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学在建筑上的运用

一、符号·数量·事物变化易学是专门研究《易经》的一种学问.形成于汉代.完整的易学体系包含易理、易象、易数和易占四个分支.清人陈梦雷说:“有是理乃有是数.数不可显,理不可穷,故但寄之于象.知象及理.数在其中;有象即有占,占即在象中.”(《周易浅述·凡例》是理、象、数、占四者之中,尤以象数之学最为重要.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象数概念和说明象与数关系的,肇始于春秋.《左传》僖公十五年(前645)韩简对晋惠公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用现代话讲,则龟甲是形象,筮草是数学.事物生长以后才有形象.有形象以后才能滋长、滋长以后才有数字.到战国后期,象数才逐渐有人从理论上加以系统研究,《易传》的形成,是其成果.     

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

中国古代自裴李岗文化至汉魏时期器物上常见的单字、刻画符号和图形文字,分布广泛,一脉相承,大都独立刻铸在器物(或铭文)的特殊位置上,不与其他文字相连属.它们不但与八卦之象多用单字来表述的特征相符合,而且有的还与纪卦象类筮数易卦相并署.因此,它们可能大都是反映八卦之象的卦象文字.一般地讲,每件器物本身及其上面的单字、刻画符号或图形文字,大都应是同一易卦的卦象.它是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     

基于双墩刻画符号的中国文字起源内在机制研究

象思维的发展是文字萌发的内在动力,文字的起源始于文的出现,经衍象孳形的过程,最终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双墩刻画符号是七千多年前先民取象比类,刻画成文的珍贵记录。双墩刻画符号未必记录语言,尚处于文的阶段,而不是字的阶段,其中蕴藏着汉字和易道思想共同的基因——象。由文到字的衍象孳形过程中,指事与象形皆遵从书的共法——象,指事象大类,象形象小类,指事先于象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观物取象,即象思维下类的认知,我们称为原象认知。是一种道性认知,中华道性文化即萌蘖于此。     

商周四爻筮数(或符号)易卦考释

商周各类遗物上所发现的可靠的四爻筮数(或符号)易卦共有七例。四爻易卦与《太玄》之首有相似之处:其一,数合;其二,象合。基于以上原因,前人多将四爻易卦解读为《太玄》之首。我们认为此观点似是而非。首先,商周遗物上除了有四爻易卦,还有五爻易卦;其次,《周易》卦画表阴阳,而构成《太玄》之首的""不表阴阳。因此,以"数合"、"象合"论定四爻易卦为《太玄》之"首",难以使人信服。据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在三爻经卦与六爻别卦之间,有四爻卦阶段。商周遗物上的四爻易卦或可用来探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之渊源。     

符号学视角下的网络语言隐喻探究

隐喻是一种象似符。隐喻借助于自己的特征指示事物,即通过描述其他事物中的对应关系来体现事物的表象特征。皮尔斯认为,符号具有＂三位一体＂性质并具有层级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隐喻也具有这些性质。本文应用皮氏符号学理论,分析了网络隐喻符号的＂三位一体＂性质和层级性,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隐喻,同时也是对皮氏符号学理论的实践。     

略论“天门悬璧”图中璧的象征意义

重庆、四川、山东等地的汉代文物中均发现有“天门悬璧”图。有人认为“天门”中的璧具有“璧圆象天”的意义,但本文认为璧为日月的象征符号,其内涵又有和合阴阳、沟通人神的功能。     

莫高窟第254窟千佛文本的符号学分析

本文围绕莫高窟第254窟千佛图像,从符号学的视角探讨这种语际翻译、文图翻译、图文并存的符号的象似性、其排列上的线性、空间布局上的对称性、文本的衔接方式及其互文性,同时也讨论了其所具有的功能。     

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

文章通过对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21个刻划符号的研究,认为其构形与商周甲骨金文相似。目前已认识的11个字,分别属于反映《离》、《坤》两卦之象的卦象文字,这说明中国使用至今的汉字,早在八千多年前就产生。     

隋刻《重修定州七帝寺记》

造象题记是北朝石刻文字之一大宗,今存世拓本以数千种计。其中又分造象、造塔、造窟、造寺等类别,制作精粗不同。就内容而言,有三言两语,仅发愿祈祷之词,鄙俚不经;有长篇累牍,皆浮靡虚妄之文,     

