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戏剧的源头 革命戏剧的摇篮——《陕西省戏剧志》丛书评述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戏剧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陕西亦源远流长。我国第一个有人物、有化装、有情节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就产生在三辅地区的民间,而后经过不断地加工演出,成为我国戏剧的雏型。汉代,是我国“百戏”的繁荣时期;宋元杂剧是汉、唐杂剧的继承与发展;明代中叶到明末清初,是以秦腔为主的陕西地方剧种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明代中期“秦腔”名称的出现,标志着陕西地方戏剧从金元杂剧派生出来后,成为陕西的独立剧种,同时也标志着秦腔艺术的最后形成。     

晋南地区汾河流域明清戏台文化研究

戏台是不可移动文物类别中古建筑的一个重要类型,它是依托戏曲表演而生的文化建筑。从古至今,古戏台作为一种建筑符号,承载着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寄托,更是研究戏曲文化的“活化石”。文章通过对晋南地区汾河流域一带明清时期戏台建筑形制、建造结构和装饰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归纳出这一区域明清时期戏台的文化特点。     

关于珠帘秀的赠答曲

珠帘秀为元代戏曲演员。据元代夏庭芝《青楼集》谓珠帘秀“姓朱氏,行第四。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后辈多以朱娘娘称之。”又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珠帘秀”条：“歌儿珠帘秀,姓朱,姿容姝丽,杂剧当今独步。胡紫山宣尉极钟爱之,尝拟《沉醉东风》小曲     

试论晋祠水镜台建筑形制和装饰特色

山西是中华戏曲的重要发源地.戏场建筑在山西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位于太原晋祠的水镜台,是明清时期山西中部祭祀戏台的代表。其产生是我国戏曲空间场所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是本地民间信仰文化所凝聚的符号象征。水镜台建筑形制采用了明清时期山西戏台固定区分前后台的形式.并在装饰特色上使用了彩画、雕刻、楹联匾额等多种手法。这些构造既深化了戏台本身的内涵,同时又巧妙地与整个祠庙融为一体,凸显出晋祠深厚的文化意蕴。     

元明杂剧唱词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

杂剧作为我国戏曲发展史上形式完备的戏曲类别之一．不仅代表了我国戏曲发展的较高水平,许多理论家、研究者言必谈之,还成为古今许多戏曲创作者借鉴、模仿的经典。史学界公认的杂剧发展高峰无疑为元代,难怪徐慕云会说“戏剧至元代始称完美。”而杂剧在明代就趋于强弩之末了,由宫廷化逐渐僵化,然有奇才徐渭的《四声猿》如春雷响世给予明代杂剧一丝新意,使明代杂剧也成为杂剧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董村元代戏台的前世今生

戏台是供演戏使用的建筑,蒲州府是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董村戏台主体结构为元代建筑风格,形制、结构保存较为完整,木雕精致华丽,是研究元代建筑及中国古代戏台演变和演戏形式发展的实物资料。     

满族戏曲掠影

满族不但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也是一个能歌善舞、酷爱戏曲的民族。满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戏曲艺术,同时,也充实和丰富了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族传统戏曲形式,在中国的戏曲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仅就满族的几种传统曲艺和在京剧形成、发展过程中满族所起的作用及在中国戏曲史上有过贡献和影响的满族艺术家做一简单介绍。 一 曲艺在满族是晚起的艺术形式。最早出现的八角鼓从形成至今还不到三百年时间。 八角鼓,是由演唱时所用乐器“八角鼓”而得名,属于牌子曲(各种小曲集成的组曲)     

宋元戏曲若干问题试论

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角觗俳优,史有所载:参军戏弄,体繁叶茂宋元杂剧,是我国戏曲艺术空前繁荣的象征,也是中国戏曲史的一个重要研究部分。建同以来,宋元时期戏曲文物大批发现,使有关问题越来越得以明确的解释关于宋元时期的演出场所、民间戏曲的演出形式以及杂剧传播中的有关问题,过去虽有所论述,但尚须进一步讨论。本文试就近些年发现的戏曲文物结合史料对以上问题进行浅芜的探讨文中难免有谬误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一宋元时期的演出场所宋元时期的演出场所已日趋固定化。总的可分两种情况。一是以汴梁、临安等都市     

绍兴古戏台的文化建构

中国的戏曲舞台,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景”和“境”,而是“意”和“情”,戏台是人世万象的集聚台。绍兴古戏台的建筑以“三面突出”为特征,因地制宜,造型简约,结构严密,匠心独运,把易理和戏理艺术进行有机的结合,其造型、构架、构件及楹联透出的诗情画意,令人回味无穷。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宫廷水嬉、水戏与水台

宋金杂剧的流行以及城市中瓦舍勾栏的存在为中国戏曲的成熟提供了必要条件。元杂剧的诞生标志着一种独立的综合艺术门类站上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以训练水军为初衷的宫廷水上演出活动也更具仪式性,更为繁复与斑斓。戏曲只出现在明代之后的水上演出活动中。而承载宫廷水上演乐的演出空间,多为水边戏台与舟船,具有独特的观演关系。清代的宫廷水上戏台,一直留存至今,对民间演剧演出形式影响深远。也为今天宫廷史、戏曲史、剧场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文献、文物资料。     

