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玄武湖周长40里原委

明代《后湖志》载：“湖在京城之北、太平门外,周回四十里。”清末《金陵后湖志》亦载：“湖中有五洲,环四十里,形势天然。”南京的其它方志,如《乐史环宇记》、《洪武京城图志》、《江宁府志》等都说：“玄武湖……周回四十里。”     

台湾故宫“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

众所周知 ,《清史稿》编纂时 ,对于清代国史馆所修纪、志、表、传等多有所本 ,这些原始档案今天依然可以在海峡两岸的相关机构看到。但有关“灾异志”部分 ,则有所不同 :由于清国史馆拟定的本朝史体例中 ,并无“五行志”或曰“灾异志” (《钦定大清会典》载 :“志之目有 :天文志、时宪志、礼志、兵志、刑志、乐志、艺文志、地理志、河渠志、舆服志、仪卫志、食货志、职官志、选举志” ,① 共十四志 )。因此 ,在现存的清国史馆档案中 ,自然找不到“五行志”或“灾异志”② ,欲从历史编纂与档案学的角度对《清史稿·灾异志》进行考察 ,只能主…     

中国国家志编纂的伟大意义

中国有编纂全国性总志的优良传统。全国性总志源于《禹贡》。最早的全国性总志是《隋区宇图志》。唐代有李泰修、萧德言等纂《括地志》 ,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有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元代创修一统志 ,名《大元大一统志》 ,明因之 ,清则三修一统志。但是 ,这些全国性总志 ,虽有“区宇”、“寰宇”、“九域”、“一统”之名 ,仍属地方志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志。因为 ,全国性总志无一例外地都是分地记载 ,汇为一志。如初修《大清一统志》 ,采取分省叙次的方式 ,每省先立统部 ,冠以图表 ,有分野、建置沿革、…     

特色是志书的生命--《梧州市志》略评

《梧州市志》编出了梧州市的特色,能够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历史主题,体现了时代特色。但其最成功之处是体现地方特色,突出表现在：专设《港口志》、《海关志》、《商检志》、《外经贸志》、《船舶工业志》;写得很好的“总述”和“概述”;“大事志”和“附录”照应了志书中具有梧州市地方特色的相关内容;注重发掘表现梧州特色的内容。     

一部错冠其名的《湖州府志》

成化《湖州府志》和弘治《湖州府志》是明代湖州的两部府志。通过对现在通行本成化《湖州府志》的记述范围、记述下限、卷数、撰稿者署名、凡例、总目数、残本各卷卷首的“礼集”、“乐集”、“射集”、“书集”字样进行分析,可以判断通行本成化《湖州府志》实际是弘治《湖州府志》。     

关于续修《南宁军事志》篇目构想

根据第一届编修的《南宁市志·军事志》中“兵要地理”、“地方军事建制”、“民兵武装”等章的设置 ,提出续修《南宁军事志》篇目设想     

杨衒之姓氏家世小考

杨衒之姓氏家世小考子烨之的姓有三种写法。其一为“杨”,见于《隋书·经籍志》等书;其二是“羊’”,见于刘知几《史通·补注篇》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三是“阳”,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与元《河南志·三》。四库馆臣从“杨”,认为“羊”可能是误字,而对“阳...     

唐初泉州乃今之福州

读贵刊2004年第3期晏新志《张臣合墓唐俑品鉴》,文中据张臣合墓志“龙朔三年(663)授泉州刺史”,断“泉州为今福建泉州”,实误。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梁克家《三山志》以及清代编修的《福建通志》、《福州府志》、《泉州府志》等史料,福建在唐初只有泉州、丰州、建州三州,其后增置漳州、     

隋唐时期中原的音乐活动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的“音乐”,包括“乐”和“散乐”。“乐”指音乐、舞蹈;“散乐”又称“百戏”,指杂技、魔术、武术、游戏之类。《新唐书.礼乐志》、《通典.乐》、《唐会要》等文献都是这样。本文把它们统称为音乐活动。隋唐时期中原的音乐活动,多种中国音乐史著作都没有     

青岛市崂山区将实施“村村修志”工程

村级修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范畴。目前,崂山区很多村把编修村志作为自发行为,兴起热潮。《大麦岛村志》出版发行,《枯桃村志》、《沟崖村志》、《洪园村志》等完成送审稿。为进一步规范此项工作,2006年将实施“村村修志”工程,将139个村级修志工作纳入全区明村考核之列,掀起全区村村修志的热潮,计划“十一五”期间全部完成出版。     

注重质量 突出特色

一、《雪原文史》基本概况 《雪原文史》前身是《阿坝史志》,为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和阿坝州史志学会主办的业务指导性内部季刊,创刊于1986年2月。创刊之初由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主办,1989年。阿坝州史志学会成立后,由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和阿坝州史志学会合办。《阿坝史志》设“史志论坛”、“资料选登”、“修志动态”、“阿坝风情”、“志稿选登”、“学术研究”、“文化遗产”、“史料辑要”等栏目。     

