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初期的点滴回忆

1937年7月7日,北平芦沟桥事变起,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一改昔之秀曲求全之态.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抗日军兴.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时我任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上校政治教官,并     

充分认识全面抗战的伟大意义

<正>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这一天,是日本法西斯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终于忍无可忍,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屯军的步步紧逼、关东军的磨刀南望,决心背水一战,绝地反击。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8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誓驱日寇,收复失地。"千千万万的爱国青     

爱国绅士范显斋捐粮抗日

1939年2月4日,抗战大后方的贵阳城遭到18架日机狂轰滥炸,因轰炸而在当天死亡者达520人,受伤者1526人,烧毁房屋1325栋。 就在这年毛泽东同志以民族利益为重指示国统区的进步书店——重庆生活店出版了《蒋委员长抗战言论集》。蒋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     

论热河抗战及其历史教训

六十年前的热河抗战,以中国军队的急副溃败和退出热河全境而被载入史册。这一场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为什么会迅速归于失败,在这里蕴藏着一些什么值得发人深思的历史教训?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一、蒋介石、张学良对热河抗战的态度热河抗战处于“九·一八”抗战与长城抗战之间的过渡阶段,它既是“九·一八”抗战的尾声,又是长城抗战之前奏。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它是由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和指挥的局部抗     

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参与的神圣抗战,诚如蒋介石在抗战开始时庐山讲话中所说,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抗战八年,举国上下,众多青年学子投笔从戎,积极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另外一部分人则坚持办学,以另一种方式支援抗战。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大学等著名院校的前身,位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     

关于抗战“速胜论”的几点辨析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中共党内的王明以及《大公报》等新闻媒体是抗战“速胜论”的代表,这或许与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实际上,蒋介石始终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并非“速胜论”者。王明对抗战形势的困难和持久性估计得亦相当充分,同时也没有完全寄希望于国民党,因此将之视为“速胜论”的党内代表并不妥当。至于《大公报》,虽曾一度流露出某种急躁情绪,但只是一闪即逝,很快便重归冷静。就当时舆论界的主导倾向而言,“速胜论”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后,它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打动美国：胡适在抗战初期的民间外交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适于7月12日飞赴庐山。刚一上山,便被蒋介石邀去会谈。面对蒋介石在华北问题上的犹豫态度,胡适慷慨陈词,力促蒋下决心派兵迎敌。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曾说,胡适的这番力谏和随后冯玉祥的痛陈对蒋介石坚定抗战信心、明确抗战态度起到了决定作用。     

何其巩在抗战中的几个片断

抗战前夕,时任私立北平中国大学代理校长的父亲何其巩曾应蒋介石之邀赴杭州会晤蒋介石。父亲谢绝了留在南京做官的邀请,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抗战爆发后,杨秀峰向父亲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建议中国大学在北平继续办下去,希望父亲留在沦陷区为人民做些工作。父亲临危受命,承担了坚持地下斗争的重担,并当即请杨秀峰向中共中央表示“义不容辞”。     

胡适与抗战

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胡适一直反对对日作战。为此,他曾长时间担着“卖国”的罪名,受到舆论的谴责。但“七七”事变后,他却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抗日的事出国奔走,不久并出任驻美大使,成为国民党政府战时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角色。那末,胡适是怎样从反对抗战转变到拥护抗战的呢?他在抗战时期,尤其在担任驻美大使时期,做过哪些活动,这些活动对中国抗战有何意义?他对中国抗战发展前途是如何估计的?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过去一向不很为人注意,都有加以研究的必要。一“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胡适在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他同他的朋友丁文江、     

庐山的抗日烽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宣言。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于6月、7月两次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谋求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亦于5至7月召集各方名士参加庐山谈话会,讨论抗日事宜。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庐山作为“夏都”来经营,抗日战争前夕和前期的多项决策在庐山作出,许多与抗日有关的事件在庐山发生或与庐山相关联,庐山实际已成为全面抗战的重要策源地之一。7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督促及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对日外交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也表明了国民党抗日之决心。     

卢沟桥事变与蒋介石抗战的“最后关头”

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最终导致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以往的抗战史研究中,往往把八一三事变作为“全国进入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一观点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值得商榷。史实表明,卢沟桥事变,既是蒋介石说的抗日的“最后关头”,也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情势发...     

泣说长城抗战

我们把1933年发生在东起山海关、西北至内蒙察哈尔等地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的战斗统称为长城抗战。长城抗战包括了在当时来讲合法的和不合法的两个阶段。以张学良、何应钦为首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指挥的长城抗战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所同意的,是合法的;以冯玉祥、吉鸿昌等人为首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长城抗战,是被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所反对的,是不合法的。     

抗战期间白崇禧与中共的秘密交往

白崇禧原国民党陆军一级 上将,素有“小诸葛”之称。历任过国民党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华中“剿总”总司令等职。就是这位“小诸葛”,在抗战期间曾与中共有过一些交往。 1934年5月,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白热化,蒋令湖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风腐败及有关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风腐败迅速蔓延发展,已经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正如蒋介石1948年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所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     

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的抗战与败退问题探析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抗暴御侮反侵略史上的光辉一页。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活动,则为其中之重要内容。加强研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抗战活动,将会更有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反映当时全国军民的抗日爱国热忱,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作用。因此,史学界近年来已开始重视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     

试析薛岳的抗战思想

薛岳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位风云人物,他于1937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并率部投入淞沪会战,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战生涯,指挥过多次对日会战,他在抗战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抗战思想。     

李士珍和抗战后期的五年建警计划

李士珍在抗战后期向蒋介石提出的“五年建警计划”,时战后的警政重建有着深远影响,这个计划不仅全面展示了李氏的建警理念,也与“警校派”与军统争夺全国警察领导权息息相关。时这个计划进行解读,有助于理解战后警政的变化脉络。     

蒋介石眼中的抗战第一功臣

长期以来,在民国政客中,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等职的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其政声舆论,实可谓“臭名昭著”。然而当1967年8月孔祥熙在纽约病逝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却亲撰悼文《孔庸之先生事略》,赞誉其在“国家环境最为险恶,与军民生计最感困窘之际”临危受命,“屡使革命大业转危为安,抗战军事转败为胜”。     

刘湘:一代枭雄的抗战之路

他是四川近代史上的一代枭雄,就连蒋介石都要敬畏他三分。他英勇善战,敢于拼命,绰号“巴壁虎”,当地人称“刘莽子”。他在四川军阀内战中,削平群雄,统一四川。他是四川省主席,深沉含蓄,持身谨严,但做事剽悍,军事才能与政治才能堪称老辣,生前始终使四川保持半独立状态。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对他实行多种渠道、不同方式的策反,终将一个反动军阀、一代枭雄改变成为一名抗曰将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立即率领部队奔赴抗战前线,扛起川军抗日大旗,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