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生啥时候休假

正从汉武帝开始,官方创办的学校就出现了,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太学"。太学相当于国立大学,就读的学生称为"太学生"。太学生就有假期了。隋唐以后,太学逐渐发展为"国子监",在国子监里就读的学生称为"监生"。据记载,在国子监里就读并不是一件舒心的事,监生们不远万里聚到京城就读,非常辛苦,于是朝廷就为这些古代的大学生们设立了休假制度。他们的假期有三种——     

金口槐山访名胜

槐山也称"槐山矶",位于今天江夏金口的长江之滨,亦名大槐山、淮山、鸡翅山、惊矶山,与长江北岸的大军山遥相对峙,形成了著名的"长江锁钥"之一.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的《江夏县志》记载:"大槐山在县南七十五里,晋李大槐隐居于此,故称槐山.初祖始入中国,折苇渡江即此,后人建亭塑像以祀之."另据《湖北通志》引《太平寰宇记...     

《後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後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     

《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

太学生"三万余人"之记载其所以可疑,是因为在当时种种落后的社会物质条件下,对这一庞大人数,太学是绝对无法容纳、管理和进行经学传授的。特别是太学经过考试每年至多百人得以出仕,"三万余人"之出仕,希望极其渺茫,这也大大限制了受"劝以官禄"制度支配而入学者的人数。本文以为桓帝时太学生和西汉一样,只有三千人。《儒林传序》的"至三万余生"当理解为"前后至三万余生",指东汉初至桓帝时太学生总数。《党锢传》"三万余人"当是后人据《儒林传序》误改的。     

论两汉时期太学与辟雍、明堂的关系

太学是"礼义之宫",辟雍、明堂是行礼之所。它们之间的关系,自汉武帝设立太学以来,一直模糊难辨。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这个问题初步探讨,认为在西汉前中期,太学可能与辟雍逐渐分途而就于明堂处;到东汉时期,太学、辟雍、明堂已经分工明确了。三者分工明确是教育逐渐由礼制独立出来的反映,也是太学规模扩大的直接结果,但汉代太学并没有脱离礼制的窠臼,完全独立为一个纯正的知识教育机构。     

汉代的太学制度

元朔五年,汉武帝为维护封建中央政权之需要,接受了董仲舒等人“大一统”思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遂兴太学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这是汉代正式创立太学的开端,亦是我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正式大学的滥觞。随着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出于政权需要,汉代太学得到了发展。汉代首创太学,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在招生制度、教学组织形式、考试制度等方面,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有着深远的影响。(一)多途径的招生办法汉代太学生的来源是多途径的。或由“太常补     

新发现的两种森槐堂本琉球官话课本考述

2016年5月,我们在天理大学图书馆查阅该馆所藏琉球官话课本时,发现了两种以往未见著录的琉球官话课本,即森槐堂本《学官话》和《白姓官话》。通过考察可知,这两册抄本应是1815年前后琉球久米村人王述勃所用,封面所题"森槐堂"应即王述勃家族的堂号。两个抄本中保留的大量使用者汉字注音为官话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语料。此外,森槐堂本《白姓官话》自名"白姓官话集",印证了20世纪初武藤长平著作中相关记载的可靠性。     

略论刘基的政治思想

略论刘基的政治思想郝兆矩刘基出生书香门第,曾祖濠为宋翰林掌书,祖父庭槐为元太学上舍,父“通经术,为元遂昌教谕”①。刘基１４岁入郡庠“从师受春秋经”,又“讲理性于复初郑先生,则得濂洛心法”②。２３岁中进士。可见,他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都是儒家思想。在元...     

