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舒适的沙发

网络时代,对于传统媒体人而言,太过悲情.职业荣誉感被新媒体一点点吞噬,新闻理想在与快速奔腾的移动互联网碰撞后,被挤得粉碎.思维的“墙”需要一次次地拆除,逻辑需要重建,一下子看不清明确的方向.于是,我们这些做内容的开始迷茫,继而焦虑,最后是失落.说实话,失落之时内心还是有一点“守株待兔”的期望——但求能够坚定地“存在”下去.     

从《孟子》“养浩然之气”的诠释看朱王异同

朱子与王阳明对于《孟子》知言养气章"养浩然之气"一节的诠释出现显著不同。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旨归,认为工夫全在"必有事"上,不需说"勿忘、勿助",而"必有事"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因王阳明的思想多是在与朱子长期的"对话"中形成的,故他对此节的一些解释又直接承自朱子。所以,通过分析王阳明对此节的诠释,并对比与朱子对此节诠释的异同,不仅可以管窥他晚年以"致良知"涵盖一切成圣工夫的诠释学特色,同时还能了解朱子的思想对王阳明的重要影响以及二人以对"格物"的不同理解为基点的差异。     

简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特点和意义

王阳明曾宣称：其致良知之说,实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滴骨血。”将致良知比作普照万物的太阳产明武宗正德十六（1521）年“致良知”说的揭示,标志着王阳明小学体系的成熟与最后完成。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是“天理”．是“造化的精灵”．”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主宰。那么,“致良知”说有何特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M意义,自然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本文就此谈几点粗浅的意见。王氏“致良知”说的特点．简言之．有以下清端;第一,“致良知”说是阳明心学体系的主体或核心。关于王学心学体系之核心,有的同志认为“知行合…     

从《敦煌悬泉汉简》看《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的通假问题

本利用《敦煌悬泉汉简》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关简进行对比,对整理小组将《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视为通假提出疑问,并利用同期传世献和出土献中的用例证明《睡虎地秦墓竹简》“荔”字按原词义解释更为合适。     

昆仑山的由来及其诸家别论的研究

与日月同光、地天齐寿的昆仑山,究为何地、究为何山,历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固然自然地理的昆仑山不能等同于神话昆仑山,但也不能说二者之间毫无连带。所以,如何比较科学地诠释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阐释的"度",是一个严谨的研究者     

致良知与“君子人格”的培养

儒家提倡“君子之风”,也就是“君子人格”,它具有多种特质,而“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是最高理想.“致良知”是成就理想人格的基本功夫.古今中外,对人格类型作了不同分类.王阳明倡导良知之学,认为人人心中具有良知本体.无论地位高低、职业殊异,只要立志、努力,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人格的人.这正是“致良知”的巨大魅力所在,也是“君子人格”的巨大魅力所在.     

电视新闻的导向性与贴近性刍议

电视新闻的导向性与贴近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充分发挥电视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就必须坚持贴近性;电视新闻工作者只有牢牢把握新闻的贴近性,才能吸引更为广大的受众群体,从而更好地体现导向性,发挥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     

历史的“硬性”与解释的“弹性”——兼论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争论

安克斯密特的“文本权威消失”一说,引发了对文本与解释之间关系的思考,虽然文本在史学研究中的“硬性”是不容否认的,但随着史学研究活动的逐步推进、层层深化,文本的“硬性”越来越“弱化”,而史家解释的“弹性”却越来越明显。     

书讯

由刘健编著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探寻失落的文明》和金计初、钱明德编著的《亚马孙河:生命王国之旅》2006年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世界文明摇篮丛书”中的二部,旨在系统揭示河流与人类文明“摇篮”的血脉关系,解释世界大河地理、历史风貌的变化,解读大河流域的自     

“三次革命高潮”解析

以“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标志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陆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接受并非偶然,自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想基础。胡绳在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中将国内阶级矛盾置于中外民族矛盾之上,“三次革命高潮”突出中国本土因素、相对忽视涉外事件即与此密切相关。此外,他将“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合称为第二次“革命高潮”,这样,近代史上四个被特别突出的历史事件之主角,农民与资产阶级各居其二,从表面上看来无所偏重,实则为其解释体系的调整预留了空间。胡绳通过对“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这两大史事作有分寸地扬此抑彼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了不同时代的理论需求,增强了其学说的包容性。     

孙炎“八角螫虫”之说新证

孙炎的“八角螫虫”之说见于《尔雅.释虫》“蟔,蛅蟴”郭璞注,从郭璞注可以看出,孙炎将“蟔,蛅蟴”解释为“八角螫虫”,郭璞不同意孙炎的解释。邢?、郝懿行、段玉裁、朱骏声等四家在郭璞注的基础上对孙炎的解释或否定、或肯定,但都不能令人信服。文章根据现代方言证明孙炎的解释的可信性。     

