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东卜辞背兆类行款走向在卜甲上的分布特点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行款走向非常复杂。但是,将分布在不同卜甲上的同类型的行款走向集中在一版卜甲之上之后,可以看出花东卜辞的契刻其实还是有讲究的。本文就花东中常见的背兆类行款走向在卜甲上的分布特点进行了探讨,整理结果显示,该类行款走向在卜甲上的分布是有特定区域的,占卜内容似乎也有所侧重。本文还归纳了其三点契刻特征。     

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

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表面上看较为复杂,但实际上仍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表现为:卜辞基本守兆,在卜兆上方由内向外契刻,至兆干后再沿兆干外侧下行。由于卜辞字数不同,有的未至兆干即止,有的刻至兆干下方后再内行或外行。此外,相关卜兆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卜甲上卜辞条数的多寡、卜甲上可供刻字的空间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卜辞的行款。了解、掌握花园庄东地卜辞行款与卜兆之间的密切关系,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王卜辞与其它非王卜辞的行款规律,对深入探讨商代后期的占卜制度也有裨益。     

宾组卜甲新缀四例

本文收录新缀宾组卜甲四例,作者从字体分类、腹甲形态等方面简要说明缀合理由并解释卜辞。其中,第一则缀合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气象材料,丰富了我们对商代气象状况的认识。此外,该版缀合拼合还出一个新见字"雓"。第二则缀合为研究中甲部位的卜辞行款提供了新材料。第三则缀合为研究龟腹甲卜辞"正反相乘"文例提供了新的例证。     

凤雏村名探源——从甲骨文看周人对凤的崇拜

风雏甲组西周早期大型宫室(宗庙)建筑位于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在基址 H11窖穴出土的283片有字卜甲中,刻有周王室崇拜风的卜辞共四片[见图,其中第38片(H11:138+160)系两片缀合为一片]:     

大维多利亚美术馆藏一片卜甲再考释

大维多利亚美术馆所藏甲骨中,有一片内容很重要的商代卜甲,其研究价值在于:一、有两个新见字,可进一步丰富对甲骨文字的认识;二、可系联旧有卜辞,帮助辨认以前未被识别的模糊字形,纠正对相关卜辞的错误释读。     

试论西周时期的周楚关系——兼论楚族居地变迁

本文通过对文献、铭文的梳理及相互印证,论述了西周时期周楚关系前后变化的史事及原因,同时探讨了楚人迁徙的路径。楚人最初活动于丹江流域,商末周初,楚归附于周,并常在宗周之地佐事周王。周成王时,因楚先祖佐周王有功,封熊绎居丹水之阳的"夷屯",承认熊绎在丹江地域的统治地位,楚正式建国立都。后因周楚交恶,为周所逼,熊渠之后沿汉水数次向东迁徙,至西周末熊仪徙居丹淅之汇的"鄀"地。     

商代沚方考

沚方为商西边雄方,初与商为敌,后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而为商强力征服。商采取"毖"、"告"等手段震慑加安抚,与周初对待四国多方的方式相似,这种"征服——诰诫"模式是早期国家管理的特征。沚方臣服后称"臣沚"、"多沚",相当于卜辞"多臣",是商利用征服的异族武士组建的武装,类于周代虎臣、隶仆。出于军事考量,商王保留了沚方领地,组建的"多沚"仍由沚人率领,用于抗击西、北方向异族的内侵。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卜辞"多羌"、"多马羌"都是类似的组织。     

宾组卜甲新缀四则

在甲骨文研究中,卜甲形态研究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在整理材料过程中,笔者留心首甲残片,新缀卜甲四则,简要说明缀合理由并作了相关解释。     

2004年度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北地点发掘简报

2004年,周公庙考古队对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北地点进行了发掘,以期搞清2003年两片刻辞卜甲出土单位的年代与考古学文化面貌。本简报主要介绍了包括出土卜甲的H45在内的5座典型灰坑发掘收获。这5座灰坑层位关系明确,出土了刻辞卜甲、龟背甲器、骨器及大量陶器。从出土陶器面貌可知,5座灰坑基本属同期遗存,其年代早于周原遗址以往所认识的西周早期,而略晚于周原遗址的先周晚期,大致相当于商周之际,很可能属西周初期。     

四论武乙、文丁卜辞——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早晚关系

<正>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无名组与历组卜辞的类型三无名组与历组卜辞的称谓与时代四无名组与历组卜辞的早晚关系五论"小乙—三祖—父丁"中的"三祖"六无名组与历组卜辞所出地层七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关系八结论一问题的提出历组卜辞是武乙、文丁卜辞的主体。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关于历组卜辞时代的争论进行了近四十年。争论中,我们于1980、1984年发表了《论武乙、文丁卜辞》与《再论武乙、文丁卜辞》两篇文章,论述该类卜辞是属于武乙、文丁时代。尤其是2011年发表的《三论武乙、文丁卜辞》一文,指出在历组卜辞中明确存在"小乙—三祖—父丁"这一祭祀顺序,这是小乙与父丁     

