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铜镜在日本早期国家政权形成中的作用——兼论日本出土的三面画文带神兽镜

日本古坟时期众多的墓室里出土了大量中国古铜镜,它们是三国时魏明帝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这些铜镜帮助和佐证了日本大和王权的建立,并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徐州地区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兼论洛阳发现、日本爱知县东之宫古坟出土的同类镜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是佐证大和王权成立的关键,它们的来源一直是中日两国有关学者研究的重点。近年有学者就洛阳发现的两面三角缘神兽镜提出洛阳地区乃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溯源地。但是,早在十年前徐州地区已出土一面"三角缘框架式神人神兽镜",它更相似和更好于日本爱知县东之宫古坟出土的"三角缘铭带阶段式二神二兽镜",它实证了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和东汉流行的几类铜镜有密切关系,然而前者自成体系;同时,再次反证了洛阳地区不是其单一的溯源地。     

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和中国东汉三国时期画像镜、神人神兽镜的布局及设计思想探讨

本文首次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和中国东汉三国时期画像镜、神人神兽镜的布局考证出发指出两国铜镜的相似及差异乃是源于历史上第一次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果,它们诞生于不同的使用目的和方式,以此诠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是两国工匠共同在日本本土设计制造。     

馆藏竹鸟梅花纹带柄镜的时代及风格辨析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一面竹鸟梅花纹带柄镜,过去由于缺乏更详尽的原始信息,一直被定为明代的带柄镜,笔者以为不妥。经从形制、呈色、纹饰、铭文等方面综合考察,笔者认为其时代不早于清代,风格与日本铜镜更为接近。将对这面铜镜时代、风格予以辨析,同时就涉及的明清带柄镜特征等相关问题做了初步总结。     

辽阳博物馆馆藏汉代铭文铜镜简析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铜镜的出土及传世数量众多、分布广泛、造型新颖、美感十足。其中,汉代铜镜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铭文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铭文镜上的铭文取代镜纹的主要地位而成为铜镜的重要装饰。这些铭文内容丰富、书法优美、寓意多样,反映汉代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辽阳博物馆的汉代铜镜藏品丰富,笔者选取其中六面铭文镜,解读铭文、重新命名、断定年代、修正错误,以期填补馆内铜镜研究内容的不足。     

再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魏明帝死于景初三年,少帝继位后,仍称当年为景初三年,但次年则改称正始元年。"景初四年"的年号实际上并不存在。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盘龙镜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因不能及时得知中国魏朝皇帝改年号之事,所以在铜镜的铭文中使用了"景初四年"的年号。     

论三角缘神兽镜所见古代日本对江南文化的吸收

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是中日两国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认为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镜传统在日本的延续,它是经南路进入日本的吴地铜镜本土化的结果。     

汉镜中的规矩纹博局铭博戏图与八极

汉代铜镜中的TLV纹,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即在日本学者原田叔人编撰的《泉屋清赏》中就被称之为规矩纹。由此可知,把铜镜中的这种纹饰首先命名为规矩镜的应是日本学者。     

也谈渔畋文规矩镜的时代与内涵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面饰有＂渔猎＂等图案的汉代规矩镜,著录于《故宫藏镜》。此镜还曾被收录于《岩窟藏镜》、《中国青铜器全集》等民国时期和建国以后的铜镜著作中。日本学者石川三佐男专门撰写了《东方文化的思想和礼仪——〈岩窟藏镜〉所收〈渔畋文规矩镜〉新考》一文,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研究和考证。足见中外铜镜研究领域对此镜的关注。     

浅谈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藏的日本铜镜

武汉市文物商店集藏着大量的古代青铜镜,其中有日本铜镜十数枚,形制有圆形和圆形带柄,也有异形镜。装饰题材以松、鹤、竹、梅吉祥纹为主体。均有铭文。日本铜镜带有我国宋代铜镜遗风,其铸镜艺术起步较晚,我国铜镜艺术开始衰落时,日本铜镜艺术则渐趋成熟与发展。但昙花一现,很快衰落。通过文中介绍的铜镜,本文初步勾勒了日本铸镜概貌及日本铜镜传入中国的基本情况。     

唐代鹦鹉衔绶“同模镜”刍议

中国浙江省绍兴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双鸾长绶镜与日本鸟取县三德山三佛寺收藏的鹦鹉纹铜镜图案相同,尺寸一致,应定名为唐代鹦鹉衔绶镜。这两件同形铜镜是用同一镜模翻制的不同镜范浇铸的同模镜。镜背图案细微之处有所不同,是泥质镜范脱模时图案遭受缺损后进行修补所致。唐代,中国的铜镜通过多种渠道流入日本。三佛寺收藏的唐代鹦鹉衔绶镜大约在唐代中期由遣唐使带回日本,流传两百余年之后,由一位叫做“平山”的女信徒在一次高山祭祀活动中奉献出来的。我们期待这两件离别千年之久的“兄弟镜”能够聚首,使中日友好交往的这段佳话延续下去。     