关于从太谷秧歌中提取舞蹈动作元素的探讨

太谷秧歌是一种历史悠久,民间自编自演的小曲、杂说、歌舞、戏曲的综合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本文对如何从太谷秧歌中挖掘、提取舞蹈元素,进行创新并加以有质的量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新时代戏曲文物保护传承的思考——以山西省长子县下霍护国灵贶王庙为例

山西省长子县文化底蕴深厚,能为“文化发声”的文物古迹恒河沙数。其中,长子县下霍护国灵贶王庙作为该县保存较好的古建筑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当地信仰及演剧活动的历史见证。古戏台是研究神庙剧场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作为观演场所的古戏台,不仅说明了戏曲演员与民众之间的观演关系,更表现出了传统戏曲的艺术形态。文章以长子县丹朱镇下霍护国灵贶王庙为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民俗学等学科相关知识,探析其产生的民间信仰、形成发展的建筑特色,以及神庙与戏台间衍生的礼乐观,期以此在城乡建设中能够加强对戏曲文物所承载的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院本”是行院之本吗？

本文质疑传统的院本为“行院之本”说,继而提出院本出自“院体”的观点。“院体”乃是宋代伶人对其表演范式出自皇家教坊的标榜,其得名源自唐翰林院“院体”,是宋人趋时逐尚、夸饰“官样”的产物。“院体”的表演形态与宋杂剧完全相同,区别在于“院体”是宋杂剧的宫廷演出范式。“院本”实际上就是“院体”,“本”即“体(体)”的简省,将常用字的偏旁笔画简化,乃伶人通例。金人未沿用南宋的“官本”而直承北宋的“院体”,说明金院本的来源要早于官本,它直接继承的是北宋杂剧的传统。     

晋城金代古戏台概说

我国戏曲植根于广大人民生活之中,荟萃了各种艺术成就,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备有最广泛的群众性这一特征。仪就这一点而言,在中国古代,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望其项背,明证就是遍布城乡的戏曲表演场所——戏台。可以这么说,大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几乎都设有大小不同、繁简各异的戏台（或称戏楼舞楼、舞亭等）。这些数以万计的古戏台见证过中国戏曲昔日的繁荣,也目睹过当年古人活生生的民俗生态。     

晋城地区庙宇中的金代戏台

山西晋城冶底村岱庙、王报村二郎庙保存的两处戏台,是现知仅存的金代戏台建筑实例。本文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对这两处戏台建筑的布局、石作、木作及彩画做法特点进行初步总结,进而结合考古材料,讨论其与金代杂剧演出的关系,乃至对元代以后戏台建筑的影响,强调此类戏台建筑自身发展历史的特殊性与重要意义。     

玉溪花灯的发展演变

玉溪花灯最初起源于民歌小曲,经过上百年的传承,在剧目、曲调、唱腔、音乐、表演等方面不断发展和丰富,最终在“老灯”和“新灯”两个阶段的发展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艺术表演形式,成为一项表现综合性唱、做、念、舞的戏曲艺术,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蕴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google爱情胜地之第三幕 爱情戏曲

中国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富于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为历代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中国古典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宋元南戏、元代杂剧、明清传奇、清代花部等四种基本形式。在古典戏曲中,不能不提四大经典爱情戏曲——《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自问世数百年来,它们被改编成各种剧种活跃在戏曲舞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它们的故事发生地,也成了游人争相前往的热门之地。它们以超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成为了当地旅游的一块金字招牌。     

浅谈书画装裱艺术中的“宋式裱”

“宋式裱”又称“宣和装”是我国书画装裱中的一种形制。装裱艺术自魏晋时期,就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唐人张彦远说:“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唐六典》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唐朝装裱业概况的记载。但是装裱艺术真正发展到相当高水平阶段,应是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宋式裱”就是在北宋徽宗时演变形成的一种装池样式。目前,装裱师还经常采用这种形制来装裱字画。     

董村元代戏台与元杂剧

山西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称。早在汉代,山西就出现了戏曲萌芽;北宋年间,山西各地到处活跃着诸如滑稽戏、影戏、歌舞戏、百戏、技艺戏等各种土戏,这些土戏在当时已是中国戏曲的雏形;到了元代,戏曲艺术日趋鼎盛,山西省成了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     

立体的构架 多重的艺蕴——通渭小曲田野考察与理论研究

通渭小曲由明清时期通渭民间艺人在陕、甘、宁、青民歌的基础上吸收和糅合了陇东道情、碗碗腔和山歌的各种韵味,从而形成了独有的音乐特质。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通渭小曲进行了田野考察与理论研究,并着重对其音乐元素及艺术构架体的发展脉络、特征、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使通渭小曲在继承和发展上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