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贝叶

《文物》1986年第6期所载李更旺同志的《古书史中梵夹装并非经折装考辨》辨别清楚二者之不同,同时还说明了以前常与经折装混同起来的叶子装即旋风叶的形制,读后很受教益。但李文中说,"梵夹书是以印度所出的贝多树叶(亦称贝多罗树叶,或称贝树叶)和多罗树叶作为书写材料的。"又说,"贝叶是贝多树叶和多罗树叶的简称。"这一说法不知何所依据。玄奘、辩机所著《大唐西域记》中恭建那补罗国条提到多罗树,说"其叶长广,其     

唐代“书卷”考释

唐代的"书卷"意指"写卷"或"卷子",具有丰富的文化审美意蕴。有唐一代书籍的装帧形式以"卷轴装"居于主导地位,"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唐代书卷"经折装"受到过佛经典籍"梵夹装"的启发,但它与"梵夹装"并非一回事。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言中的"模勒"一词,意指"摹画"、"勾勒"之意,与后世学人所误读的"雕版"、"刊刻"关系无涉。     

六世纪中国僧装像之研究——兼说麦积山石窟造像

僧装像在佛教造像中以光头、螺髻、肉髻三种形式出现,包括弟子、比丘、梵天王、辟支佛等的不同身份。本文主要从僧装像的名义及造像仪轨、僧装像的称谓及其内涵两方面对6世纪中国僧装像进行探析,区分他们的不同称谓及示教内涵。作者认为,螺髻僧装像为梵天王,可能包括帝释天,与《维摩诘经》、《法华经》等经中梵天王“帝释天”说系统思想有关,螺髻僧装像为辟支佛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肉髻僧装像为辟支佛,主要与《法华经》等经中的“供养”及法华“四圣”等宣教内容不无关系,与《法华经》“三乘方便”、“一乘实相”、“会三归一”的思想关系不大。     

古书“旋风装”考辨

古书的装帧,从最初的卷子装,发展成为后来的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一直到线装,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每种装帧形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又都有自己的历史,而与当时书籍的制作方法、制作材料以及社会文化,人们对书籍的利用程度等,紧密相关。多年来,书史研究者对古书的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装帧形式的特点,流行时代和演变过程,都有了较为明确的结论。唯有旋风装,由于文献不足,实物无征,所以对它的研究,至今还处在推想的阶段。     

佛教装藏问题的研究

"装藏"是佛教造像仪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在造像或塔中装入圣物来赋予其神力的行为,佛经中已有将经咒装入塔像的说法。目前发现的最早装藏实例出现在吐蕃时期造像中,宋元时装藏的实例不断增多,到明清时期形成完整的体系。本文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一方面从史料出发,探讨了装藏这一行为在佛教中的意义、要求和相关文献记载;另一方面结合实物资料,探讨了装藏的内容、分布区域以及发展演变。     

简议昙石山文化石锛及装柄

昙石山文化是我国东南沿海著名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代表,昙石山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陶器、石器、骨器、贝器等物质文化。石锛是石器中的重要品种,也是昙石山人日常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实用工具。昙石山文化的石锛形制多样,作为一种复合工具,也会有着不同的装柄方式及用途。本文以昙石山文化相关资料入手,力图对昙石山文化石锛及其装柄模式等进行梳理与还原。     

书画

装裱也称"装潢"、"装池"、"裱背",我国特有的一种保护书画、碑帖的技术。方法是先用纸托裱在书画等的背后,再用绫、绢、纸镶边,然后安装轴杆或版面。成品按形制可分为卷、轴和册页。经过装裱的书画、碑帖,牢固,美观,便于收藏和观赏。明代周嘉冑著《装潢志》,清代周二学著《一角篇》,是系统论述装裱的专门著作。     

“洪武通宝”花钱鉴赏

“洪武通宝”钱,系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铸。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版别多种。小平钱除普品多见外,大钱传世不多,我藏有一枚“洪武通宝”钱,形制折五,其铸造特殊、不同一般的折五钱。此钱背铸有一人物牧童及生畜水牛图案,牧童座在牛背上。两手捧着芦笛,形制是在吹奏音乐。生畜的特征是牛头面部两角为筛箩圈角形,面部朝右侧,前两腿、左脚弯曲提步,左脚落地、后两脚起步行走。     

元杂剧"折"的本义与起始

关于元杂剧"四折"结构模式的"折"的权威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折"即"掌记".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说: 元剧的北曲四大套,连同每套前后的独白或对白,通常称为四折,亦即以一套曲词和独白、对白为一折.折原作摺,因为当时把一场戏的曲白写在一个纸摺上,故有是称.这种用于剧场专写曲白的纸摺,或名"掌记",与今之所谓手册相近①.     

