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汉吴简牍中的“长沙太守中部督邮书掾”

<正>自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将郡国分为多个监察区,诏刺史诣所部以六条问事以来^[1],汉代国家通过分部的方式,自中央至地方,逐渐建立起一套层次分明的监察体系:中央通过刺史部监察属郡,郡(国)通过督邮部监察属县,县(道)通过廷掾部监察属乡^[2]。传世文献中保留较多关于刺史部、督邮部的执行及运作的记载,严耕望将司监察的督邮部视为郡府的四大组织之一,与纲纪、门下、列曹并列;指出秦及汉初,郡级行政中太守常居府,有事但遣大吏巡行属县,称"都吏";以五部督邮察县之制形成于西汉中叶以后^[3]。     

“翰墨留香 丝路溢彩——吐鲁番出土文书精粹展”亮相长沙简牍博物馆

<正>2014年12月12日由长沙市文广新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长沙市文物局主办,长沙简牍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吐鲁番学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翰墨留香丝路溢彩——吐鲁番出土文书精粹展》在长沙隆重登场,新疆吐鲁番地区行署副专员李俊军、长沙市文广新局党委书记、局长杨长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赵强分别致辞。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勇、艾力肯·巴拉提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长葛出土“红阳侯国徒丞”铜印考

1980年4月,长葛县石固村社员在田间平整土地时,发现小砖残墓一座。尸骨与棺木等因早年破坏而无存,仅在墓中收集到陶罐五个、货泉二十四枚、昭明镜一面及“红阳侯国徒丞”印一方。根据货泉系新莽时所铸之币判断,墓葬年代当属新莽时期或稍后。现将该墓出土印章介绍如下。印为铜质,正方形,龟钮,边长2.4、通高2.2厘米,印面篆刻阴文“红阳侯国徒丞”三行六字(见图)。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南阳府一》表     

出土秦汉简牍中的"历记"

在出土的秦汉简牍中,有不同类型的记载当时历法的简牍,学者们一般都将它称作"历谱".其实这种命名并不恰当,也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出简牍的性质.我们认为,除了把一部分改成作"历日"以外,还有一部分应当命名为"历记".     

关于“江陵丞”告“地下丞”

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出土一枚告地下丞的竹牍。该牍首句写:"(西汉文帝)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     

近年来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综述

长沙走马楼简牍自发掘以来 ,迄今已有五年。目前 ,公布的简牍资料主要集中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文物出版社 1 999年。以下简称《田家》)一书和《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 999年第 5期。以下简称《新收获》)一文以及《长沙走马楼Ｊ2 2发掘简报》(《文物》1 999年第 5期。以下简称《简报》)中。截止 2 0 0 1年 8月“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所引论文未注明出处者 ,均系会议论文提要或发言稿 ) ,有关走马楼简牍研究的各类文章已达 50余篇。另有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主编…     

贵州兴仁汉墓出土“巨王千万”与“巴郡守丞”印

1987年4至5月,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现为考古所)在兴仁县交乐乡清理发掘汉墓12座,出土了包括铜车马、摇钱树、连枝灯、铜俑、壶、洗、釜、镜、钵、碗、钱币、漆耳杯、盘、匜、案、盒、陶瓮、罐、井、灶、屋、俑、田园模型、鎏金铁剑、刀、金手镯、银指环以及印章、饰器等在内的金、银、铜、铁、陶、玉、漆木、琥珀质文物共六百余件。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巨王千万”与“巴郡守丞”两枚印章,(图)是研究川、     

长沙东汉简牍所见“纸”“帋”的记载及相关问题

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汉代存在丝质和植物纤维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纸。从目前所见内容分析,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载"纸"应是丝质纸。尚德街与东牌楼东汉简牍关于"帋"的记载,反映了蔡伦改进造纸术后,植物纤维纸的使用情况。从"纸"到"帋"的演变是造纸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表现。随记事需要而剪裁成一定形态的丝帛被称为"纸"。社会需求的增加,促进了丝质絮纸制造技术的发展。由于存在成本高等问题,缣帛纸和丝质絮纸的供给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与丝质纸相比,西汉已经出现的植物纤维纸,不仅原料易得,而且更加廉价,对其制造技术加以改进使之完善,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蔡侯纸"就是这一背景下,植物纤维纸制造技术改进的产物。作为书写载体,"纸""帋"的原料虽然不同,但是它们制造技术的相似性与主要功能的一致性决定了其名称的延续性。随着丝质纸的式微与植物纤维纸的普及,"纸""帋"字形差别在实际使用中逐渐被忽略,最终统一为"纸"这一字形。     

论秦汉简牍中的“稗官”

睡虎地秦简中的"稗官"指官啬夫的佐、史、士吏等职官,地位在令史以下,龙岗秦简中的"稗官"可能指乡啬夫或其属吏,汉简中的"都官之稗官"俸禄为一百六十石,大致与官啬夫、乡啬夫相当。且"稗官"之"稗"在秦汉皆含有"别"的义素,因"别"而产生"小"的意义,"稗官"的使用与秦汉简帛文献"从大数到小数"的称数法有关,这种称数法在汉代之后近于消失,是"稗官"一词不再使用的原因之一。     

