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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亦武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6):37-41
今本《汉书·儒林传》叙梁丘易之授受,于五鹿充宗之师承未作说明,致使梁丘易之传承不能链接。过去,有学者认为《汉书》"(梁丘)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之"代"当作"授"字,或以为"传"字之讹。本文从事理、文理、语例、史实及书证等方面进行细致剖析,进一步确认梁丘临与五鹿充宗为师徒关系而非前后任的替代关系,否定此处"代"为"授"字或"传"字之讹,更不可能是后人误改,考定此处并非字误而实为脱文,过去令人置疑的"代"字原是五鹿充宗之籍贯,"代"上当据《经典释文》及《儒林传》文例增补"授"字。如此,梁丘易之师法传承始环环相扣,明白无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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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集传》自序是《诗经》序跋中重要的篇目,体现了《诗集传》的创作动机和“诗经宋学”的学术特质.《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并非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应在公元1177年《诗集解》成书以后,其时《诗集传》之创作思想亦已成熟;《诗集传》自序是朱熹专为《诗集传》所作,并非之前学者所认为的,是朱熹为《诗集解》创作的旧序.通过《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可见朱熹在诗经学根本问题上所持观点的特殊性.《诗集传》自序采用了“语录体”之体例进行创作,朱熹借助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文体,增强该书的学术影响.《诗集传》自序对宋代以后的《诗经》著述和版本之序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深远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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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0,(2)
两《唐书·萧复传》载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之乱时,陇右留后韦皋于陇州诛杀“豳”“邠”叛卒一事。但变乱发生时唐代政区建置已无“豳”州之称,“邠”卒亦无驻陇州的记载,《萧复传》“豳”“邠”二字应误。据载,在建中三年,朱泚既兼凤翔、秦陇与陇右三镇节度使,又保留着幽州本镇节度使一职,其离任凤翔节度使前派遣驻守陇州的所部幽州兵,建中四年附朱泚为乱而为韦皋所诛。故朱泚之乱中在陇州被杀的是朱泚的幽州兵而不是“豳卒”,《萧复传》中的“豳”“邠”为“幽”字之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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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凡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1,(3)
1.第一册2页,卷1《太祖》:“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 按:《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周太祖所征者,乃李守贞。李守贞,《旧五代史》卷109与《新五代史》卷52均有传。故“真”字当改为“贞”。 2.第一册29页,卷2《太祖二》:“开宝二年五月癸未,韩仲贇败契丹於定州北。” 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五月所载,及《宋史》第二十五册8824页、卷250《韩重贇传》所载,在定州击败契丹者,乃韩重贇。故“仲”字当为“重”之误,应改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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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义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1)
《资治通鉴》二五九唐昭宗景福二年三月:“以渝州刺史柳玭为泸州刺史.”此句疑误有二:一为贬所;一为贬年.《考异》曰:“《新传》云:玭坐事贬泸州喇史,卒.’《北梦琐言》亦云谪授泸州.《新·旧书》玭贬官无年月.今据《实录》.此月玭自渝为泸州刺史,当是初贬渝州后移泸州;《新传》、《北梦琐言》误也.”此为《通鉴》编撰者自述其采择史料之依据,然亦恐未深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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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发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3,(1):96-100
近年新见的李春卿、李幼卿墓志,为考订李適家世事迹提供了新资料。据新出墓志可列出李適自高祖以下世系,亦可确知李幼卿为李適侄,与李春卿为同祖从兄弟。《拪先茔记》所载迁葬之期,据志可确考为天宝九载,可纠王昶宝应元年说之误。而季卿将先茔自霸陵迁凤栖原,当与春卿之卒有直接关系。李適妻卒年可据志考为开元二十七年,其四子事迹亦可据以订补。就所存诗文来看,《全唐文》卷四五四误以二李子卿为同人,复以子卿、叔卿名相近而误并,《常无求墓志》则为李季卿新见佚文。李適以文学知名于武后至睿宗朝,标志其家族之复兴,至季卿时达到顶峰。然曜卿等三子均不得其寿,自季卿卒后,这一文学家族最终走向了衰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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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方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3)
关于程知节 程知节即程咬金,唐开国功臣之一,亦为后世戏曲小说演绎因而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人史料颇丰,然亦多讹误,不仅传说与正史之间,即史实之间也多有待考之处。今有陕西礼泉县昭陵出土之许敬宗撰程氏墓碑一块,所载史实与正史及传说可互为印证补充。 传说程知节出身微贱,小说如《隋唐演义》等更特渲染之（所谓卖柴扒之类）,然亦不为无据,今查两《唐书》本传,对程氏出身及幼时均无详述,大概因其微贱故史官以无事可记,故略之。然碑刻却记载较详: 曾祖兴,齐州别驾。祖哲。齐晋州司马。是此,则知节亦为“宦家子弟”,正史及传说均误矣。 此外,关于程氏任康州刺史之时间及缘由,两《唐书》本传均云为武德七年,隐太子（建成》谗为康州刺史。碑传则云知节“荡妖氛策勋居最。（武德）四年,授康州诸军事,康州刺史”,无建成进谗事,且时间相差三年。碑为时人所撰,较后出之新,旧《唐书》当更可信。此处记载,又可补史阙。 关于知节任职泸州且改封卢国公等事,两《唐书》本传虽有涉及,但较简略,时间亦含糊定为“贞观中”,碑传这里亦记载较详: 贞观元年,授使持节泸州□□□,七年,拜左领军大将军,八年,检校原州都 督。十一年,检校蒋王府长史,其年改封卢国公。