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龍門石窟的幾種新發現及其有關問題

一九五三年末到一九五四年初,河南洛陽龍門保管所進行過一次清理石窟積土及窟龕編號工作,在工作中有不少新的發現,為進一步認識和研究龕門石窟提出了新材料,現將初步整理出來的幾個問題略述如下。     

要重視批判考古工作中唯心主義思想的学习

作為歷史科学組成部分之一的考古学,是和歷史研究有緊密联系的。胡適的研究方法是‘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証’,就是根據合乎他自己的主观見解來做結論,不惜達到歪曲歷史客观事实的目的。在我們考古界中,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出有这种唯心主義的思想观點存在。例如曾有人就主張过‘先行斷定,以後求証’,这意思是說,一經發現點滴的古代物質文化资料,馬上憑主观印象与願望,斷定它的性質与時期,以後再慢慢地求証。这不是和胡適的口吻異曲同工嗎? 又如有人說,江苏省五年來發現有‘二、三十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並肯定这些遺址的性質和時期為‘……兩种不同性質的文化……’或‘初步肯定它是龍山系的古文化遺址’或‘約当新石器時代的晚期’等等。事实是怎樣的呢?这些遺址除了在地面採集到些標本外,大部没有試掘过,祇是憑主观的願望把地面零星個別的遺物的採集都誇張地说成是文化遺址,因此江苏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就發现了二、三十处之多了。江苏省博物舘五年來出土文物展覽会的說明書     

山西洪趙縣坊堆村古遺址墓羣清理簡報

坊堆村古遺址是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间羣眾取土時不斷出現陶銅器而發現的,最先為洪趙縣廣勝寺古蹟保養所知道並報告上級機關,我會於一九五三年曾往勘察,一九五四年又派員試掘。遺址已被取土破壞無存,惟下部     

“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正一"嘉道的主體性"對二十多年來的清中葉及以後時段的歷史研究,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恐怕是引用頻率最高的幾句話之一。(1)這句看似明確但其實含義頗不清楚的話,與該領域的元問題之一"現代中國從何時開始"緊緊纏繞在一起,刺激着每一位在這一領域內探索的學人的思考。張瑞龍的新著《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下簡稱"張著")就做出了明     

对五台縣幾处古建築的補充資料和問題

山西省五台縣的唐代建築佛光寺和南禪寺,金代建築延慶寺,元代建築廣济寺,其詳情已先後刊載本刊一九五三年第五、六期,一九五四年第十一期及‘雁北文物勘查团報告’。原調查或因時間短促,未能深入周詳,茲將近來新發現的资料,補充如次,並提出幾點須待研究的問題,以供参考。     

從发现的文物中谈华东区古文化概况

自解放以來,祖國悠久而豐富的歷史文化,受到充分的重視,蘊藏在地下的文化遺產,也開始得到了應有的保護。就華東地區來說,在各種規模鉅大的建設工程,像皖北蘇北的治淮工程,山東的築路工程,以及小型的農田水利、生產建設中,古遺址、古墓葬都時有發現。由於工人、農民和工作幹部們對於祖國歷史文化的愛護,大部分文物得以保存下來。這些寶貴的實物與遺跡,成為我們研究中国古代歷史文化的最好的資料。三年來南京博     

洛陽澗西孫旗屯古遗址

孫旗屯遺址曾於去年七月配合防洪工程清理过,至九月底結束,初步了解了这个遺址蘊藏着極丰富的仰韶、龍山、商代三个時期的文化遺物。今年三月十五日開始,由裴明相、李京華、趙霞光、李德保、董祥、梁仁智等和工人五名重     

清理古墓对基本建设工程有妨礙吗?——参加长沙古墓清理工作杂感之一

隨着全國各地大規模地進行基本建設工程,過去長時期埋藏在地底的許多古墓葬和古文化遺址,現在都紛紛地暴露出來了。這些古墓葬和古文化遺址是我們民族文化遺產,是祖國豐富的‘地下博物館’,如何保護這些珍貴遺產,並把已暴露的‘地下博物館’很安全很妥善地移置到地上博物館來,     