百年来简牍出土数量新统计

简牍文书与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一起,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界的四大发现,它的可靠性与其包含的丰富史料,使之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考古学与古文字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就百年来出土的简牍文书,参照相关数据进行新的统计,以求教于学界。     

从出土简牍看汉代河西商业贸易

河西简牍中有大量商品价格、贸易形式、市场管理等方面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汉代河西地区商业贸易的情况,对研究汉代丝绸之路贸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长沙楚墓出土“雕刻花板”名称的商讨

湖南长沙仰天湖发现的战国时代楚墓,其中出土的"雕刻花板",图案生动精致。1954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三期有专文报导,对这种雕刻花板称之为"文献上的笭床",笔者对它的定名,有些不同的意见,特提供讨论。     

据出土简牍形制谈《论语》中的一处“错简”问题

前人很早就曾指出,今传本《论语·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章中“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句是一处“错简”。通过文意的疏通以及文例的对照,似可推知《论语》原本的章节面貌大致应当是怎样的形态。同时,结合当前实际所见的出土简牍的形制,对这处“错简”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也可以进行一些相对合理的推测。     

出土散见涉医简牍研究综述

出土的简牍帛书材料中,包含了很多涉及医学的类容,除了马王堆古医书,武威汉代医简等这样大宗的外,还有很多涉及医学的只言片语散布在众多的简牍当中。对马王堆古医书,武威汉代医简等大宗医书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但是对其它散见涉及医学的简牍却重视不够,我们也应该要重视这部分材料,对其也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是轰动国内外学术界的大事。这批简牍大致分为木简、竹简、木牍三类,总数估计超过十万枚。为了能让学术界尽快了解并利用这批珍贵的出土文献,整理工作随即展开。1997年完成了其中木简的整理。这批木简共有2400枚左右,内容较为集中,基本全属吴孙权嘉禾(232～238年)年间佃田租税券书。有关情况已有报道,这里不另赘述。1998年5月,整理组开始对其中竹简进行整理,到目前为止,已完成近10000枚竹简的释文工作,取     

汉代简牍书信中的“无恙”

传世文献资料表明,汉代民众已经广泛使用书信进行人际交往。然而,文献中书信大多是节选,时人习以为常的固定格式、习惯用语多被省略,因此我们很难窥其全貌。20世纪以来出土的汉代简牍中保存了大量当时的书信原本,弥补了这一缺憾。简牍书信围绕着人们     

汉碑所见“道桥掾”考

汉代地方属吏设有负责主持筑路架桥诸事宜的“道桥掾”。此职文献无载,仅见于汉碑材料。论者一般均据《隶释》卷十五《汉安长陈君阁道碑》文末关于“时道桥掾董□□”的记载,认为“道桥掾”是秦汉时“县属吏”中“主管交通方面的诸曹”之一(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下册,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6页)。然而,汉碑所见“道桥掾”是否只限比例?“道桥掾”是否仅仅限于县置?县之上的郡或相当于郡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否也设此职?这些问题,显然有进一步搞清楚之必要。今特撰此文,以就教于治秦汉职官史与交通史诸君。考《隶续》卷十一载有《武都太守职勋碑》与《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以下简     

出土简牍所见汉代的腊节

本文综合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简牍资料,对汉代腊节的日期、主要活动加以探讨,认为汉代腊节大致在冬至后的某个戌日,具体在哪一个戌日,西汉时未确定,东汉时定在第三个戌日。腊日前一天,举行大傩仪式,驱逐疫鬼。朝廷赐予公卿、将军、特侯、诸侯等驱疫逐鬼的道具。民众皆以桃梗、画虎之类御凶辟邪。腊日,祭祀社神、祖先神以及门、户、中霤,灶、井等神,自贵族皇室至普通平民,皆举家聚会宴饮。简牍资料表明,在腊日来临时,不仅朝廷要向中都官颁赐腊节所需的钱或物,地方各级官府也都按照级别,向本部大小官吏发放数量不等的钱、米和肉类物品,甚至边塞的官吏、士卒在每年的腊日也会领到官府分发的一定数量的肉或钱,戍边的刑徒也在分享之列。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

长沙东牌楼出土的东汉灵帝时期简牍,内容丰富,具有珍贵价值。本文选几件进行考释。首先是四件户籍文书。此前从未见过汉代严格意义上的户籍实物,它们填补了这一空白。其次是一件荆南频遇军寇文书,它首次反映了东汉末年荆南地区频发动乱的复杂形势。最后是一件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这实际是一件关于民事诉讼可以“私了”的案卷。此前似乎从未见到关于民事诉讼可以“私了”的记载,它为民事诉讼可以“私了”提供了珍贵的案例。此外,这件案卷所见官员“画诺”,属于失传已久的“凤尾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

2010年6～8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五一广场地铁站地下水管改迁施工,在编号为1号窖内出土陶建筑构件、木器及简牍等,其中简牍有万余枚,可分为木牍、两行简、小木简、封检、封泥匣、签牌(木)、竹简、竹牍、削衣、异形简等。这批简牍大多保存较好,绝大多数为官文书,有大量与司法相关的内容,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且不少简牍上有纪年,据此推断这批简牍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和帝至安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