文中“原州都督”、“蒋王府长史”均为改封卢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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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平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1)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九年载:是年长信侯嫪毐发动叛乱,赢政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嫪毐等人大败而逃.因通令缉拿,于是“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戈竭、中大夫今齐等二十人皆枭首.”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令,力令反.中大夫令,秦官也.齐,名也”这是把中大夫令当作官名,齐作人名,以为史失其姓.按:此说大误.《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通典》卷二十五《诸卿上·卫尉卿》亦云:“卫尉,秦官……,汉因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郑樵《通志·职官略》和冯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五《诸卿·卫尉卿》所载也与《通典》相同.据此,则中大夫令一官,实只存在于汉景帝前元和中元年间,前后不过十多年.从秦代起到汉文帝时,掌宫门卫屯兵的长官称卫尉,不叫中大夫令.秦代根本就没有中大夫令这个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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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胜迹图志》30卷,清毕沅撰。毕沅字缜蘅,一字秋帆,江南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清史稿》卷三三二有传。据本传载,毕沅为乾隆十八年举人,二十五年又为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乾隆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调安肃道,寻擢陕西按察使。后任陕西布政使。“师征金川,遣沅督饷,军无馈,授巡抚。”毕沅在任,赈济灾民,募民垦荒,兴修水利,关注教育,“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陵墓。修华岳庙暨汉、唐以来名迹。收碑碣储学宫。”乾隆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次年复任。毕沅先后在陕主政十年。乾隆五十年,调河南巡抚,次年授湖广总督。嘉庆二年卒,赠太子太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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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徽中 ,黑齿常之戍河源军。有狼三头 ,白昼入军门 ,射之毙。常之惧 ,求代。将军李谨代常之军 ,月馀卒。”按 :“永徽中”误。黑齿常之 ,《旧唐书》卷一○九、《新唐书》卷一一○有传。原为百济将领 ,高宗龙朔三年 (公元 6 6 3年 )降唐。仪凤三年 (公元 6 78年 ) ,从击吐蕃 ,进为河源军副使 ,后进为大使 ,在军七年。永徽 (公元 6 50— 6 55年 )时 ,黑齿常之尚未降唐 ,故《旧志》作“永徽中”显误。永徽 ,似为“永淳” (公元 6 82— 6 83年 )之误 ,则与其传中所记在军七年之时间稍相符合。后《新唐书·五行志》沿袭“永徽中”之误。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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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裕民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4)
甲、不同作者之书误合为一者 1、75页:《龙州道人诗集》10卷,宗眉山刘过撰,清乾隆刊本,又名《斜川诗集》。 按:州当作洲,《龙洲道人诗集》,《四库全书》本为14卷。作者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庐陵人,南宋宁宗时人。《斜川诗集》,眉山人苏过撰。过,字叔党,苏轼之子,自号斜川居士。此将二人之作混为一谈,大误。 2、243页:《皇明十大事》1卷,宋岳珂撰,津逮秘书本,又名《次柳氏旧闻》、《桯史》。(见99页、298页) 按:《皇明十大事》,应作《明皇十七事》,明皇指唐明皇,书为唐李德裕所撰,以所记为唐明皇遗事十七条而命名。遗闻得之于柳芳后人,故又名《次柳氏旧闻》,柳理《常侍言旨》称之为《柳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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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宏宇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1):20-20
《大明一统志》卷37载:"公署,洮州茶马司,在卫治西,永乐九年建."而《明史》卷75记载,"茶马司.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掌市马之事.洪武中,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设司令、司丞.十五年改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寻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兼领之.三十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中华书局,1974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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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维华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3)
1·《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云:“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战於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这里所载“甲子”,当为“壬子”之误.《汉书·王莽传·下》云: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后汉书·刘玄传》亦云:地皇四年“二月辛巳,设坛场於淯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建元曰更始元年.”据此可知,王莽地皇四年,亦即刘玄更始元年.另据《汉书·王莽传·上》载.王莽上台后,改国号,并改元,同时又改历法,把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朔癸酉”,改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也就是说.王莽时所用历法比原来西汉时所用历法提前了一个月.更始即位后,以汉统自居,复用原西汉历法.这样,《汉书》、《后汉书》记载这一段历史时,往往有一个月之差.因此,《汉书·王莽传·下》所载:地皇四年“三月辛巳朔”,亦即更始元年“二月辛巳”.既知更始元年二月朔日为“辛巳”,那么其正月之朔日即可推定.当时正月为二十九天,查干支表,上推二十九天,则为“壬子”,而非“甲子”.另查陈垣《廿史朔闰表》,更始元年正月朔日亦为“壬子”,恰好相合.以此可证,《后汉书》当属误记.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