来信

向随心所欲告别随心所欲“打扮”历史,向来是政客或政治帮闲者的热衷。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寻找真实是历史学家毕其一生的追求。但很多时候,历史学者只能无奈地给伪造和“打扮”历史的政客和帮闲者提供颜色和涂料。“呼唤良知”,常常是他们午夜梦回时的仰天长啸。毕竟,中国历史上的司马迁只有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集体良知：个人与社会自然的联结纽带

埃米尔?涂尔干在其研究生涯中,构筑了以人性和社会自然的心物二重性为基础与核心的社会学思想,并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与人性自然之间的联结纽带——社会良知,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担当者与表达者,以及社会良知应该以神圣化的仪式和仪轨表达出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集体规范、社会事实。由此,涂尔干通过“心物二元”的研究路径构建了“精神”与“躯体”、“个人”与“社会”二者都不偏废的二元研究范式,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人性与社会的自然及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     

陆游与汤思退、宋高宗——兼谈中国古代专制政权与士大夫的关系等

本文论述陆游与宋高宗、汤思退的关系,这是前人研究宋史未曾注意的视角,对“请治故臣罪”一句解释,纠正了以往注释的错误。本文探讨中国古代专制政权与士大夫的关系,认为如陆游那样,一方面,他们忠於儒家的教义中的良知和正义,故对现实恶浊政治有极多的反感和不满;另一方面,又囿於儒家的忠君思想,是标准的皇权主义者,是标准的专制政治拥护者,所以就难免对皇帝有十足的,在今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迷信。     

江户时代日本思想界的对外扩张理论

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并河天民、兰学派林子平和本多利明、国学派佐藤信渊等先后提出“原始掠夺型”、“积极防御型”和“重商殖民型”、“神国征服型”等对外扩张理论。他们分属不同学派,亦无师承关系,意欲扩张的对象也不相同。江户学者对外扩张理论的演变过程,绝非儒学或兰学等在日本简单地“传播”和“复制”,而是外来思想不断被新解、改造,最后“集大成”于国学派的侵略万国主张。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理论深刻影响了明治—昭和时代的扩张行动,几乎全部变为现实,给被侵略国家造成深重灾难。     

明治时期的藩阀与政党——以民意为中心

明治维新后,如何处理官民关系,并将民意有效反映在政治上,是政府的一大课题.在福泽谕吉等人看来,只有官民协调,政府积极向民众解释政策方向,在官民互动中把握民意,才能形成好的社会风气,政府才能巩固.议会召开之后,官民关系表现为政府与政党的关系,二者在议会中对抗、妥协,各自标榜对民意的占有.藩阀政府的“超然主义”因自身解释的不足、民党强势反对等,无法充分实现;而民党因组织程序、政务能力等,亦不能有效集约民意,获取支持.经过初期议会的交锋,民党自省以图改革,而伊藤博文亦高唱政党改良,二者趋向一致,最终实现了政友会的成立.     

清代哈尔滨网场与名称之起源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近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对哈尔滨地名的起源、含义进行探讨,人们在不断地猜测、考据、论证和附会的意念中,产生了很多的释义和推断。比如《辞海》将哈尔滨解释为“晒渔网的场子”,《中文大辞典》却解释释为“平地”,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又解释为“光荣或荣誉”之义等等。     

《汉语景教文典诠释》指谬

《汉语景教典诠释》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一部校勘整理汉语景教献的作,由于作对于中古语言特别是俗语词缺乏研究,致使在校勘中出现了大量的错误,本即是针对其谬误提出补正意见。论对涉及“扇”、“腾祥”、“休烈”、“声颠”、“许”、“理”、“由绪”、“欲似”、“取……进止”、“遣”、“螫”、“百灵之府”“摄化”等语词的二十二处校诂提出了新的解释。     

“国学”不能成为现代中国主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我们确有“轻视古董,迷信未来”的倾向,到了“文革”,这种倾向被推到极致。那时解释《论语》的“有朋自远方来”竟能说成是“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这种倾向使有良知的人们普遍厌恶,并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殷殷向慕之心,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向慕逐渐形成一股热潮。     

佳作赏析《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昧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当然与历代儒者不断地出新解于陈编之中有关。这种对儒学的诠释与再诠释,构成了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之一。作者特别注意近千年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儒者对儒家经典或概念之重新解释,如在德川以降日本特殊的时空脉络之中,整个日本社会都受到儒学文化的深巨影响,故近世日本汉学思想史上有所谓“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华夷变态”的讨论。这既显示出长时段的（跨越千年）、跨国界的（中日韩等东亚地区）思想史研究的宏阔视野的可贵,也在对东亚国家的文明演进模式与互动机制的探讨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长,以此为基础对东亚思维方式与特质的研究就相当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