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凤翔出土的唐、宋、金、元瓷器

凤翔历年来出土了一批古代瓷器,均藏凤翔县博物馆。本文就其中属于唐、宋、金元时代的瓷器,择要者叙述于后。一、唐代瓷器五件白瓷碟一件。一九七五年六月纸坊公社高玉寺三队农民在该村南取土时出土于距     

四川苍溪出土两方元“万州诸军奥鲁之印”

在四川苍溪县文化馆和四川省博物馆里,分别收藏着同文、同制的元末八思巴文铜质"万州诸军奥鲁之印"各一方,对我们研究元代军事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两方元末官印在1966年同出土于四川苍溪元坝区王渡公社大获城一字库,是由当地社员发现后捐献给国家的。     

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

《文物》1984年第4期刊载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两篇发掘简报,内记出土的四盒墓志及文物中,有许多关于我国古代柔然、吐谷浑等民族的珍贵资料。简报虽对这些资料作了一些分析、考证,但意犹未尽。本文拟就此作进一步的考释。     

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华北武装团体政治抉择研究：以红袄军杨妙真、李璮集团为例

金朝末年,华北政治秩序瓦解,民众为求自保,组成大大小小的武装团体,他们的政治向背对当时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的成果有莫大的影响力。红袄军是这些武装团体中最反复无常者,研究他们政治抉择的因素,可以增进我们对当时武装团体政治向背的认识。杨妙真和李璮是红袄军第三代及第四代首领,李璮起事对元代以至后世历史皆产生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们集团内部还有无数的各级领导人,大致上可分成山东和涟海两大集团,后者受限于史料,生平事迹多不得而知;前者则能利用地方志史料,大量恢复他们的生平事迹,由此得知李璮集团的组成结构及其对李璮政治抉择的影响。李璮失败后,元朝将罪责限定在李璮、王文统及涟海集团,以此争取山东集团的认同,进而稳定对山东的统治。     

河北省赵县宋村宋、元墓出土的几件文物

1977年,我们在宋村大队社员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时,征集了一百多件从宋、元墓出土的文物,现将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件,介绍如下: 磁州窑四系瓷罐二件一件通高33.5、口径6.3、底径10.5厘米。小口,短颈,腹呈椭圆形,平底,实圈足,肩上有对称的四耳。腹上部饰两周黑色宽带纹;中部白地黑花两组,主題均由"山、云"组成,笔划简     

试论法门寺出土的唐代文物与“衣物帐”

一九八七年三月至五月,考古工作者对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之西120公里处的扶风县法门镇(旧称崇正镇)古刹——法门寺倒塌塔基进行清理的过程中,从地下意想不到地发现了一座由前、中、后三室和一条长达20个台阶隧道组成的、面积已超过30平方米的地宫.从中出土了众多唐代金银器、陶磁器、玻璃器以及大量的丝织品,尤其是出土了四枚保存于数重金银、石、铁函之中的佛骨(亦称佛舍利)(表1).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了宗教界、佛教界以及考古学界极大的重视和关注.据传,这次发现的佛舍利,应是很早以前传入中国境内为数很少的释迦牟尼真骨之一.从规模宏大的地宫和大量宝物的背后,     

从“陕北文物展览”看陕北的历史、文物

提超陕北,就会因它是革命圣地而引起人们对它的怀念和敬意,但是,陕北除了在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外,在我国古代历史方面也有辉煌的事迹和丰富的遗存,从这次陕西省博物馆所展出的陕北文物展览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陕西省文管会和博物馆在去年秋季组织了陕北文物古迹调查征集工作组,调查了耀县、铜川、鄜县、绥德、横山、靖边、榆林专县的文物古迹,以     

文物的“是”与“不是”——试谈文物的属性、内涵和价值

近年来,各种门类博物馆的兴建,如雨后春笋,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锦上添花。与此相适应,民间收藏热也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和地摊,充斥大街小巷,猎奇的人们徜徉其间,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电视台的鉴宝、寻宝节目,动辄给出几万、几十万、甚至更高的标价,吸引着无数     