杂论《广东新语》义象章

《广东新语》卷二十一《兽语》中有义象章云：癸巳夏,西师至肇庆,久攻不下。使群象往,皆缩栗,独一象牯跳跃而前,蹴死蕃兵数百,以鼻卷起人马掷于半空,既堕,复糜烂之。已而疫气大作,士卒多死,西师退,群象遂为所得。有两大象,一不跪,一不食死,余象流涕终日。蕃帅叱之,一象境怒奋起,将甘心焉,几不能制,乃悉送之人都。有为．《泣象行》者曰：“云南象来举国嘻,缠头赤脚蛮子骑。云是粤东新战获,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一之职,以及刘辟疆、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星凤谁求天外意 好风却到楞伽山——黄庭坚行书观音赞烧香颂卷流传叙录

一 黄庭坚《行书观音赞烧香颂卷》（图1,以下简称《赞颂卷》）写于澄心堂纸上,字芯高24．3、宽65．5厘米,行书几19行171字。文字内容分别为《观音赞》一篇《烧香颂》三首,兹照录如下：     

作为启蒙读物的徽州书信活套——刊本《汪大盛新刻详正汇采书信要言》介绍

本文通过介绍徽州的一册书信活套,指出,作为启蒙读物,《汪大盛新刻详正汇采书信要言》既是一般民众的书信教科书,也可能作为徽州信客的专业培训教材.     

关于汉代“亭”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汉代的亭可分为边疆亭与内郡亭两大类,内郡亭又可分为都市之亭与乡野之亭。亭有多种职能,但其基本职能是治安。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亭的职能有所偏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主要是针对乡野之亭做出的概述。前者强调亭舍间的距离,在社会实际中基本得到了体现;后者强调一乡之内亭部的分布密度,它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统属关系看,亭长属于县的官吏编制,同时接受郡都尉的管辖。     

巴蜀符号的变迁及其性质分析

巴蜀符号主要发现在东周时期巴蜀青铜兵器、青铜工具和青铜印章上面。依据不同载体,分析了巴蜀符号的特征与演变。不同功能的器物上的巴蜀符号类型差异明显,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这些符号的时候是有明确的区分,说明它们的性质、功能应该有所区别。青铜兵器上巴蜀符号可能与古蜀的古老传说和信仰密切相关,当时的人们相信其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增强兵器的神奇威力。印章上的符号可能象征吉祥的喻意,活人佩戴有护身符的性质,随葬于墓中有护佑死者的作用。青铜工具上的符号最大可能是代表所有者或生产者标识性徽记。     

太平天国侯相考

张德坚《贼情汇纂》和太平天国自身献《天情道理书》与《天父圣旨》中有所谓的“侯相”称谓。通过对这些献使用“侯相”一词的语境进行分析可知,这既不是人名,亦非单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它和晚清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不同,而是对太平天国身为侯爵和六官丞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是一种复指。太平天国将侯与相统称“侯相”有其一定的权力基础与礼制基础。     

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安徽铜陵谢垅窖藏出土青铜器因其出土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是皖南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资料。根据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可拟定其年代为春秋早期,其形制特征则可说明江淮群舒族群和文化的向南迁播。     

斯坦因1393号文书《晋书·列传》残卷跋

斯坦因一三九三号文书是《晋书》列传第十七、十八、二十、二十四的简编和节略本子,卷中保存了傅玄、傅咸、傅祗、傅宣、向雄、段灼、阎缵、庾峻、庾珉、庾敳、庾纯、庾旉、郭象、陆机等十四人传记,但均极简略。卷中"世"、"民"缺笔,且避"诏"讳,但不避"旦"字,推测应抄写于武后统治时期。     

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

过去学界长期使用的《郑和航海图》是向达先生根据《武备志》所录图的整理本,其实这个版本并非出自明天启年间的《武备志》原刻本,而是出自清初的删改本,《故宫珍本丛刊》中所收录的《武备志》才是明原刻本。过去学界只知《武备志》中有此图,其实成书于明末的《南枢志》中也录有此图。本文比较了上述三书中所录的《郑和航海图》,发现三者互有对错,因而不能在使用中简单地去一存一,将三图结合考其讹误,辨伪存真,作出新本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向。     

唐校书郎考述

唐代校书郎之员数和设置时间,诸书所栽多有出入,《新唐书》错讹尤多。校书郎实为有唐一代士仕进之初阶,秘书省校书又为其最。与校书郎相关的诗歌,丰富了唐诗的内容也促进诗艺的提高。唐传奇的发展,也与校书郎有着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