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田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研究

中国近代史学有着强烈的"经世"色彩,西北史地研究的勃兴便是突出表现之一。晚清西北史地学后劲李文田(1834─1895),撰述有《元秘史注》、《双溪醉隐集笺》、《朔方备乘札记》等行世,一生著作颇丰,其首先注解《元朝秘史》更受到学林瞩目。李文田与当时史地学者过从甚密,其在西北史地学上的成就是晚清经世思潮和乾嘉朴学方法的融贯,是清代学术的逻辑发展。在西学东渐和学术转型的浪潮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西北史地学也随分科治学而走向终结,同时亦为近代史学和地理学留下了丰厚遗产。     

梁廷■《海国四说》及其域外史地研究

梁廷■对域外史志研究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在《海国四说》中,他提出了实用可行的域外资料收集路线图,并运用用乾嘉考据的办法对资料进行考证以求准确,在体例上则汇合中西史学之长,开创了"以中国人述外国事"之新体例。梁廷■的域外史地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略》

《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晚年在学术研究方向转变之后所撰的一本比较成熟的史地学著作。作者以传播、普及中外历史地理知识为宗旨,向人们介绍西方史地学知识,并且将忧国意识与传统的史学方法融入撰写内容之中。作者对中外相关书籍认真比较后,广搜博采,严密考订,尤其关注于新近出现的人文地理大事件。作者重视探讨救亡途径,故而该书的撰述还体现出经世思想与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     

19世纪中后期中美边疆史地学研究之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１９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和中国，在历史学领域都出现了密切反映现实生活的“边疆史地学”，并且风靡一时，决非偶然。我们所讲的中国的边疆史地学．主要是１９世纪中期，即清道光、咸丰年间所兴起的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在中国，史地的研究，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不仅封建正史辟专志记载行政区划、山川厄塞、人口物产、风俗名胜等，而且不断有专门的著述出现。伴随着清政府封建统治的衰落，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传统的史地研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正如顾刚先生历说：“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历史地理──笔者注）研究起…     

努力建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评张广智等著《西方史学史》

在千禧之年到来之时,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有了新的收获。这就是张广智教授主、陈新博士参与撰写的《西方史学史》的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自古希腊至当代的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它既是一部优秀的西方史学史通史教材,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西方史学史的通史性的学术作。同时,它也是中国学在探索“建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道路卜所讲行的一次右益的尝试．     

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的史书编纂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史书编纂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主要表现在 :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对域外史地的研究 ;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 ,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 ,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这是对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的有力回应 ,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     

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轫——以《欧洲战役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1914年年底问世的《欧洲战役史论》,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最早的“一战”史研究专著,该书致力于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等问题,不仅文辞畅达,引人入胜,而且蕴含了其经世意识与史学观念的变革,集中反映了梁启超自觉开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风范。从梁氏自己撰述、主持《大中华杂志》、主编丛书的设想和各种评论等综合角度来看,他在兴起阶段的中国“一战”史研究中实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先导性,充当了引导者和指导者的重要角色。对他之后中国“一战”史研究加以细致清理,便能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考察和思索,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由热衷政治到专事学术的人生转变,而且可以见证其史学及文化思想从崇尚“进化论”、追求“现代性”到对其予以深度反思的心路历程,具有某种转折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域外渊源再估量

正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基本遵循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以中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为主体,至于与域外学术的关联互动则被作为一个边缘因素、次要方面来处理,归入中外史学交流、西方史学在华传播的范畴。这种做法一方面突出了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际性视野的缺失和对域外因素的低估。实则,域外学术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演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简析经世史学思想的嬗变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文心雕龙·史传》所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因此,中国历代史家多好以治史致用、治史明理、明治国安邦之理为己任,将经世致用奉为最高使命,并将其付诸实践。本文拟按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对史学的经世思想进行阐释。 一、传统史学的劝惩鉴戒功能 从夏、商、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史学被誉为兴盛不衰的“显学”,受到了历代君主帝王的高度赏识。它之所以这样兴旺发达,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它能…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通变与励进

正当前有学者动辄以学术研究无涉"近功"和"名利"为名,批判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他们看来,趋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与社会大众"急功近利"的风气互为因果,不可避免地给史学的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作为应对,这些学者主张学术与经世分离,惟强调"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显然,依据该立场,历史学的"经世"与"成长"为一种矛盾的关系。本文拟透过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尝试对此观点作一回应。两百年来,A中国边疆研究先后形成三次高潮:清朝中后期以"西北史地学派"兴起为契机,促发了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抗日战争时期以"边政学"之倡议为标     

