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印象

1984年夏秋,我抽空去北戴河看望在那里休养的父亲张仲实。一天上午,父亲对我说：“康大姐也在北戴河,好多年不见了,我要去看她。”在中国谁不知道“总司令夫人”康克清!我陪父亲去看“康大姐”,几分仰视,几分好奇,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康大姐”。     

半部文艺史，一个打杂工——记我的父亲周巍峙

周总理亲口对我父亲说,他是国家总理,而我父亲是“文艺总理”,但父亲在《八十自嘲》一文中,却幽默地自我描述说：“来自贫寒户,混迹文坛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     

我和父亲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是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形象,是“父爱如山”的具象表达,代表了一部分人和父亲的关系——在最初的生命里,父亲是很多人的原始偶像：高大而雄伟。     

“温情”鲁迅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鲁迅“横眉冷对”,留下的照片几乎张张表情严肃,没有丝毫的笑容。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爱孩子呢？而周海婴在回忆父亲鲁迅时,曾经写道：“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     

穆藕初——“另类”的实业家

“对于我的父亲,我知道得越多就越困惑。”1943年,穆藕初去世时,其幼子穆家修只有10岁。很多年以后,已经70多岁的穆家修老人回忆说：“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事业涉猎的范围这么广。研究了10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怎么看他了。他除了是我父亲,到底是历史上的准？”     

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为了给父亲能早日昭雪,我开始走访父亲的老战友和许多老前辈,这一部分我是凭记忆按走访的前后记叙下来,可能会感到乱,但这是历史事实。我走访的第一位老前辈是陆定一同志。当时陆老刚被解放住医院,我去探视他,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被诬陷为叛徒？他对我讲了下述情况：大约1964年,他当宣传部长时,毛主席问他要我父亲写的《多余的话》。     

鲁迅与儿童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回忆他的父亲鲁迅时,曾经写道：“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假意要打屁股。”鲁迅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谈到打儿子时,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鲁迅在病中,看到他的好友姚蓬子的儿子,也要慈爱地摸摸他的头,这个小孩就是“文革”时期“大名鼎鼎”的姚文元。     

旅行升级将奢华进行到底？——奢华体验

10年前我第一次跨出国门是为了念书,于是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件“奢侈品”——一只新秀丽软皮拉杆箱。那是父亲送我的礼物,当时的价格应该顶得起我箱子里所有内容的总和。父亲说：“穷家富路,出门在外就别亏待了自己。”     

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随父亲在黄陂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蔡济民。记得我的父亲和蔡的父亲唱和的两句诗：“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甲午后割澎湖、旅大）,曾使我们两人深受感动,同时又看到当时的一些进步书报,就起了革命的念头。1908年（戊申）,父亲叫我到省考学校谋出路,我却响应了“要革命到营里去”的号召,于是年下季,毅然投入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蔡济民则在我之先投入第二十九标,     

毛主席奖给我父亲一支枪

1960年,毛主席曾奖给我父亲一支枪。父亲一直心肝宝贝似的爱护着这支枪,并教育我说：“是好东西你就要珍惜,而且要珍惜一辈子。”1976年,父亲为维护他人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给人民做点实事，比当多大官更要紧”——怀念我的父亲吕正操

父亲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三件事：打日本、修铁路、打网球。我妹妹和他开玩笑说：“人家说你打日本、修铁路是大事,打网球是小事。”父亲当时正在住院,插着异管说话不方便,就在小黑板上郑重其事地写道：“体育是大事!”     

回忆救一个国民党的“逃兵”

１９４８年底,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淮海、平津战役仍在紧张地进行。 当时我家住在汉川南河渡。一天晚上,突然有个乡亲跑到我家对我父亲说：“时师傅,我托您帮忙救个人啦！他是国民党的逃兵,东躲西藏蛮长时间了,要是被抓回去就活不成了,好造孽哟！”我父亲问：“怎么救？”他说：“您打行炉天天早出晚归把他带着,就说是自己的儿子,躲过这阵子就让他回家。”我父亲就一口答应了,叫他把“逃兵”带来。 “逃兵”个子高大结实,黑黑的面庞,圆圆的脸,一口外地话很难懂。他说他姓龚,叫德盛,湖北宣恩人,二十多岁,是在田里插秧时被国民…     

从革命青年到地产巨商——施永青的60年

年少时施永青和父亲走在香港的路上,不只一次看到放在街头的弃婴。“听到他们的哭声我就想过去看看。”但被父亲一把拉开：看什么？我们家的生活都成问题。“当时我的想法是,一个幼小的生命,可能就这样死去,社会不该是这样的。”     

记录我们自己的大江大海——我的父亲杨逸生

2012年8月中旬,我正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弟弟电话,告知父亲病危。连忙告假,次日赶早班机返回了厦门。父亲看到我归来,对我努力说出以下这一段话：“请你一定要找到王毅林,告诉他,我这辈子无法在党旗下宣誓,是终生的遗憾!”     

刚强不屈 大义凛然——祭我的父亲赵福鑫

2004年春节过后,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来到杭州我家里,一见面他就紧紧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我一定要来看看赵福鑫的儿子……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他牺牲时很年轻,太可惜了!”我心头一热,一下子就热泪盈眶,说：“能够见到父亲抗日时期的战友,我心里不知多高兴!”     

东北大野诗人穆木天

父亲穆木天是东北籍的诗人：他曾说自己是“东北大野的儿子”;说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于父亲的东北情结,我也有个从了解到理解的过程。     

抗战初期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

九一八事变当晚我正在沈阳。当时我是日本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预科的学生。我因此目睹了一场有预谋的侵略,也亲身体验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当我辗转逃回北平家中,向父亲讲述了在沈阳的经历时,父亲说：“果不出我预料,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邓小平的入团介绍人汪泽楷

邓小平曾回忆说：“1922年夏,我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我的入团介绍入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     

那一双手

星期六下午要骑自行车去上课。我提前一个小时把车推到门口,想给车胎打下气。在门口停好车后就进屋找打气筒。依稀记得是放在柜子里的,但我却没找到,像无头苍蝇一样转来转去。一旁蹲在门口就着午后阳光读报的父亲抬起头来,问道：“找什么呢？”我嘿嘿一笑：“打气筒,给车打下气。”他就没再说什么,慢慢站起来把报纸拾掇一下,出去了。我仍继续找打气筒,没怎么在意父亲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