浅谈书画装裱艺术中的“宋式裱”

“宋式裱”又称“宣和装”是我国书画装裱中的一种形制。装裱艺术自魏晋时期,就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唐人张彦远说:“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唐六典》等史书中,也有关于唐朝装裱业概况的记载。但是装裱艺术真正发展到相当高水平阶段,应是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宋式裱”就是在北宋徽宗时演变形成的一种装池样式。目前,装裱师还经常采用这种形制来装裱字画。     

明内府刊本《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

明内府刻本《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梵夹本,每面五行,行十五字。首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月初一日明成祖《御制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序》。次图像两面,即据《经》中所序"灵宝天尊在大罗天上五明宫中,……时有斗中、都水二使者,左执青节,右仗黄钺,侍立帝前。"及二仙     

对《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的几点意见

《文物》1972年第7期发表了《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形制》)。其中有一些问题,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如下。一、《形制》为了说明永泰公主与懿德太子两墓"号墓为陵",章怀太子的"雍墓不称陵",从而把懿德、永泰两墓的封土堆称之为"双层覆斗",以与章怀太子墓的"单层覆斗"在墓葬形制上有所区别。据我们所知,永泰、懿德与章怀三墓的封土堆,只有体积大小、高低之分,并不存在"双层覆斗"与"单层覆斗"之别。在永泰、     

柏林收藏的回鹘语文献及其研究概况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回鹘语文献①包括大约8000件尺寸大小不同的文书残卷。②因此,柏林藏品中的这一部分文献相对其它吐鲁番回鹘语文书收藏品来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些文书残卷中的主要成分是一些卷轴装书籍残片、梵荚装册子残片、不同形式的书籍和木版印刷品残片,③其使用的文字大部分为回鹘文。这种文字的根源,经亨宁研究,将推定于阿拉美(Ａｈｒｉｍａｎｓ)文字。④此说不无道理。只有一少部分用粟特文写成,此种文字是回鹘文的先驱。回鹘摩尼教徒既使用摩尼文,也使用回鹘文。此外还有一些残卷用突厥卢尼文字母写成,⑤…     

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

1984年以来,北京市智化寺文物保管所先后从如来殿佛(图一)脏中清理出三种元代藏经,为国内第一次发观,意义重大。现将藏经的版式内容浅析如下。一藩王印本与《普宁藏》藩王印本指的是高丽国王王璋印造的藏经,仅存《付法藏因缘经》一册(图版壹:1、2;图二、四)。经折装,千字文编号"飞"字号,硬黄纸书衣。书品高31.6、宽11.2厘     

四川什邡市箭台村遗址出土汉代“陀螺”骰子考

2015年9月,四川什邡市元石镇箭台村遗址一灰坑中出土一枚夹砂灰陶骰子。从制作材料、工艺、遗址时代、骰子形制演变过程及相关参照材料等方面分析,它的时代为汉代,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以点数表现数字的后代意义的骰子。其形制既不同于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焭",也不同于后来的正六面体骰子,是当时人们将印度传入的骰子与中国原有的六博投琼和樗蒲"五木"相结合的产物,对研究骰子起源、形制演变、中印文化交流及古代游戏史、社会生活史和地方史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探寻中梵关系改善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梵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对抗、对话和接触三个阶段,双方关系的发展一直曲曲折折,但总体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中梵建交存在着两大障碍,一是台湾问题,二是中国主教任命权的归属问题。这两大障碍不能移除,中梵就迟迟不能建交。本文通过梳理中梵交往的历史,分析中梵关系受阻的原因,提出中梵关系改善的三大动因。     

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

西夏文木刻活字印本是很少见的。最近宁夏带来了两包梵夹本西夏文佛经,都是从汉文译成西夏文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并且     

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缋装

关于缝缋装,在有关印刷史、版本学的论著中,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基本没有论及.个别著作在论及书籍装帧时有所涉及,但有的将"缝缋"装列入线装书之列①,有的从"缝缋"字面上知是"用线缝订",但认为"怎样缝订,已不可知了"②.这就是说,在古籍中有没有缝缋装,缝缋装是什么样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现存最早的粘叶装书籍——敦煌遗书斯05478号《文心雕龙》装帧研究

本文考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斯05478号《文心雕龙》,指出该遗书的装帧形式为现知最早的粘叶装,抄于684-690年间,形态成熟。提出中国书籍中的粘叶装,最迟在公元七世纪末已经出现。考虑到汉文书籍不少新的装帧形式大多出现在这一时期,指出由于初唐以来的社会安定、文化大发展,引发社会上文化学习普及,书籍需求量增大,加之外来佛教典籍装帧形式的影响,使得中国书籍装帧形态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历史人物的“装”

这是几则耳熟能详的故事,但经作者一串联,便活生生地展现出了一幅蔚为壮观的封建官场的伪装术。那么,这些装的本事在今天的官场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