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资本家在辛亥起义及胜利后的积极表现

辛亥革命前两三年,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工具——清政府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愈益衰弱,全国的革命形势在酝酿成熟之中。1908年陈其美由同盟会从日本派回国内联络各地同志,1909年到上海设立秘密机关,策动江浙一带的革命运动。经过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人的推动,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它对促进上     

再论同盟会的成立

我对同盟会是怎样成立起来的基本看法,起初写在《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里。由于体例所限,未能作详细说明,随后便写了《同盟会成立新论》一文。这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以后,有的同志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并撰写专文,对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考证;有的如桑兵     

辛亥革命必然发生的历史轨迹

辛亥革命的纪念日定于10月10日,这是因为武昌首义发生于1911年的这一天。然而武昌首义的发生却似乎出于偶然。在武昌进行义举的时机问题上,当时的革命领导层认识并不一致。武昌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商定于这一年的10月11日发动新军武装起义,而同盟会设在上海的中部总会则认为,仅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南京、上海同时发动。     

抗战时期临汾境内的牺盟会

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抗战时期特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太原沦陷前夕,牺盟总部随同阎锡山撤到临汾,从太原到临汾的四个月,山西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牺盟会组织在临汾各县广泛成立并开展了文化建设与宣传工作,对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热情发挥积极作用。     

从汤寿潜到朱瑞:浙江辛亥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与都督位置之争

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光复会总会及光复会上中级会议成员关于浙江控制权的争夺决定了浙江都督的遴选与更替。同盟会与光复会在均不能独自控制浙江政局的情况下,无奈地推选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随着同盟会、光复会总会继续争夺浙江的领导权,且上中级会议成员并不拥戴陶成章,陶成章事件的发生不可避免。蒋尊簋继任浙江都督后的改革,使他与光复会、同盟会的矛盾日益尖锐。在上中级会议成员和浙江实力派中脱颖而出的朱瑞,既注意搞好与同盟会的关系,又暗中向袁世凯靠拢,成为接替蒋尊簋的人选。浙江都督的遴选及更替,是浙江辛亥革命是由光复会还是由同盟会来领导的反映,浙江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留东清真教育会“革命团体”说质疑

近年来学界有人提出,留东清真教育会是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而创立的一个革命团体,这一看法值得商榷。留东清真教育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江苏镇江回族教育家童琮发起成立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影响。白寿彝先生所说的"民族革命",与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并非同义。留东清真教育会之宗旨为"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们提出的诸多思想认识,在百余年后的今天仍然给人以诸多启示。留东清真教育会在中国回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留东清真教育会非革命团体,与同盟会并无直接的联系。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案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的这桩公案,在同盟会时期是件大事,它涉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分裂,对章太炎本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将该案的始末作全面梳理,以揭示当时革命党人之间的派系纷争和章太炎的固执派性。     

共和国口号并未深入人心

论者谈及辛亥革命后中国社情,大凡称“民主共和国口号深入人心”。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笼统,有失简单。首先,从同盟会成员来看,真正了解民主共和含义者并不多。同盟会成立前,除兴中会外,其他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都没有在纲领上提出民主共和。同盟会成立时,其成员对孙中山民权主义在认识和理解上也存有分歧。从一定意义上讲,同盟会仅是一个各     

On the complicated case of relations between Zhang Tai-yan and Duan Fang

章太炎与端方关系的这桩公案,在同盟会时期是件大事,它涉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分裂,对章太炎本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本文试图将该案的始末作全面梳理,以揭示当时革命党人之间的派系纷争和章太炎的固执派性.     

