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科卡教授访问世界历史研究所

20 0 1年 1 2月 7日 ,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柏林自由大学与洪堡大学欧洲历史比较中心主任、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主任心于尔根·科卡教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进行学术交流。《世界历史》杂志派一位编辑全程陪同了他在所内和院内的各项活动。科卡先生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来华访问的。科卡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 ,德国社会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 941年出生于捷克苏台德地区。 1 960年至 1 967年在马堡、维也纳、柏林和美国的查普尔—希尔学习历史与政治 ;1 968年在柏林自由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 ;1 9…     

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伊朗穆斯林婚俗礼仪

伊朗是一个具有深厚宗教、文化传统的伊斯兰国家,1995年总人口为6730万,其中波斯人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库尔德人占5％,其余为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等。98．5％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犹太教徒占0．3％,琐罗亚斯德教徒占0．1％,基督教徒占0．6％,信奉其他宗教者占0．1％。     

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析

本文认为,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结成“外围联盟”,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伊朗伊斯兰教革命后,尽管霍梅尼从意识形态出发强烈反对以色列,但因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两伊战争期间伊以仍然保持着秘密武器交易。随着冷战后苏联的解体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被削弱,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伊以为争夺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伊朗以反对中东和平进程和支持阿拉伯激进组织来对付以色列;而以色列则竭力把伊朗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大力渲染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核计划对中东稳定及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关注、制裁,甚至军事打击,保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国地位。     

论“伊朗”与“波斯”的区别和联系

“伊朗”与“波斯”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就词源、语言、历史、文化等而言,两者有不同的内涵与严格的区别;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和某些场合下,两者的内涵又基本相同,甚至可以互相代替。一般而言,“伊朗”的范畴大于“波斯”。     

历史上俄国与伊朗哥萨克旅兴衰四十载(1879-1921)

伊朗卡扎尔王朝素有军事改革传统,但直到1879年,俄国军事使团赴伊之前的军事改革都收效甚微。俄国人建立起的伊朗哥萨克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伊朗政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该旅团实质上是沙俄加强其在伊朗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十月革命后,白俄军官控制旅团,并以伊朗为对抗苏俄的前沿阵地。但1920年秋,旅团转而由英国人控制,并于1921年底被整合进新建的国民军队中。     

城市化、城市边缘群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列维国王发动白色革命,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土地改革、工业化、扫盲、扩大世俗教育、限制宗教势力等。此后的伊朗,在石油繁荣的带动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迅猛推进导致伊朗阶级结构嬗变。一方面,两大传统精英阶层乌里玛和巴扎商人的中心地位丧失而渐趋边缘化;另一方面,两大新生阶层即城市新移民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排斥而被边缘化。传统精英阶层因为利益受损对现实不满,新生阶层则受制度排斥而反对政府。随着伊朗政治生态的恶化,四大阶层走向联合,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什叶派乌里玛与1905-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

1905—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是什叶派乌里玛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深度参与的一场政治革命.20世纪初,在伊朗内外危机的作用下,什叶派乌里玛、巴扎商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结成盟友,为立宪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必要条件.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的三位大阿亚图拉积极支持立宪革命,强力干预了伊朗政治发展的进程.以努里为代表的乌里玛则经历了从起初勉强支持到随后坚决反对的转变,成为反立宪派的中坚力量.1911年俄国入侵伊朗后立宪革命的失败,促使乌里玛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更加紧迫的反侵略任务.立宪革命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预演,蕴含着伊朗政教关系剧烈变动的基本趋势,对于解析20世纪以来伊朗的政治史和宗教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伊朗危机与冷战起源研究的力作——读《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

近年来,李春放博士在伊朗现代史研究方面异军突起,发表了引人注目的力作。《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之一。     

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

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此消彼长,是20世纪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的膨胀无疑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滥觞则是巴列维时代世俗政治日趋膨胀的逻辑结果。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矛盾运动,即巴列维时代什叶派传统宗教势力的衰落、世俗政治的强化与霍梅尼时代现代宗教政治的广泛发展以及后霍梅尼时代非伊斯兰化的初步政治倾向,构成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为伊朗现代政治模式的走向成熟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开辟了道路。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标志着伊朗的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阶段。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述评

