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水西安氏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水西土司地处贵州西北部,作为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在明代达到最盛。明代水西土司与周边的播州土司、水东土司等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地位和资源的争夺。在中央王朝的调控下,水西土司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研究水西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对于更好地研究贵州地区民族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对思州田氏族属的一点看法

思州田氏是贵州四大土司,思播田杨之一。史继忠《对思州立司几个问题的探讨》①,张永国《关于思州田氏土司的兴衰及其族属》②以及蒙默《宋思州田姑恭族属考索》③等几篇文章对思州田氏的族属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笔者不揣冒昧,想对田氏族属问题作点补充,以期对贵州民族史之研究有点帮助。一、田氏是从湖广迁徙到思州的《清史》载：“湖广之田彭、四川之谢向冉、广西之岑黄、贵州之安杨、云南之刀思、远者自汉唐,近亦至宋元。各君其君,各子其子,根深蒂固,婚姻互结。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另为统摄。故奔走推命,皆蛮之类”。故谚云…     

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考论

元代前期贵州土著民族的内附大致经历了"附→叛→附"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总体上是以"附而复叛"、"时附时叛"为主要特征的,金山洞摩崖是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的有力见证。元中央政府对贵州土著的管控前期宽严相济,后期趋宽趋柔,以土司制度为主,辅以郡县制度,呈现出以土官为主,土流结合的趋势。随着内附平稳期的到来,元代贵州各土著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也为贵州在明代建省打下了基础。     

“帐中坐叱山川走”的奢香夫人

奢香（？─1396）是我国西南边陲贵州著名的彝族女土司。明朝初年,她承袭丈夫霭翠之职,任贵州宣慰使后,为维护民族团结,巩固西南边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明廷敕封为“顺德夫人”,故世称为“奢香夫人”。一、遐荒水西,心向中央彝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奢香所属的水西水东一支,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其远祖源于古代氏、羌的一支,后辗转来到贵州西北部。三国时,其先人济火（一称济济火,或称火济）便因协助蜀汉丞相诸葛亮擒孟获有功,被封为罗甸国王。其后裔如唐朝之阿佩、宋朝之普贵、元朝之阿画,也都是在各代开国之…     

明成祖与贵州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统一和开发西南的过程中,认识了贵州的重要,在贵州境内归并改置了大大小小的土司政权,并遍设卫所,钳制土司。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朱元璋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管理贵州军事,在贵州的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省一级的军事机构。但在洪武时期,朱元璋把对西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云南,在贵州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岁月匆匆,朱元璋来不及对贵州更多的谋划和经营便与世长辞了。明成祖即位后,继承和发展了乃父的事业,于永乐十一年(1413),正式建立了贵州承     

明清西南土司承袭制度和文书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统治．承袭汉代以来的羁糜制度．建立完善了土司制度。本丈就明清西南土司承袭制度和土司承袭文书进行探讨研究．以揭示明清封建中央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统治措施。明朝统治者在经营西南地区的过程中．“磁元故事．大为恢拓”．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土司官僚体系。明初西南少数民族土司的来源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任用元代的少数民族士官。明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c’其二是新增设的主官。《土官底簿》卷下贵州部分记载：明代该地交职土官15人．其中巡检7入．全系新设…     

试论明代“水西”的政治制度

有明一代,在今贵州境内,大、小土司数以十计,其中,思州田氏、播州杨氏、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是当时著名的“四大土司”。历史上的所谓“水东”、“水西”,是以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为分界的,鸭池河以东一片谓之“水东”,鸭池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则谓之“水西”。不过,“水西”的概念后来起了变化,演变为一个特定政治区域的名称,即彝族安氏贵族统治的区域。“水西”之地,大抵在今大方、水城、六枝、纳雍、织金、黔西、金沙各县及毕节、息烽、修文、清镇、平坝、普定的一部分,因前八县地是“水西”的本土,史称“水内”,而后     

明代贵州宣慰使“赐姓安氏”例证

明初,洪武五年（公元1373年）,水西上官宣慰使彝族阿者统治家族“穆”陇赞霭翠,来朝贡马,表示内附,明朝中央仍以霭翠世袭贵州宣慰使职。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又诏令“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使之上”,这是明朝中央政府为了稳定水西,安抚西南,争取进军云南,统一全国版图的重要决策。而霭翠和奢香夫妇生前一直也是忠于明朝,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对开发水西和建设贵州都作出过积极贡献。明朝中央政府对霭翠、奢香夫妇多所赏赐封赠,但对霭翠并无“赐姓为安”的记载。据《明实录·洪武实录》载有关精翠事绩,一直是用…     

“居然巾帼丈夫雄”——奢香夫人逝世610周年祭

祖国西南边陲贵州高原的西部,自古来住着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彝族。早在三国蜀汉时彝族的先祖济火随诸葛亮南征,因建立了功勋被封为罗甸国王,并留住贵州。继后济火的第五十六代孙为宋代的普贵。元朝时在这里实施土司制度,称之为水西,阿画为水西宣慰司。     