老树春深犹著花——记辛亥义士金应豫先生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山西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对国家民族抱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热血青年,纷纷加入同盟会,并成立了以谷思慎为总干事的山西同盟会分会。金应豫先生也加入了同盟会。     

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成立

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于1990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81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成立。 南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1909年由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发起成立。它以文学为武器,致力于中国     

日本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

海外华侨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是近代以来华侨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的第一次爱国高潮,学术界在这方面已有深入的研究。但就国别而言,日本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则相对缺乏研究,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日本华侨支持辛亥革命一个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参加革命团体兴中会,参与创建革命政党同盟会。清朝末期,有大批中国留学生云集日本,创办了许多报刊,其中约有七八种为华侨创办或参与创办的,这些报刊既有倾向改良者,也有支持革命者,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华侨报刊大多转向支持革命,进而促使日本华侨完成了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华侨处在同盟会总部所在地,受到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耳濡目染;他们与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留日学生共同开展革命活动;革命思想在侨众影响深远等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唐群英

湖南女杰辛亥功臣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反清革命民主运动掀开了新的一页。参加同盟会的第一位女会员是谁呢？有人以为是秋瑾,不确。秋瑾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大约半个月,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参加同盟会。在她以前,已有一位湖南籍的女留学生先行宣誓入盟。此人就是民国妇女运动史上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女杰唐群英。唐群英,湖南衡山人,１８７１年（清同治十年）出生于一个官僚豪门之家。其父唐少垣少时投湘军,武力过人,随部队东征西讨,后以军功官至提督,浩封一品。但唐少垣少时无学,老…     

也谈孙中山与“兴中会”

前言 同盟会成立前的这段革命史,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谜团。争议最多的一个疑点是“兴中会”为何人、何时、何地成立问题。它的成立经过、宗旨、组织、章程等等,无不扑朔迷离,疑云重重。     

彭家珍赴日珍迹

彭家珍于1906年去日本,并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留会,这对他走上革命生涯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现存成都青白江区彭大将军专祠纪念馆的一张七人合照,是这一史实的有力证明。 1906年春,彭家珍毕业于成都武备学堂,“考列最优等八名”之一,奉官府委派,同张思聪、陈鸣谦、邱志云、傅昭谦、韩祖武、李华英等共八人前往日本考察军事,购买军械。其时,同盟会总部已在东民成立,革命宣传,声势浩大,特别注意做赴日青年学生的工作,从中发展会员,壮大组织。彭家珍在成都就读时,已同张培爵读过《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初步具有民主革命思想。他们一到日本,立即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吸引,尤其尊崇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时留东同乡学生甚众,     

山西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一、“南响北应”战略决策的实质就是南响晋应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它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向人们明确宣示,同盟会要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     

同盟会在江苏地区的组织活动

1991年至199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江苏地方志》连载了墨尼同志的《江苏省部分同盟会会员传略》,共介绍了76住同盟会会员。本试在该《传略》的基础上,对同盟会在江苏地区的活动情况作一概述,以求教于方家。     

辛亥山西民军借款始末

《山西地方志》1992年第3期《山西票号商人渠本翘》一文说:“武昌起义后,……军阀阎锡山见渠本翘家道殷实,遂起攫夺之心,派人在祁县渠家‘商借’白银30万两。渠家无奈,只好应允。”这段话值得商榷。一、关于对阎锡山的称呼阎锡山于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当年即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以及同盟会内部军人组织的铁血丈夫团。回国后,担任军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阎锡山参与领导了辛亥太原起义,成功后被推为山西军     

岑伟生事略

岑伟生,学社社员及同盟会会员。辛亥武昌首义前夕,曾两度被胡瑛派往上海,向中部同盟会领导汇报起义准备情况。首义后,由宋教仁派往京津策划北方响应,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习经济政治。“宋案”发生后,回国参加反袁“二次革命”,     

厦门光复

清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二十三日,厦门同盟会会员开会商议,决定发动起义。当晚,同盟会会员中一部分筹划行动,一部分准备文件。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左右,厦门同盟会在寮仔后天仙茶园聚合,推举张海珊为司令、谢承为副司令,同时成立军务、参谋、进攻队、先锋队、巡防队、民军义勇队、华侨炸弹队、侦探、外交、军医、粮台、账房、书官等临时机构。厦门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王振邦在其回忆录中称参加起义的人员多达1700余人。实际上,这一千余人中大部分是临时召集的人员,同盟会的骨干分子尚不足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