关于使用‘史前’这一名词的个人意见

最近‘文物參考資料’的讀者對‘史前’這名詞提出意見,因此有人就問:‘史前’這個名詞是否還可以用?使用‘史前’兩個字是否代表反動思想?‘文參’的編者囑我就這個問題,作一點解釋。我现在就我個人的意見,簡單地寫出來,提供讀者參考指正。 (1)我們首先應當肯定的一件事是:我們看到‘史前’兩個字,立刻就使我們意味着,资產階級的‘種族主義者’的誣衊人類的反動言論。在很早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了當時的德國歷史     

讀“浙江甌江下游發現四處古代遺址”報導的意見

本刊一九五四年第十二期文物工作報導欄所載古塞同志報導的‘浙江甌江下游發現四處古代遺址’一文中的第四點內有‘在東壇頭村……的東溝里有一種硃紅的岩石磨成的殘石刀、石鑿等發現,刀及鑿的形狀略大,與上幾處發現的不相同。……’我認為這是作者對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認識不夠和對考古研究的態度不嚴肅,而隨便加以肯定的錯誤報導。     

甘肅古浪峽黑松驛董家台漢代木槨墓清理概况

与古浪黑松驛陳家河台子(有汉代遺址)以北相連的董家台刘家台,為一狹長一公里左右的山麓台地,高出古浪河面約四十公尺,較陳家河台子高出三十公尺。这一帶現在為农耕地,在台地中心有幾個大土塚,老鄉傳說為‘娘娘墓’,墓塚完整,其他部分亦無場陷突起的痕跡。蘭新鉄路一九五三年冬一九五四年春施工時,在这一帶曾挖出繩紋灰陶器、銅鏡、带鈎、铜印、五銖錢等,一九五四年春蘭新鉄路文物清理組到現場了解,發现在刘家台車站挖土方与車站後面改修水溝的斷層上有不少的土坑木槨墓痕跡,據談挖出的文物即出在这一羣墓中,当時因土方工程已結束,这些被挖壞的殘墓已压在土方下面,未便清理,僅將出土物收集。在董家台涵管北端的一段未施工土方斷崖上有兩座殘墓痕跡,乃配合工程進行清理,自七月二日至五日共清理土坑木槨墓五座。这次清理,挖土过程中在墓坑填土層內未發現遺物。因工程進度甚快,繪圖工作也來不及仔細做,这里介紹的祇是初步的簡單紀錄: 一号墓头部在冬季施工時已挖掉,現存部分,墓坑長方形,墓口距地表深0.5公尺,長4公尺,寬2.2公尺,寬底距墓口深6.8公尺,長4公尺,寬2.2公尺,填土為五花土。木槨為厚20公分的方木拼成,槨長約3公尺,寬1.6公尺,高0.9公尺,槨外周有白灰一層,槨內有棺,痕跡不甚顯著。人骨架一付,北向,头已挖掉,仰臥伸肢,男性。隨葬品置放人骨左边棺外槨內处,計有: 1.木俑一件,头部殘缺,現存部分高約1.3公分,兩袖痕跡較清楚(图一)。 2.方石片、圆石片。方石片長15公分,寬5.8公分,厚0.3公分,一面磨平。圆石片直徑2.8公分,質料与方石片同,原置方石片中央(图二)。 3.銅帶鈎,通長7.5公分(图三)。     

對“敦煌石窟勘察報告”的補充意見

在研究了『敦煌石窟勘察報告』材料後,關於徹底修建莫高窟的問題,我們有如下的補充意見: (一)明確修建的任務和目的首先我們要肯定石室的毀壞,應該分自然的和人為的兩種。從現存的情况看,由於一千五六百年的長時間,自然的毁壞實在較人為     

