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声明

△本刊2010年第4期韩强《世界视野中的岭海》一文的注号注文,因工作疏忽排版出错。投稿文本注21在出版文本中只余注号方框即[](见《岭南文史》2010年第4期第12页左栏上数第15行),为梁启超先生观点,     

敦煌本《列子注》考

P.2495,《敦煌宝藏》定名为《庄子郭象注》.其实此卷有《庄子》与《列子》两部分的内容.前30行①为《列子·说符篇》内容,从注文"丁壮者皆"至注文"取金之时不见人但见金",1至15行上半部残,行20字左右,正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第31行起为《庄子郭象注》内容.     

陈邦怀跋唐敦煌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

陈邦怀先生《敦煌写本丛残跋语》(1984年《史学集刊》第3期)丛残凡五种,其第三种为《论语》某氏注残页,仅存六行。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及“本斋珍赏”两印。保之先生称其字大如拇顶,草书极精。经、注连写,经文大字,注文稍小,与通常所见唐写本经籍其注文作双行者,迥不相同。每章之末空一字,以与下章区别之,与汉石经同。注文非郑     

《水经注》注中注之证明

<正> 郦道元《水经注》一书原来最初的形式是在《水经注》的每一句经文附着自己的注文,同时他自己的注文也有大小字之别,即注中又有注文。后世传刻之间,经文与注文每有混淆,大小注文更全部混为一事,清人已无从见其本来面目。经注混淆问题,明儒即有所分辨,清代研治《水经注》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读了《文物》一九六四年第四期中陈育丞先生《簠斋软事》一文,得到很多益处。文中所引簠斋自记一则列举"南中金石交"诸人,有沈西雍(□□)。陈先生注云:"沈西雍的名字,原稿缺。当是秉成二字"。这条注文我看恐有错误。沈秉成是南方的     

《金石录校证》标点辨误一例

金文明校证《金石录》卷十一“祖了彝铭”条云“李氏名公麟,字伯时父,有《古器图》一卷,行于世云”。(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213页)注中又云《宋史·艺文志一》著录李公麟《古器图》一卷。案:《宋史》444卷,文苑六《李公麟列传》称“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故“字伯时”一语可单独成立,“父”字为下一句之首。即《古器图》一书系李公麟父亲所写,而非李公麟之作。《宋史艺文志》成书于元朝,赵明诚《金石录》为南宋时著作,故《艺文志》之《古器图》记载当系误引《金石录》之故,此亦后世诸如《安徽历史述要》     

俄藏敦煌本Φ242《文选注》的文献价值

俄藏敦煌本■２４２《文选注》的文献价值罗国威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敦煌文献中,有一轴编号为由２４２的《文选注》写卷（《俄藏敦煌文献》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存１８５行,有正文,有注。正文行１３或１４字,注文小字双行,行１９或２０字。所存...     

《一种未被著录的<刘子>敦煌残卷附校记》勘误表

(一)正文: (1)第53页第三行:“北齐刘书”,“书”当作“昼”。(2)第53页第四行:“阜城刘书”,“书”当作“昼”。(3)第53页倒数第一行:“傅增相湘校录本”,衍“相”字,当去之。(4)第54页第13行“《记附》第二十一”,“《记附》”应作“《託附》”。(5)第54页第二十二行:“伯三五四六”,“三”当作“二”。(6)第54页倒数第四行“……顾廷龙教授请求”,“求”应作“教”。(二)注释:     

《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

裴松之补阙式的注史方法并非前无所承 ,他不仅受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和后来集解体的影响 ,也受到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史注史倾向的影响。晋人挚虞和阎缵等人以补充缺略为主的注史方法 ,对裴氏更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关于裴注所引书目的数量 ,因统计的原则和方法不一 ,学术界有十种不同意见 ,笔者则认为裴氏引书共 2 2 7种。至于《三国志》的正文与注文 ,前人一直认为注文多于正文 ,近来有学者称正文多于注文。其实 ,《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 ,既有文字脱漏问题 ,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 ,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     

《明史》补佚一则

《明史》补佚一则范沛潍《明史》卷１００,《诸王世表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２５５７页缺佚）按：周定王有十五子,其第十五子曾封＂固始王＂,《明史》卷１００,《诸王世表一》遗漏此栏。查：ｌ．《山堂别集》卷３４：＂固始王有□,定第十五子。无子除。＂（中华书...     