南宋氏族、村落与“非遗”的东山记忆

<正>苏州东山镇古称“东洞庭山”,位于苏州城西南太湖中,明代时因四面围水,亦有“包山”之称。“2000年,东山镇面积96.55平方公里（包括山地、小岛）。最高莫厘峰海拔293.5米。”[1]宋代以前,东山人烟稀少。“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经过东洞庭山附近的太湖水域,见洞庭山地势险要,风光秀丽,不少朝廷重臣及中下级官员遂把家室留在了东山。这一大批北方世族在这里聚居和生活,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中原文化。800多年后,仍能在东山看出其繁衍的脉络、聚居的村落、遗存的古迹及“非遗”等记忆。     

两汉之际的“十斗”与“石”、“斛”

两汉时期,关于容量十斗的概念有两种明确的表示方法。第一种是“十斗为一石”,见于西汉末年刘向的《说苑》;第二种是“十斗为斛”,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律历志》。第二种说法因为《汉书》的关系,被历代学者征引得最为广泛。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将《汉书》所言的量制视为秦汉通行之准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

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于1979年发掘阿斯塔那古墓葬区时,获得不少十六国时期的官、私文书。其中主要是北凉的文书,多为以前历次发掘所未见者。这批文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北凉政权的赋役制度、水利管理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这批文书中,有一件辞,内容为:     

从反山出土“玉琮王”看良渚文化玉琮的形制变化

反山12号墓中出土的玉琮王(M12:98)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巅峰之作。琮的器型变化体现了玉器制作的节约原则,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则是随着神化体系的完善,经历了一定发展过程而逐步形成的。     

“八一”的荣耀——“八一”的纪念和有关“八一”的红色文物摭珠

1927年8月1日,在大革命失败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第一枪。这一枪,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唯其如此,1933年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抗日战争时期,中     

试谈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双连杯”和“三耳杯”及其有关问题

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两种器形较特殊的生活用具——“双连杯”(或称“双连壶”)和“三耳杯”(或称“三耳罐”)。均为泥质陶。从外表看,“双连杯”像是一对陶壶粘合在一起,其腹部里面往往是相通的,制作非常精致,有的器物表面还饰以彩绘图案,或刻划各种动物形象;有的     

“文字、文物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学术研讨会

正~~     

试说烟墩山出土的“铜角状器”和“铜鐏”的名称与用途

一九五四年六月间,江苏丹徙烟墩山西周墓中出土了一批铜器,此中以矢(?)最为著名,同坑出土的尚有"铜角状器"两件,铜鐏一件,附坑也出土"铜鐏"一件。"角状器"曾经有人研究过,但尚无结果,至于"铜鐏"则还未引起注意,我想在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数年以前我即注意到与弓有关的出土文物,除了各种箭头以外,还没有发现过其他可以指出是弓上的附件或与弓有关的东西。但是西周时代因赐弓     

祭器、礼器、“邵局”——关于南宋官窑的几个问题

作者在多年积累的考古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与南宋官窑密切相关的诸问题：如南宋陶质祭器的使用与特征,王晋锡、邵谔与礼器局、邵局、修内司官窑的关系,南宋官窑生产的仿青铜礼器瓷的性质与用途等。作者认为,王晋锡之陶质祭器的烧造与邵谔之修内司官窑的建立,是先后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两件不同的事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南宋陶质祭器与官窑仿青铜礼器瓷在形制及用途上有本质的区别。     

穿树皮的“深圳人”：下角山遗址出土残石的背后历史

深圳下角山遗址出土的一块残石,竟隐藏着6000年前“深圳人”穿树皮衣服的秘密,并且揭示出东南亚沿海列岛拥有着相同的树皮布文化。本文在揭开残石秘密的同时,也传递了考古学解读文物的心法。     

促进书画文物“出圈”、传统文化“入圈”的思考

书画文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书画文物“出圈”、传统文化“入圈”,核心在于加强书画文物保护,这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是提升民族自信心、提高国家软实力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书画文物“出圈”旨在让书画文物“火起来”、走进人们的生活圈,让传统文化“入圈”旨在挖掘书画文物优秀传统文化、让其与公众建立共生共长的关系,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公众感受到书画文物的魅力,以促进书画文物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真正促进书画文物传统文化传承与薪火绵延。因此,文章将深入研究促进书画文物“出圈”、传统文化“入圈”的路径,认为要加强书画文物基础研究,强化书画文物价值认同,做好书画文物科技赋能,讲好书画文物故事,以更好地挖掘书画文物的传统文化内涵,推动书画文物文化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