一、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与影响 伊朗在1935年前被西方称为“波斯”。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9世纪,伊朗的地理区域南抵幼发拉底河,北靠高加索山脉,东北直达阿姆河,西南靠近印度河流域。进入20世纪,伊朗包括恺加王朝、巴列维王朝和伊斯兰共和国三个时期,可见,伊朗既指现实中的伊朗,也指历史上的伊朗。因此伊朗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既包括历史上的关系也包括现实上的关系。     

狻猊·天马·跳脱缨——以考古为例看伊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以往关于伊朗-中国间的文化交流,多依赖传世文献进行探讨,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萨珊波斯晚期或中国隋唐时期。本文以狻猊（狮子）、天马（阿克哈·塔克马）和跳脱缨（手串）为例,试图探讨两国间年代更早的交流。从考古发现看,狮子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为中国人所了解,并从汉代就扎根于中国艺术。比较汉晋和萨珊艺术中的额髦和鞍鞯后的花穗,也可以看出中国与伊朗在马具、马饰上的许多共同特点。此外,中国首饰中的玛瑙珠、天珠和“蜻蜓眼”也深受伊朗艺术影响。     

浅议伊朗与沙特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1979～1998年

在1979年到199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20年里,伊朗与沙特关系总的特点是从紧张敌对走向缓和合作,呈明显的"U"字型结构。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霍梅尼时期、"黑暗时期"和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对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经历了从意识形态主导到逐渐注重实效性,从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到更注重国家利益的演变。从两国关系发展的过程看,伊朗始终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浅议伊朗与沙特关系的阶段性特征1979～1998年

在1979年到199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20年里,伊朗与沙特关系总的特点是从紧张敌对走向缓和合作,呈明显的“U”字型结构。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霍梅尼时期、“黑暗时期”和哈梅内伊一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对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经历了从意识形态主导到逐渐注重实效性,从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到更注重国家利益的演变。从两国关系发展的过程看,伊朗始终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论1889-1892年瘟疫大流行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

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统治后期暴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染病疫情。这次疫情表现出输入型与本土型多种烈性疫病相互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此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是伊朗对外商贸及人员往来密切、恺加王朝治疫举措成效不显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及其生存环境恶劣、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疫情期间伊朗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伊朗民族主义者将殖民者和宗教少数派污名为瘟疫传播者,进而为其发动抗议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抗议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而且伊朗社会也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从而为1906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美国与伊朗1953年政变

1953年政变是伊朗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政变中,由广大民众支持上台的摩萨台政府被推翻,伊朗民族主义运动遭遇挫折,现代中产阶级所倡导的国家民主化进程也难以为继,伊朗又恢复了独裁主义的政权模式.在事关伊朗前程的1953年政变中,美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这次政变迅速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次政变也改变了伊朗公众对美国的看法,使美国失去了在伊朗公众中的美好形象.     

丝绸之路上的亚述风格印章及其所反映的伊朗与美索不达米亚之关系

本文首先向读者介绍了出土于加兹温(Qazvin),克尔曼沙赫(Kermanshah)、赞詹(Zanjan)三地的印章,并将它们与其他地区出土的类似印章进行了对比分析。在对比过程中,印章上的独特迹号向世人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猜想,比如这些印章在伊朗铁器时代III期(ca.800—600B.C)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流通过程中它们发行与贸易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除去描述亚述艺术风格的特点外,印章中来自卢利斯坦(Luristan)本地艺术风格元素与埃兰文化艺术元素的结合,向我们证明这些印章是伊朗文明的本土产物。尽管如此,这些伊朗本土印章还是受到了新亚述艺术风格的影响,而这影响的根源则来自伊朗地区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之间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政治军事活动。     

从出土钱币等文物看汉唐时期中国与伊朗的友好交往

中国和伊朗是亚洲古老的文明国家,在历史上创造过独具特色灿烂的文化。两国之间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了交往,此后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钱币的珍贵文物,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例证。     

“地域社会与魏晋南北朝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地域社会与魏晋南北朝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3月29日至30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暨南国际大学（南投）、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华书局、南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兹将本次会议研讨之要点,综述如下：     

《赵文化与华夏文明》出版

<正>由杨金廷、康香阁主编的《赵文化与华夏文明》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4万字,分为赵文化综合研究、荀子研究、公孙龙研究、赵国都城研究等七部分。收录了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