鄭州市殷商遺址地層關係介紹

鄭州市的殷商時代遺址是在一九五一年發現的。經過中央及省、市有關部門多次的調查,確定了它在考古研究上有重大價值。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央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學合办的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來鄭州二里崗一帶作發掘實習,除了確定二里崗遺址是屬於殷商時期之外,並且發現在殷商遺址下層,還堆積着相當於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龍山文化层。     

安徽地区四年来发现的攷古材料

安徽地區過去就經常發現些重要的古代文物,如遠在一九○六年,蕪湖就曾出土一些戰國式的銅器;抗日戰爭前在壽縣曾發現了楚器羣;在當塗采石薛家村曾出土晉代在這一地區內,以配合治淮工程進行保護文物工作為主,發現的有:台形遺址,殷商文化遺存,春秋戰國以至漢和漢以後的材料。     

对“楚文物展覽圖錄”幾件器物時代的间榷

‘楚文物展覽圖錄’中所發表的許多長沙出土的器物,除了圖版七七銅矛等少數幾件之外,絕大多數是解放前盗掘出來的,所以出土情况不清楚,对時代的確定,單憑經驗來估計,可能会有錯誤的。李正光同志根据長沙文管会三年來發掘中所得的資料作旁証,來討論这許多器物的時代問題,是整理流散器物較科学的方法之一,現在將它發表,以作閱讀‘楚文物展覽圖錄’的參考。     

東北文物工作隊一九五四年工作簡報

東北文物工作隊將一九五四年配合國家基本建設進行的文物清理工作,能及時簡要的總結報導出來,使這許多古遺址、古墓葬中所發現的情况,所獲得的遺物,在沒有寫出發掘報告以前,能早日與廣大群衆見面,這種報告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的。     

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荟萃在一寺的魏、齐、唐、宋的四个孤例;荟萃在一殿的唐代四种艺术

中央文化部爲了堅决執行保護古文物建築政策,兩年來,曾協同各地方人民政府,對散佈在全國各地的古建築逐步地作了勘察,並在有計劃的對具有重大價值的古建築進行重點修繕。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是唐代遺構,距今有一千○九十餘年的歷史,它是國內僅存的、已經調查過的唯一唐代木構建築。解放後,人民政府對它的現存狀况極為關心,在一九五○年七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現改爲‘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組織的雁北文物勘察團,對佛光寺即曾做了極詳細的調查,並且已在去年六月就開始了重點修繕。佛光寺是一九三七年為梁思成先生等所發現,關於寺的狀况、曆史與建築藝術,曾撰文登載‘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第一、二期。因該期印數不多,现已不易得到。為了供給各地文物工作者研究古建築的參考,本刊特請梁先生將原文加以修改,再在本刊發表。     

白陶(平面展开图案)

刻紋白陶,是中國古代陶器中的一種傑出的藝術品,曾經有人把它作為殷代文化的代表,因為除了殷代以外還沒有發現過類似的產物。它最初雖然發現於河南安陽,但解放後在輝縣也曾發掘出來過,由此可以說,凡是殷代遺址都有發現這種陶器的可能。     

讀“四年來華東區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發現”一文質疑

本刊一九五四年第八期發表了‘四年來華東區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發現’一文,張子祺先生指出了材料中的幾點錯誤和一些不同的意見,本刊已轉請原作者作了答覆。今將兩文一併發表。從這個問題上,我們希望能引起文物工作者的注意,一方面寫發掘報告時要嚴肅認真;一方面在作了發掘以後要及時寫出報告。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遗址调查报告

一、調查經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南京市第四區人民政府以電話報告文物管理委員會,說堂子街七十四號李家有太平天國壁畫。文管會當即以電話告知了羅爾綱先生,次日,羅先生即往調查。當時認識到此遺址的重要性,應妥為保存,回來後即報告文管會,但因正值進行偉大的‘三反’運動,此事遂延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