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诸岛的华人起源

华人向太平洋地区移民是由一件发生在远离太平洋的英格兰的历史事件引起的。多萝西·谢里伯（DorothyShineb－erg）称2为一场“国内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期，其结果是茶叶替代啤酒成为英国人的普及性饮料。这场“革命”引发了一场把华人水手和其后的商人带进太平洋的贸易活动。80年后，美国内战（1861－1865年），这又一个完全不同的远方的革命，造成了棉花价格的暴涨，导致成千上万的契约种植园劳工涌入太平洋。这两个事件造成华人向太平洋移民的通然不同的方式。在这篇论文里，我仅仅论述第一种方式。我的目的是要阐明，即…     

国民党退台后党政关系调整素描

1950——1952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改造运动中,将原来的“革命政党”定位改为“革命民主政党”,即兼具有“革命”与“民主”两种特质的党。一再强调要“以革命组织与革命精神保障民主制度”。这种“革命”已不同于孙中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而是以“动员戡乱”、“反共抗俄”唤起党员,增强凝聚力,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权威。     

太平天国英王嫡孙历难记

太平天国后期革命的“两大台柱”之一的英王陈玉成，把青春献给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英名万古流芳。其嫡孙陈慎初先生，一生历经坎坷，但始终坚持发扬英王、先祖父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深受人们的尊敬。我在80年代与陈老接触较多，他曾多次向我叙述和提供有关陈家史事及他个人的一些经历，颇为感人。现忆述于后。     

因吃丧命的国学大师

黄侃（1886--1935），号季刚，是生于成都的湖北蕲春人，他有两个名头很响的称谓：“辛亥革命先驱”和“国学大师”。说他是“辛亥革命先驱”，因他1910年回到湖北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鼓动革命，响应者上万人。武昌首义失败，黄侃又在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3000人，     

孙中山好读书

日本友人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我每次看望先生，先生话不离革命，请问先生于革命之外，有否别的嗜好？”中山先生答道：“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而外，只有读书。读书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陕南苏区两幅布告的调查

1990年9月,为加强对革命文物的保护,我同刘彦博同志在镇巴县文化局同志们的协助下,对镇巴县三元区伍家乡苏家坡赵家院子墙壁上保管完好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时期为宣传群众而书写的“实行土地革命”“为土地归农民而战!”“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三条大字标语和《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土地法令》两幅布告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现就其历史原因和革命影响作一简要叙述。     

柳亚子的丰富生活经历

今年5月28日，是柳亚子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胡乔木在1983年6月21日纪念柳亚子先生逝世25周年时，称道柳先生是“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杰出的革命诗人”。他作为诗人，是南社盟主，“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茅盾在1979年11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语）。这方面记述的文章甚多，特别是他与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唱和，更加脍炙人口，我不拟再加赘述。但是，柳亚子的革命业绩却记述不多，我认为这方面也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这里只是追述他的四件往事。一、在本世纪初，无情地揭露清…     

谈谈老舍与西方文学

1951年8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老舍选集》。老舍为这部集子写了一篇自序，里面谈到自己早年创作短篇小说时，为什么只写下层社会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而不写他们的“如何革命”，列举了三点原因：一是对当时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严重的“革命文学”有些反感；二是自己只模糊地知道一点革命理论，“不敢用这一点理论去写革命的实际”；三是“我的一点文艺修养到底是来自阅读西洋古典文学，所以我总忘不了重视人物、语言、思想、结构、写景等各方面，而不专注意或偏重意思。”老舍所说的第三点原因很值得注意，它提示出了老舍与西方文学的联系。     

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随父亲在黄陂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蔡济民.记得我的父亲和蔡的父亲唱和的两句诗:“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甲午后割澎湖、旅大),曾使我们两人深受感动,同时又看到当时的一些进步书报,就起了革命的念头.1908年(戊申),父亲叫我到省考学校谋出路,我却响应了“要革命到营里去”的号召,于是年下季,毅然投入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蔡济民则在我之先投入第二十九标,他特来介绍我认识刘九穗和黄元吉两位同志(黄与我同棚).当时他指我对刘说:“我们两人是邻县,又是好友,都是受了那两句诗的影响,激于义愤,相约前来投军革命,这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并嘱他们介绍我与江光国、祝制六联系.过了几天,刘九穗对我说:“如果有同营的人问你‘学生为什么来当兵?’你就回答‘执干戈以卫社稷,是我们青年应尽的责任.’并可举朝鲜、印度亡国的惨痛来和中国的现状作对比,这就是我们第一步的宣传工作.”     