作者·读者·编者

<正 1992年第3期《记张星焜先生》一文作者指出由于本刊校对上疏忽,出现讹误。需要订正的地方有: 第6页1行应为:张星烺(1888—1951);7行应为:Emil Abderhalden;注②引文出处应为1911年;第8页6行应为化验室主任,倒8行应为:1928年;第9页倒3行应为:他请人……。又:1992年第4期封二目录末行《<史学史研究>1992年总目》作者应为本刊资料室;     

敦煌唐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志疑

《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载有陈邦怀先生所作《敦煌写本丛残跋语》一文。该文第三部分为《唐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跋》(以下简称《陈跋》)。据介绍得知:此“敦煌唐写本《论语某氏注》残卷”为一照片,作者得之于天津云山阁古玩店,押角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和“本斋真赏”印章二方。残卷仅存六行,“行十三字,字大如拇顶,草书极精,经、注连写,经文大字,注文字稍小”。两章之间以○为区别。     

《汉书·地理志》标点辨误三则

<正> 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有3处标点断句错误。第1529页第6行荆及衡阳惟荆州按此句为《禹贡》语。颜师古注:“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也。”是说“荆”指荆山,“衡”指“衡山”,“衡阳”即衡山之阳,仅指方位,而非实限地名(不过颜氏把衡山定在荆州之南,乃是因袭了班固将《禹贡》衡山定在湘南的错误,其实在汉武帝     

《通典》勘误一则

正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卷六,开元二十五年(737)《令》文注文:"丝五两为绚"(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8页)。日本藏北宋版《通典》作"丝五两为絇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2008年,第226页)。依据《令》文的行文体例,接续"丝五两为"的文字应是单字量词,"絇""绚"二字必有一误。又,《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727)五月丁酉条,胡注引《通典》:"杜佑曰:《唐令》,绵六     

《唐六典》注文撰修研究

《唐六典》注文撰修原则为玄宗提出的"错综古今",韦述据此原则确定了"沿革并入注"注文撰修体例。《唐六典》正文和注文同步撰修,到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基本完成《唐六典》全书的撰修工作,并且可能已经进御,但玄宗并不满意,因此从开元二十四年开始,李林甫委托专人对《唐六典》进行补注。《唐六典》注文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注文撰修一般采取夹注形式,同时采用合注和"余具上说"等转注形式,注文撰修所引文献大略分为三大类。     

《春秋左传注》勘误一则

<正>《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时,"驹伯"之称首见于史册。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认为这个"驹伯"是郤克之子郤锜的名号,"杜注以驹伯即郤克,     

关于《论〈顾烜钱谱〉对中国钱币学的贡献》一文的订正

本刊 2000年第三期所刊邹志谅先生 《论〈顾火亘钱谱〉对中国钱币学的贡献》一文，由于我们工作不细致，造成文中注释部分出现差错，特致歉意，并订正如下： 　　删去注③；注④— {13}相应改为注③— {12}；补入注 {13}内容：《王荫嘉品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7、 28页第 5页。 又：叶世昌先生函告，此文第 5页右 5行“野王丁父，忧归本郡”，正确断句应为“野王丁父忧，归本郡”。 关于《论〈顾烜钱谱〉对中国钱币学的贡献》一文的订正     

宋元“集注批点杜集”成书及其价值发微

宋元之际罗履泰序、署名彭镜溪集注的《须溪批点杜工部诗注》以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为底本进行删削,补入刘辰翁批点,被高崇兰编、署名刘辰翁批点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扬弃。高本以蔡梦弼本为底本形成初稿,然后引入黄希、黄鹤《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为参考本形成定稿,大量误读"梦弼曰"注文。署名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的《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受高本启发,径以《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为底本(篇目编次框架用《门类诗》),同时参考蔡梦弼本。徐本对底本、参考本先后主次关系的选择恰与高本相反,故能纠正高本对"梦弼曰"注文的误读。高本是宋元之际"集注批点杜集"的枢纽,上承罗本,下启徐本。总的看来,罗本初创而失之粗略,高本化用《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系年为篇目编次颇具用心,徐本辨识注文最为准确。结合高本编次与徐本注文,可以形成宋元"集注批点杜集"最佳新本。     

明泾阳王徵先生行实述评

明泾阳王徵先生行实述评张中政王徵先生,字良甫,又字葵心,自号了一道人,了一子或支离叟。查继佐在《罪惟录》中为他立传,第一次提出＂徵奉天主教,最辟佛事＂,教名斐里伯。陕西西安府泾阳县人。生于１５７１年（明穆宗隆庆五年）,卒于１６４４年（明崇祯十七年）,...     

颜游秦《汉书决疑》佚文与颜师古《汉书注》比义

颜师古撰《汉书注》曾取义于颜游秦《汉书决疑》。然而,颜师古却没有将《汉书决疑》列入参考书目,撰书中亦未称引。其学术失范行为受到了清代学者的严厉批评,但迄今学者未曾就《汉书决疑》佚文与《汉书注》进行全面的比义研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就《汉书决疑》的19条佚文与《汉书注》的相关注文作逐条比义,可以发现颜游秦的15条注文被颜师古完全采纳或基本采纳,占今所能见颜游秦佚文的近80%,故后人谓师古注尝窃采游秦义为不诬。但瑕不掩瑜,师古注比游秦《决疑》丰富得多,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汉书》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