说商代的“天”和“帝”

商代的"天"观念,在甲骨卜辞里是由"帝"来表现的。甲骨文的"帝"能够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蕴,但无有"处所"之意。《尚书·商书》部分所载的"天"观念,与甲骨卜辞基本一致,但杂有周人述古之语,有一些是周人的观念。所以应当予以缕析和区分。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的记载里,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商代的"天"、"帝"观念,这对于研究我国上古时代思想文化的起源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卜辞所见商代曾国

曾国在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出现,由甲骨卜辞结合西周金文、考古遗存、锡料来源等多方面来看,商代曾国地望应该在两周时期曾国位置,即今湖北随州,曾国与商王朝是睦邻友好的军事同盟关系。学者曾引用一些卜辞中的"曾"并非作为地名或国名使用,而是一种副词用法,因此不能据此来说明商代曾国的地理位置。此外,商代曾国也难以断言族姓,与夏代姒姓鄫国的关系还需探讨。     

甲骨卜辞之"正"和"又正"

把甲骨卜辞的结构分为"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几个部分,这对于卜辞的早期研究意义重大,但随着对甲骨卜辞研究的深入,这种分法逐渐显露出一些弱点,它不能真正揭示甲骨占卜祭祀的全过程,一些卜辞的性质被隐藏了起来.虽然学界提出了署辞、兆辞、果辞等术语,以期更细致的揭示卜辞的结构,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通过对卜辞...     

金沙遗址出土卜甲的修复

金沙遗址出土的卜甲虽不像象牙一样令世人瞩目,但因其特有的文化特色,同样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出土的卜甲破碎变形十分严重,而且卜甲都十分酥脆,强度很差。由于卜甲出土时已经严重腐朽,质地脆弱,硬度极低,这些都导致修复保护的难度增加。对此运用现代修复理念,结合传统修复技术对这批卜甲进行修复。这次成功的尝试,可为类似的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提供经验。     

以史为鉴与周初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周初周武王、周公、周成王以解决殷商内外服问题为契机,从总结夏商周社会治理经验出发,努力探寻建立稳固新秩序的良策。考察周初周王朝治理殷商内外服势力的策略演变,可得见周初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历史进程,以及商周间制度的承袭与变革。     

以出土文献为据再论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兼与张懋镕商榷青铜器上的“日名”与“族徽”问题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召公是文王之子,与周公为兄弟。但是,研究周代历史比较可靠的传世文献,不能为召公为文王之子提供可靠的文字依据;出土的有关召公家族的青铜器上所见"日名"与"族徽"符号,表明召公家族属于殷商文化圈而非姬周文化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综合证明,召公在周初分封赏赐活动中,被排除在宝物赏赐之列。综合权衡,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其真实身份应当是周初开国之异族功臣。     

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论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问题

武王定都洛邑是周初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大事,其后周公营建洛邑,成王定鼎郏鄏迁宅成周;都是按照武王的遗愿进行的。但、是,这件大事仅见于《逸周书·度邑解》和《史记·周本纪》,并未引起古史家的重视。值得欣喜的是,周初的天亡簋、利簋和何尊等铜器铭文,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我们仅就周初金文与武王定都洛邑兼及武王伐纣的往返日程诸问题,略作浅论,以求教正。     

金文所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新探

周初金文记载的王室祭祖活动大多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非周人礼制中的常祀。天亡簋、何尊等铭文记录了周初王室的重要宗庙祭祖活动。这些活动服务于周武王、成王及周公的特定政治目的。天亡簋记载的周武王在克殷之后会同三方诸侯在宗庙祭祀周文王,是为了宣传文王受命,宣示周政权的正统性,统合各方诸侯,确立新的天下政治秩序。何尊记载周成王和周公模仿周武王举行祭祖活动,在新邑的宗庙祭祀文王、武王,是为了完成武王遗志,确立成周的都城地位。这些王室祭祖活动在西周的政权巩固和新政治体系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礼制存在广阔的内涵空间和多样的历史形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呈现出礼制本身的动态发展过程,也反映出西周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独特面向。     

由清华简《系年》论两周之际的历史变迁

两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捩点,它不仅是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点,而且标志着周王室从此失去了对诸侯的统治,开启了"政由方伯"的时代。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简略与芜杂,导致对这一段重要的历史知之甚微。值得庆幸的是,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中对两周之际的历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对重新认识这段史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研读《系年》,可以对西周灭亡的原因,周平王东迁的年代以及所谓的"二王并立"等历史事件,得出一些新认识。另外,将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对比,可以发现后者对两周之际的史事的记载基本上是言之有据的,但其中的一些细节显然有失实之处,而《系年》正可补正其阙。     

殷墟卜辞中的“归”

殷墟出土卜辞中有"归"字,根据文献记载,巴东有归故城,归国的灭亡大约是春秋时期。本文便结合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对卜辞"归"字作了考证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