论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两篇文章

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以下简称《两篇文章》),历来被认为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代表作。的确,陈独秀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但陈独秀写作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和意图并不是为了阐述他的“二革命论”,而     

“文革”教训应继续探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我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     

干校挨斗记

斗、斗、斗,斗到最后斗、批、走。1969年9月下放干校．1970年 初又斗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直到四年后离开干校。唉,倒霉事全让我碰上了！我说我不是“五一六”,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说：“中央已经有你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反军的罪名担当不起,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以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是‘五一六’。”话音未落,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     

邓小平与其革命引路人肖朴生

邓小平晚年常常回忆说：“我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是受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接受革命思想并走上革命道路的，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肖朴生和汪泽楷两人……1925年，共青团旅欧区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被捕后，党的书记肖朴生同志指定我为里昂地区党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地区的工作……在肖朴生等人的引导下，我由一名普通的求学青年迅速锻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     

辛亥革命一村官

我是山西闻喜县上郭村人，在20世纪初，我们村有个村官叫张玉成。还在很小的时候，我总是把他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勇于与落后愚昧作斗争，敢于宣传革命道理，便称颂孙是“孙大炮”，赞扬张是“张骗子”。后来我知道孙中山和张玉成都走着一条先从医、后从政的革命道路，并且都从政治的角度，教育人们懂得落后和腐败是贫困的根源，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强国富民之路。下面是一段关于张玉成的小故事。     

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随父亲在黄陂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蔡济民。记得我的父亲和蔡的父亲唱和的两句诗：“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甲午后割澎湖、旅大）,曾使我们两人深受感动,同时又看到当时的一些进步书报,就起了革命的念头。1908年（戊申）,父亲叫我到省考学校谋出路,我却响应了“要革命到营里去”的号召,于是年下季,毅然投入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蔡济民则在我之先投入第二十九标,     

贺绿汀胞兄进京告“御状”

我的父亲贺培真《原名贺果》,曾于“文革”中为我叔叔贺绿汀等人的冤案进京告“御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因为毛的直接干预,叔叔才得以从上海“四人帮”余党魔掌脱险回家与我父亲重逢。父亲于1913年由家乡湖南邵阳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师”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直到1918年毕业,与毛泽东同班达五年之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风雨中,父亲与毛泽东虽不在一起,却是经常互相惦念、关心着对方的安危。全国解放后,父亲奉调贵阳任市教育局局长,与毛泽东恢复了通信,父亲一生珍藏着毛泽东于1951年12月5日…     

策反：“民革”与上海解放

每当想起解放前在上海参加“民联”、“民革”的地下革命活动，我都激动万分。这是我生命旅程中最有意义的一页。     

“文革”中我阻止了一起杀人事件

1967年到1969年,湖南零陵地区（今永州）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要趁‘文革’之机,专无产阶级的政,革贫下中农的命,要杀掉一批党员”为理由,在全县制造了大舰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1967年9月初的一天晚饭后,队里有几个造反派找上门来,神神秘秘地蒯有件关于“抓革命”的事和我商量。当时“炮打”司令部硝烟滚滚,大队党支部属于“炮打”的范围,算下来还是九级司令部,而我是支部书记。但我自己清楚,他们暂时还打不倒我,还要安排我“促生产”。     

我对“和谐”的一点看法

一、两个“和谐”从根本上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及“世界革命”之类的提法前几年,以胡锦涛、温家宝等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全球建立“和谐世界”的新口号。这样的提法,跟过去六七十年的传统灌输相距太远了,令相当一部分人难于接受。但是我愿意以行将就木之身,出来讲我的个人体会。和谐这个思想,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真把它批倒批臭了,     

革命洪流中的袁溥之

当我撰写的《吴晗与袁震之的旷世之恋》一文发表后,有许多读者问我:吴晗和袁震之在1969年就去世了,你是如何取得这珍贵材料的?我便如实地告诉他们,1988年,我到广州采访了我们家乡的革命人物袁溥之,她是袁震之的姐姐,是最早和董必武一起开展革命活动的女性,还曾是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女代表之一。她的一生和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和许多中国革命的著名人物有过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