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孕育地——施耐庵与《水浒传》

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影响甚远,“水泊梁山”是《水浒传》中描写的主要场景,“水浒”原意就是“水边”。《水浒传》中一些重要故事安排在山东梁山,有水泊围之。这一个水泊的大致轮廓,元代的“水浒戏”中固然早有描写,如元人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中写梁山泊就是“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水浒传》第十回“济州管下一水乡……方圆八百里”,第十一回“林冲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显然据此而来。     

古代荐仇故事疏证

本文指出《左传》中的“祁奚荐仇”是后世类书中不同荐仇故事的源头,而战国至西汉是该故事发生讹变的时期。此外,文章还对有关的文字讹误进行了校勘。     

春秋文字字形讹变现象的考察分析

据当前所见出土古文字材料,春秋时期发生讹变且有明确线索的字例有宜、穆等25个,其中9个春秋时期即成为定型,7个成为后来形成定型字形的重要中间环节,另9个仅流行于一定时期或地域。讹变进一步增强了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同时也是导致《说文解字》对相关汉字析形说义不确的重要原因。一些字形讹变还呈现出地域性特点。     

读《宋渤海公墓志铭考述》

我怀着很大兴趣读了《宋渤海公墓志铭考述》(载于《文博》1998年第4期),以下简称《考述》,引发出一些看法.墓志的录文与标点,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1.“教予弟儒学”、“训诸予日”、“太予社”、“视众幼予”、“欲予孙人仕”,其中“予”字均“子”字之讹.2.“吾时命不与,不为世用.“与”字似为“遇”字之讹.3.《始娶韩氏郭(?)亲族;”“(?)”为“(?)”之讹,“(?)”即“悦”.这句话似应标点为“始娶韩氏,郭(?)新族”因为关于韩氏的记述,至此已经完结,下面全是“次娶李氏” 之事.     

“宋江据梁山”决非杜撰

宋江起义究竟与梁山泊(泺)有无关系?清代袁枚在《随园随笔》卷十八《梁山泊之讹》中考证云: 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按《徽宗本纪》,侯蒙、张叔夜二传纪宋江事者,并无据梁山泊之说,惟《蒲宗孟传》言“梁山泺素多盗……”《孙公谈圃》云:“蒲宗孟知郓州,有盗黄麻胡依梁山泺为患”云云。——此是神宗时事,与宋江之起事宣和,已相隔数十年矣。近人邱炜萱氏之《菽园杂缀·梁山泊辩》曰:《宋史》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梁山泺虽多盗薮,     

试析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的“蝇”字

本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篇中“蝇”字的字形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特殊的写法是由于字形讹变造成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误绘“讹答剌卫”考辨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奴儿干都司”图中存在着一处错误地名“讹答剌卫”至今未见辨正,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解释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 资料汇篇》与《<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也缺少对“讹答剌卫”源流和定位的解释。通过对《明实录》《明会典》《鞑靼馆来文》《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盛京通志》等文献的检阅、梳理与分析,笔者认为“讹答剌卫”当为“答剌河卫”,且其位置位于今吉林省塔拉站村附近。     

百越民族与端午习俗

阴历五月初五,为民间端午节.《月令广义》卷一:“五月初五日端阳节.”《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也”.端午节亦名端阳节,端阳之日.民间崇尚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佩五色丝线香包,门上挂香艾符录,贴钟馗之像等习俗.据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五载:“南方民又竞渡……在北舳舻少.罕有此事.”可知,端午习俗源于中国南方.对这一论点历史上似无甚争议.至于起源于南方的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朝代,争议颇多,尚无定论,如:起源于越王勾践训练舟师之说;起源于吴王夫差与西施戏水之说;还有为纪念吴臣伍子胥之说;纪念东汉孝女曹娥之说;最为群众所接受的是凭吊屈原之说.笔者在纵览古越族资料及考古新发现的材料中,认为端午习俗起源于百越民族.百越民族分布在我国境内的长江以南,东南沿海,岭南及云贵川等省.那里河流纵贯,湖泊密布、山岭绵亘,气候温暖,是草木茂盛的泽国水乡.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们与“舟”结了不解之缘.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及良渚文化中都出土了划舟的木桨.据考古材料,铜鼓多出土于长江以南的西越地区.东越的苏、浙、闽地区虽无铜鼓发现,但有以“铜鼓”命名的山名和地名,江西省西北部有     

洞庭湖为何是“八百里”

正小说《水浒传》中,绿林好汉动不动就说:"八百里水泊梁山。"不禁想起媒体报道有的地方政府和策划公司打算再现"八百里水泊"盛景,还有人一本正经计算水泊现存面积和"方圆八百里"的差距。其实,"八百里"是虚指,用来形容距离很长或面积很大,它甚至不是一个"概数",只是一个习惯用语。古人形容某种动物走得快、跑或飞得远大都用"八百里",如《魏武帝集》记载曹操赠杨彪"八百里骅骝马一匹"。《封神演义》     

《临汾八景图》考述

近期,山西博物院征集到一件书画长卷——《临汾八景图》（下文简称《八景图》）,该图作于明万历年间,以诗配图的形式展示了当时的临汾“八景”。此图为目前所见最早的临汾“八景”实物,对研究临汾地乘极有意义。本文旨在揭示《八景图》的基本信息：介绍《八景图》的内容,考辨《八景图》的作者、创作缘由及创作时间,论述“八景”地理。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