角王巨虚铭文镜的类型内涵与时代

流行于汉代,带有"角王巨虚"铭文的铜镜,是颇受历来铜镜研究者关注的。这类铜镜也是铜镜收藏者喜爱的藏品。有关其镜铭内涵以及图案等,虽已有著述,但似乎均存在资料集中度不够,论述过于粗疏等诸多缺憾。现笔者搜集资料,再撰此文,以期与大家作进一步的交流与探讨。     

铜镜、青瓷、刻石——浙东居民迁移东瀛之研究三题

文章以铜镜、青瓷、石刻等实物资料和大量史料为例,对浙东居民移居东瀛日本的史实,作了例证性的探讨。     

关干宁波为吴东渡日本出海口的考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发掘的一些古纹中,相继发现了大量的古铜镜,其镜背内区主题纹饰为半浮雕的神仙和神兽的组合,外区由两周锯齿纹带及一周复线水波纹相组成,边缘断面呈正三角形,并且形体较大,一般直径在20厘米以上,日本     

略论中国铜镜纹饰构图与描绘手法的演变

中国铜镜,最早见于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齐家文化,商代与西周时期略有发现,兴起于战国,盛于汉唐,而衰于宋元。铜镜的最初出现,与青铜器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但自秦汉开始,铜镜在造型与铸造工艺、实用功能、艺术美观以及反映的社会内涵方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独立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的出现,学界对铜镜的研究亦越来越系统与深入。20世纪80年代,孔祥星与刘一曼初步建立了中国铜①     

金代铜镜研究述评

近百年来,对金代铜镜的整理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六十年代以前,著录很少,评价很低;七八十年代,廓清认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研究渐深,成果日丰。本文在综述以往有关金代铜镜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六朝神兽镜赏析

中国铜镜的发展历史,从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齐家文化开始,就像一条源远流淌的长河,其间无论是汉代的规矩镜、画像镜,还是唐代的瑞兽镜,花鸟镜,都以其多姿多彩装饰着这条铜镜的长河,使其熠熠生辉。而神兽镜又是这长河中另一朵绚丽的浪花,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神兽镜是在铜镜背面以浮雕手法作出纹饰,主要装饰内容是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人和龙虎等兽形,故名神兽镜。其装饰方法有环绕,有重列,有同向,式样不同,风格却统一,反映了道家的神仙思想这一主题,因而神兽镜有别于同时期的规矩镜、夔凤镜而独具一格。特殊的题材、独特的技法,将中国铜镜的发展推向新的阶段。神兽镜出现在东汉中期,是东汉铜镜纹饰的一个种类,在湖北、江苏、浙江一带出土较多。这是由东汉延续到六朝时期的一种铜镜,从墓葬发掘的情况来看,由于东汉贵族墓少见,因而神兽镜在东汉墓中发现不多,而六朝的贵族墓中大量出土神兽镜。我馆(南京市博物馆)发掘的近四百座六朝墓葬中出上了百枚铜镜,神兽     

神木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铭文铜镜鉴赏

神木市博物馆馆藏近千件铜镜,不但数量多,且种类全。铭文铜镜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开始铸造,流行于西汉中晚期,以西汉晚期为最盛,铭文铜镜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发展。神木市博物馆馆藏汉代铭文铜镜种类尤为繁多,铜镜铭文凸起、寓意深刻,做工精良,为古代工业美术的珍品。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藏金代人物故事纹铜镜及其所反映的女真汉化思想

作为我国古代铜镜历史上的又一次闪光点,金代铜镜是在承袭中国传统铜镜铸造工艺、丰富纹饰题材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特有习俗、社会风尚和个人审美风格发展创新的产物。本文根据题材纹样将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的22枚金代人物故事纹铜镜分为婴戏童子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现实生活人物故事镜、隐逸高士镜等数类，并对其内涵加以阐释分析。结果表明，作为金代铜镜流行题材之一的人物故事镜，充分体现了女真人对中原汉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吸收与借鉴，是研究金代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物证。     

日本出土中国工匠陈是(氏)纪年铭铜镜的再探讨

日本出土了三种中国工匠陈是(氏)铸造的纪年铭铜镜,它们的布局图像和国内流行的同类镜有明确差异,这些差异表现出两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设计理念上的重大变化,它们和中国铜镜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巫文化已经介入。卑弥呼女王提出铜镜上的图饰设计要求,陈是具体改动、制作。在他改动的铜镜上,留下了相关文字和特有的图饰,也留下了他和徐州铜镜之间有机的链接及解开早期日本三角缘神兽镜起源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