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太学

太学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曹魏、西晋时期的“国立大学”——太学,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乃至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见的。通过对其考察,可以看出,洛阳太学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具有严谨的学风,浓厚的学术风气,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人才,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     

偃师二里头遗址市场蠡测

一、我国古代史籍有关市起源的记载市是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说文》云:"市,买卖所也。"《太平御览》卷引此句时,原文作:"市,买卖之所也。"《管子·之一九一     

明代国子监立簿稽查制度探析

<正>同唐宋时代相比,明代的国子监在办学形式上趋于简单化。一方面,从宋以来逐渐模糊的国子学与太学之间的界限,在明代被完全取消,过去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育职责由作为具体教育机构的国子监独立承担;另一方面,算学、律学、书学等被排除在国子监之外。因此,在明代",国子监"与‘"太学"在指称的对象上完全一致,从而使国子监由唐宋时代的中央学校管理机构转化为比较单一的教育机构。     

六朝太学与国学考辨

学术界对六朝时期太学与国学的关系有多种不同看法。有六朝国学始于东吴孙休时说,有东吴无国学说。有人认为南朝的太学与国学是两所并列的学校,有时两者同置,有时一存一废;有南朝只有国学而无太学说等。事实上东吴并无太学或国学存在;西晋开始在太学之中设置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校舍分离,号称“二学”;东晋先设太学,后又增设国学,并将“二学”校舍合并;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由于国学以上层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国学的地位和名声高于太学,因此“国学”常常取代“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习惯通称。     

清代的军礼——以北京孔庙平定告功碑为例

北京孔庙有7座讲述清代多位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立于大成门院内东西两侧,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依次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1725)《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清乾隆十四年(1749)《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1828)《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     

论西晋《辟雍碑》所见的太学诸生

民国时期出土的西晋咸宁四年《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对于进一步探讨西晋时期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出现了礼生、弟子、门人、寄学、散生、都讲等太学诸生的称谓,丰富了对于太学诸生群体的认识。通过对姓名、籍贯等信息的统计,可以看出西晋太学诸生的构成呈现出身份庞杂、来源广泛的特点。对比传世文献,碑刻中所列的太学诸生情况可以加深对太学、囯子学二学并立、太学兴衰的理解。     

国子監

国子监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它位于首都内城东北角,现为首都图书馆馆址。首都图书馆这条街,正名是"成贤街",但是很少有人叫它成贤街,都叫作"国子监"。国子监大门外东西有两座横额刻有"国子监"三字的牌楼,牌楼为一间式,式样别致。国子监即"太学",是古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校。最古的时候叫作"成均",后来叫太学,到汉代还用这个名称,晋武帝成宁二年(公元276年)起国子学,这是以国子名学之始。到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于西京置国子监,高宗龙朔二年(公     

北京孔庙平定告成太学碑所涉兵器述略

北京孔庙有七座讲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七座碑的碑文均提及对火炮和枪等兵器的使用,本文对所涉战争中火器的使用情况进行述略。     

三峡地区夏商时期青铜器研究

<正>三峡地区地跨渝、鄂两省市,西接川东丘陵地区,东临江汉平原,北接大巴山,南依云贵高原的北部。夏商时期,三峡地区活动的族群主要是巴人。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巴"的记载,或作"巴",或作"巴方"。这些记载表明至迟在殷墟文     

汉熹平石经与八分书

一、石经的建立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李巡等奏求正定儒家经典,并凿石立于洛阳太学,经过八、九年时间,四十六通石碑耸立于讲堂东侧,上刻《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经,以隶体字书写,遂为定本。对这件震动社会的大事,史书多有记载: 《后汉书·灵帝纪》:“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长江中游两处航运遗产的比较研究——湖南大矶头和湖北槐山矶

<正>大矶头位于湖南岳阳云溪区陆城镇新设村塘湾组马鞍山西侧的长江边,现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的全称为"大矶头遗址"。槐山矶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道槐山西侧的长江边,也已是国保,公布的全称为"槐山矶驳岸",类型为古建筑。实际上,两者均为驳岸类航运遗产,且至今仍能     

村志编纂的几点思考

村志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延伸和补充。村志重点记载村庄历史沿革、物质文化、村俗文化及谱牒文化,是百姓品味乡情、安放乡愁的窗口。编纂村志,不但保存了有价值的微观资料,还能起到宣传乡风文明,为服务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历史智慧和现实借鉴。在村志编纂中采用纲目体具有门类设置齐全、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突出等诸多优点。资料收集工作应科学系统,注重系统性,注重"口述访谈",注重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