《(嘉靖)袁州府志》與《永樂大典》所存南宋《宜春志》考辨

宋代《(寶慶)續修宜春志》的部分内容保留於明清袁州方志中。其流傳線索有二,一是嚴嵩編《(嘉靖)袁州府志》時對文淵閣“嘉定志”的利用,二是嘉慶、道光年間,袁錫光從《永樂大典》抄出“嘉定間《袁州志》”,成爲編修《(道光)宜春縣志》、《(道光)萍鄉縣志》、《(道光)萬載縣志》的材料。這兩種“嘉定志”實際上都是《(寶慶)續修宜春志》。李榮陛《厚岡文集》對《大典》中的《宜春志》也有所引用,但與袁抄本並不存在傳抄關係。明清袁志中源出宋志的唐宋詩文,可補《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之闕,並有助於進一步推考《全唐文》篇目來源。     

《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二）

《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地理类一”敍曰：“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张舜徽《四库提要敍讲疏》查核出“王士祯说,见《居易录》卷十九”。按王士祯《居易录》卷一九：“《武功志》列璿玑回文诗图,《郿志》列武侯八阵图、流马法,尤可玩。”所言木牛流马法见于《郿志》,非馆臣所云《汉中府志》,惟“木牛流马法”简作“流马法”。     

高熊徵《安南志》版本之审定

清人高熊徵纂辑的《安南志》(又名《安南志纪要》),系采用万历《广西通志》或康熙《广西通志》中的《安南志》等有关文献纂辑而成,全书共一册,不分卷,内容完全,并非近年学者提出的“残本”,亦非缺失数万字的“旧志正文”。今传越南《安南志原·总要》之后的三卷内容,与刻本《安南志》无关,其归属如张秀民先生旧文所考。     

新年祝辞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在全国人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迎来了1996年。1995年新疆的各项工作目标胜利实现,为全面完成“八五”国民经济计划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自治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我区的地方志事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95年正式出版《新疆通志》6部,即《金融志》、《纺织工业志》、《广播电视志》、《农业志》、《城乡建设志》、《科技志·名人录》;出版县市志3部：《乌恰县志》、《塔城市志》、《库尔勒市志》;《新疆年鉴》1995年刊汉文版于8月中…     

略谈嘉靖《四川总志》

流传至今明代修的四川省志有四部——正德《四川总志》、嘉靖《四川总志》、万历九年《四川总志》、万历四十七年《四川总志》。而嘉靖《四川总志》修得较好,明人陈继儒就曾说：“读天下志,（嘉靖）《四川总志》为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汉以下之,网罗几尽,而立例亦古。”清人宪德亦云：“（四川总志）,迨前明之世屡经修辑,惟杨慎、王元正辈所纂（即嘉靖《四川总志》）称善。”     

略谈《新唐书·地理志》的体例缺陷

提到《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的书写体例,人们往往赞誉不绝,大讲其优点,而很少讲甚至不讲其缺点.不仅曾公亮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自诩:“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义类凡例,皆有据依”,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多次称赞:“《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新书》诸志表多能补《旧》之缺,而《新地志》尤远胜于《旧地志》.”连最近又对新、旧《唐书·地理志》作了仔细考辨和比较的人也一味称许说:“《新志》七卷,其精确详瞻,远胜《旧志》,所列州县变迁,言简意明.”他们即使对《新志》有所批评,也往往只限     

孟氏家志的历次编纂及其长短得失

我国封建时代有封爵和调庙的“圣贤”人物,往往其后裔有家志记载其一生行事、年谱、祠庙、祭把制度、后裔世系、历代封爵及对后世子孙的优待等内容。如记孔子及其后裔的《阙里志》、记颜渊及其后裔的《陋巷志》、记曾子及其后裔的《宗圣志》、记仲由及其后裔的《卞里志》、记盂子及其后裔的《三迁志》、记周敦颐及其后裔的《濂溪志》等。以上这类志书,《四库全书》一概未收,仅列存目。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把这些存目书载入“史部·传记类”。这种分类方法容有未当。因为这些书并不是仅仅记述“圣贤”人物本身的传记,而是以大量篇…     

《南越志》辑录

一、说明 《南越志》,南朝宋沈怀远撰,作者为吴兴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西)人。怀远初为始兴王璿征北长流参军,因坐事徒广州,后官武康令。《南越志》就是他在广州时所撰。《隋书·经籍志》记载为:《南越志》八卷,沈氏撰;《旧唐书·经籍志》:《南越志》五卷,沈怀远撰;《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著录为:《南越志》七卷,宋武康令吴兴沈怀远撰;阮元《东通志》:《南越志》五卷,宋沈怀远撰,佚。史称:“此五岭诸书之最在前者也。”“此志载三代至晋疆域事迹。”该书内容丰富,涉及岭南地域沿革、地方山川名由、民间传说、风俗习惯以及珍稀物产,尤以动、植物为最,可供学者研究岭南史地、民俗、生物等参考。     

国家志不宜取名一统志

将来要编纂的中国国家志取个什么名称,有多种意见,有叫“中华总志”的,有叫“中国通志”的。大多数意见认为应取名“一统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统志》(山鹰主编《邵长兴方志文存》,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中华一统志》(范同寿：《时代呼唤的文化工程》,载《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中国一统志》(苏长春：《关于编纂国家志的构想》,载《黑龙江史志》2004年第6期)。我认为这都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