论边地土司与中国疆界的形成

分布于西南与华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司,历来是中央王朝笼络、羁縻的对象。长期以来,边地土司出于自身利益,对中央王朝或叛或附,无不深刻影响到边疆的安宁与稳定。虽然土司本身具有较强的割据性,但在中国西南与华南边疆地区,一些边地土司出于强烈的华夏向心力,主动内附,积极捍御疆界,为西南与华南边地一带疆界的最终形成与固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于思州田氏土司的兴衰及其族属

思州田氏土司是贵州有名的大土司,所谓“思播田杨,两广岑黄”,就说明田氏土司与播州杨氏土司是齐名的。但思州田氏土司的族属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这无疑是贵州民族史研究的一个缺口。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一个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广西土兵演进史研究

广西土兵起源于南朝"蛮军",发展于宋朝峒丁,明朝时获得盛极一时的繁荣,至清朝而渐化为民。它的存在时间历千年之久,且其存与废与壮族土司制度的兴衰相始终。本文梳理土兵的演进历史,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土兵之功与过,全面阐释土官、土兵的历史概念的同时,为客观评价土兵提供佐证,对从军事角度研究广西土司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改土归流前西南土司的虐杀之风

西南土司制度创始于元代。改土归流,以明永乐年间“分思州、思南地重置州县”“为滥筋,渐行于明中叶以降,大行于清雍正间。各地改上归流之时间座标非一,本文所涉及事件之时间上下限亦因土司兴亡而有所不同。大体而言,明代及清雍正以前为本文取材的主要范围。改上归流前的西南土司,固有“不犯法度,好生志诚”②者,但多数土司虐害土民、仇杀不已,虐杀之风,至盛至极。西南土司的虐杀之风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促使其盛行的因素有哪些？其与土司制度本身之良窳有何关系？与疆臣流官之良窳又有何关系？与改土归流有何联系？这些,并为本…     

明代云南边区土司与西南边疆的变迁

洪武二十一年(1388)始,明政府在今云南边境以外的缅甸大部以及泰国、老挝北部设置了11个宣慰司、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6个长官司、1个土府.这些边区土司的设立将相关地区纳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拓展了中国的西南边疆.这些土司,在设置的历史条件、制度内涵、实施管理方面,均与内地土司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是导致明嘉靖以后边区土司体系崩溃、西南边疆萎缩的重要原因.     

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与＂土司＂

今甘青地区在明代时是否设有“土司”,学术界至今存有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朝中央政府在今甘青地区设立的土官进行了梳理,并与西南典型土司制进行比较,认为明代今甘青地区广泛分布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     

那颗空灵的心在哪里?

<正>1506年,明朝正德元年,年仅35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主事,得罪宦官刘瑾,因"抗上"之罪,在遭致"廷杖四十"的羞辱惩罚后,被驱逐出京城,被贬谪数千里外的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当龙场驿驿丞。脸颊清瘦,体格修长,素衣飞扬,王阳明怀着一腔悲凉之情,乘舟楫沿着(?)阳河而来,遥望山水,飞鸟盘旋、古城凄凉、     

明清之际播州地区的改流、冲突与政区调整

明万历年间明廷倾全国之力发动"播州之役"剿灭杨氏土司,而后又对播州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由此使得朝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播土内部及周边仍然罗列着诸多夷目、土司,这逐渐成为明后期的一大边患。随着明朝的衰亡及清的兴起,原播州地区一度成为西南战乱的导火索,甚至是冲突的中心。而长期的战乱则使得播州地区的改流成果一度中断。本文拟通过对播州地区改流、冲突、政区调整等三方面进行论述,力求以全新视角来解读播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黔西南的“土流并治”与赋役征收

相比于明朝在西南地区的流官官府更多地因循原土司的统治方式,清朝则致力于将边疆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制度化,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将部分"营"改为"里"的同时,也使"营长"由宗支继承变为流官指派。这实则意味着赋役征收方式的转变,将本应"纳租于主"的公田造册升科,按"分"纳赋。而流官简单地以汉族中的租佃、主佃、乡保等观念来看待土司、土目与其所辖民众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改土归流以后,当地民户在向流官州县纳赋应役的同时,土司、土目对其的需索、派累依然存在,其只有通过赎买村寨的方式才能买断土司的派累之权。或许,在国家与土司博弈的情况下,对于普通民户而言,"土流并治"的内涵更多的是双重负担的并存。     

明代治黔措施略论

贵州之地,早在秦代即纳入行政建置,明朝建立以后,为加强对西南各省的统治,特别着眼于云南的开发和边防的巩固,因而逐渐重视在区位上与云南相连的贵州,设立贵州行省,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其社会经济的发展。     

“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

明统治者在西南土司治理中秉持了“犬牙相制”的治理方略。主要表现在将同一地域诸府州县、卫所、土司分隶不同行省管辖,从而形成西南诸省毗邻地区府州县、卫所、土司“犬牙相制”的政区地理格局。这一治理方略在明前期对于强化土司控制、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亦出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军民夷矛盾激化、省际矛盾突显、土司桀骜日甚等弊端。为此,明统治者欲通过邻省兼制、设立总督予以补救,然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部分官员提出的政区改隶建议亦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犬牙相制”遂成为影响整个明王朝西南土司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