

“救国会”与晋绥抗战

“救国会”(即“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20世纪30年代国难渐深时以上海为中心,由爱国民主人士为主发起、组织的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国民党政府却执意“攘外必先安内”,一向敏感于风气转变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们慨于时局的危险,以多种活动形式表达他们的担忧,积极寻找解决的途径。受中共“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的影响,继《新生周刊》案件之后,邹韬奋等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不顾国民党的压制,于“生活书店”…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在这美丽的金秋季节,以“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召开了,我要向各位热心于研究“中国学”的朋友们表示敬意。我想建议各位朋友,研究当代“中国学”,应当紧紧围绕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持续28年之久的快速发展,乃是一种和平的发展;13亿至15亿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复兴;今后中国还将长期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推动世界和谐。下面我想围绕这个主题,谈三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反战诗与艳歌：千年一见的日本女诗人

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机器文明及西洋思想的输入,带来文学及创作意识的近代化与个人化。明治二、三十年代（19世纪90年代）,托尔斯泰、雨果,拜伦、歌德等的译作大量流入日本。日本的文化人开始质疑“皇国神圣”、“天皇至上”的教条,而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由的想法。     

“熊猫外交”已有千年历史

专家考证,中国的“熊猫外交”已有上千年历史。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685年,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熊猫和70张毛皮。大熊猫真正作为最高规格国礼发轫于1941年,当时,宋氏姐妹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以示对其救济中国难民的谢意。到20世纪70年代,大熊猫被中国送往世界各地,“熊猫外交”达到高峰。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初,有些学重新认识“历史”一词,厘清和界定它的基本含义,明确区分和论述了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学和史书等概念,从而为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这在拓宽史学研究的思路、扩展历史研究的空间和范围、建设科学的历史学以及建立中西方史学对话的环境,使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     

故事救人命——艺术魅力的探寻之一

80年代我们接待过一个日本“《灯花》代表团”，才知道中国故事救了一位日本妇女的事情。     

北派魔术大师“十三刀罩子魁”

翻开中国近代魔术史,有一位魔术大师可谓举足轻重.他学艺于上世纪20年代,红于30～40年代,建国之后成为新中国北派魔术大师.这位大师就是人称“十三刀罩子魁”的赵世魁.     

中国方志史上两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志事业的发展,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已经走过了50余年。在这50余年当中,虽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中期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断、70年代末的重新兴起,形成全国规模修志高潮,期间起伏跌宕,但成绩是巨大的。而今终于进入了中国方志发展史     

汪精卫、陈公博在傅公祠的活动——《西园史溯》人物续志之八、九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曾出现过一些投靠侵略者、出卖祖国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如汪精卫和陈公博、陈璧君之流。这三个大汉奸,曾于1930年10月,在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傅公祠多次开会,并于10月27日最后通过了伪国民政府“约法草案”,随即公开发表宣言,“征求国人意见”。这里仅就汪、陈一个月左右时间在太原傅公祠的一些相关情况和最后的可耻下场作一简介。     

支持抗战的日本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思潮弥漫于日本全民脑海。但此时,一个名叫室伏高信一的日本报社记者于1931年11月完成的《满蒙论》一书,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警醒,指出日本的出路是从中国撤军,走与中国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这种认识,在日本狂呼“到满洲去”的战争痴迷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地方志目录学探究

建立和发展新方志学科是史志界应该认真研究和实践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综合性课题。这不仅是我国地方志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日本等世界各国效仿中国编史修志的需要。李铁映同志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一次会议上明确地向方志界提出了这一历史任务,     

陈列学概说

一 博物馆运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开初几年,一个蓬勃崛起的博物馆热潮席卷中国大地,我们暂且将其称之为“博物馆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中国博物馆不仅在数量上剧增,而且在行业的分布上也实现了许多零的突破。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几个城市,为数众多,颇具规模的各类行业博物馆纷纷建成开馆,引起世人的注目,同时也引起博物馆工作在欣喜之余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