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耿淡如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 ,以治世界中世纪史名闻史坛 ,晚年又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培养本专业的研究生、主编《外国史学史》、译介诸多的外国史学名著 ,撰写学术论文 ,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先行者与奠基者。他关于历史研究的求真精神、史学史的基本概念、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学术批判的工作原则、标本与模型兼备的研究方法等许多真知灼见 ,都是可供后人借鉴的思想遗产 ,也是他对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具体贡献     

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

清代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就迈越前代,许多记载和研究边疆史地的著述都是前所未有的开创凿空之作。尤其在嘉、道、咸时期,清代边疆史地学方面的著述更是种类繁富,体制斑烂,这时期潜心于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学人如群星璀灿,交相辉映,极一时之盛,涌现了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姚莹、沈垚、俞正燮等一大批硕学之士。     

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

很多同志指出,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要重视史学思想方面问题的探讨。要做好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应当讨论一下史学思想探讨在史学史研究上有怎样的意义,弄清楚什么是史学思想,史学思想包括哪些方面内容。围绕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开展讨论,应当说,这对史学史研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下面说说自己的想法。(一) 我国史学史上,许多史学家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著述反映目己对客观历史的看法和著史的大旨。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是考察一定的目然条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说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研究热潮并发展成专门的学问。其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风气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深层次的总结 ;二是研究中开掘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因素 ;三是在社会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环节 ,客观上为近代史学的萌发提供了新的契机。     

探新求实与爱国主义的结晶——评《中国边疆史地论集》

<正>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不仅是学术事业本身的需要,同是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促进民族团结,增强爱国主义观念,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学发轫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     

近代"经世文编"赓续潮流述论

自魏源代贺长龄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问世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赓续“经世文编”的潮流。这些经世文续编传播的“经世之学”构成了因时而变的有机序列,映射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工具性。各部经世文续编基本上保持着体例结构和求变趋向上的相对稳定性。这些经世文续编所载“经世之学”均未脱离传统经世实学的轨范,西学则被经世文续编借用来强化其“致用”性。因此,这种“经世之学”就无法与近代意义上的“新学”画上等号。经世文续编所代表的传统经世观含有“道德理性”成分,讲究价值和目的,同西方近代“工具理性”纯粹讲究手段的有效性颇有间隔。     

薛应旂的史学思想

薛应是明代重要的史家,撰有大量史著,同时他又是重要的理学家,是南中王学的健者。薛氏理学特点是出入于朱、陆之间,在师承上属王学中的“工夫派”,这些都对他的史学思想产生影响：在经史关系上,从王学的立场出发,反对朱熹“经精史粗”的观点,认为“经史一也”;受王学“工夫派”和朱学观点影响,强调躬身与经世结合,于史学则在肯定史学的借鉴意义,努力探讨历史过程的同时,又强调史学“所以维持人心之不坏”的作用。     

清代历史地理学的一次科学性跨越——乾隆帝《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的学术意义

《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及其自注,表达了乾隆帝的新的史地学观念,引起清朝史地学一次科学性跨越,主要表现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的多种官修史书之中,摈弃了传统的分野旧说,批判其空虚揣测、附会难征,而以实测的晷度来确定地理方位。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得到官方明确的肯定和采纳,并且用以反思儒学认识体系内的相关内容。此种科学观念虽然未能充分地弘扬光大,但仍然对后来的史地学产生了影响,这是学术思想史上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司马光史论的特点

我国古代史学有讲究经世的传统,所以论史往往寓论政,司马光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是其史论的一大特点。司马光论政中有论史。如他晚年乘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之机,反对变法,建议更改新政。但又担心议者有“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之说,于是,一方面强调,“彼谓无害于     

布里吉·拉尔的史学观念与实践

在殖民主义时代,受民族主义史观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的史学作品将太平洋岛屿描绘为“落后的”地区,“幼稚的”人们。20世纪60年代,J.W.戴维森提出“岛屿中心”史观,力图改变帝国史观下的岛屿史学撰写模式。布里吉·拉尔即是从殖民主义史学到岛屿史学转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斐济本土史学家。拉尔主要关注太平洋岛屿史,尤其是斐济史。拉尔的史学实践与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聚焦斐济契约移民研究,运用口述史学和定量研究方法,拓展了印度契约移民史研究的新领域;开创斐济当代史撰写,对斐济四次政变的历史根源与斐济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反思;推动太平洋史学科建设,培养了一批从事太平洋史研究的学者。拉尔是太平洋岛国本土历史学家的代表,他对戴维森学派史学主张守正创新,客观处理政治与史学的关系,体现出他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的史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