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

<正>目次一都城门道形制的考古发现二一门多道城门的考古学观察三一门多道城门的政治礼仪功能四结语在古代都城考古当中,城门遗址的大量发现与发掘,为研究古代城门形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城门制度涉及城门的类型、等级、形制、门阙、门道、城门管理等方面。学者曾对古代门阙遗址、隋唐两京城门类型、唐长安城城门管理制度进行过研究~([1]),或对唐代城门进行复原研究~([2])。古代都城城门门道设置多少并无定制。据目前所见,主要有一门一道、一门二道、一门三道、一门五道等几种形制,其中一门三道是除一门一道外流行时间最长、发现最多的,其于春秋     

北宋东京皇城宣德门考

宣德门来源于唐汴州城鼓角门,历经五代直至北宋,门道也由原来的两个,扩展到三个、五个.该门由主城门、两朵楼及两阙组成,平面呈"凹"字形,为中国古代都城城门形制演变中的重要一环,对以后金中都、元大都,直至明清北京城的皇宫城门形制均有影响.高大的城门楼,不仅是显示皇权至上之场所,也是表演北宋时期"君民同乐"之舞台.城门遗址,位于今开封市新街口处.     

北魏洛阳内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北魏洛阳城遗址复原研究之一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创立的王朝。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创建的都城,不仅继承了前代中原王朝以太极殿为核心的宫城居中的都城制度,而且也结合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多民族与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在都城外围修建了规模空前的外郭城和众多里坊,其三重城圈的都城形制对中国古代后续王朝的都城形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结合该城址近六十年的考古工作和文献资料,对北魏洛阳都城内城的墙垣、城门、街道格局和重要建筑分布进行了复原研究。     

濮阳卫城郭门探寻

濮阳卫国都城的确认是周代考古的一件盛事,但在试掘和勘探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城门的材料。利用已知该城的形制与规模,结合《战国策》的"卫八门土而二门堕",以及现代村落的分布等遗痕,我们推断濮阳卫城的外郭应有十座城门,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各门的具体位置亦可由现代村落窥得端倪。濮阳卫城郭门的探索不仅会对未来的田野工作有所助益,更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意义。由探索叠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的古代城址总结出的"遗痕分析法",完全可以应用于叠压在现代村落之下的古代城址。现代农村的古代城市遗痕主要有村落名称与位置、田野小地名、地形与地势等。农村版"遗痕分析法"的推广,将会对黄淮海平原等地区深埋地下之古代城址的田野考古有所促进。十门之城在中国古代比较少见,应是《考工记》十二门王城的变体。     

《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新认识

自汉之后,学者对《考工记》“匠人营国”一节文字的含义颇多歧见与争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东汉经学家郑司农辑录、郑玄注释的严重错误所导致。汉武帝时少府考工官依据西周遗文编选而成的《考工记》,约在两汉之交散佚。郑司农把《考工记》佚文及不属于《考工记》的“营国”佚文合并增入《周礼》后,“营国”制度受到郑玄等历代学者的错误解读。“营国”的对象不是郑玄所指的周王城,而是指西周时代的诸侯大国。“國”字是西周中期分封制度定型时创制并用作诸侯国专称的。“建国”的含义等同于“封国”,“营国”即指在分封的诸侯国内进行城郭、食邑等营造活动。城“方九里、旁三门”的含义不是指方形城的边长九里、每边三门,而是指城墙的周长九里、城门三张。“九里之城”与“百里之国”“三里之宫”结合,构成西周时期诸侯大国地域、都城、宫殿三层次的礼制格局和尺度。西周王城的周长为“方十二里”。“营国”制度不是传统认识上的周王城规划,而是西周王朝为诸侯大国制定的国土空间规划,可称之为“周诸侯国规划模式”。这种规划模式的思想与原则,能够反映西周时代中国国土空间规划设计所达到的科学与艺术高度。东汉之后,已经异化的“营国”思想,对北魏洛阳、隋唐长安与...     

“营国制度”中“国城”的道路体系模型推演

《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第一张规划蓝图,探讨这张规划蓝图的道路体系对周代及其之后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至关重要。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复合道路与单独道路两类主流观点,提出五级单独道路的新观点,并以《周礼·考工记·匠人》文献记载为切入口,引入井田制的道路规划结构、方式与理念,加以论述。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九经九纬"的道路数量及宽度,探讨道路的排列方式,推导道路及门道的确切位置,最终推演出《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的城市道路体系模型。     

辽上京城的渤海因素探析

辽上京城是辽代最为重要的一座都城,平面呈“日”字形,北部为皇城,南部为汉城。其中皇城内又有宫城,两城相套形成“回”字形的平面布局。辽上京城的形制布局特点及其营建规制,对后世都城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认为,辽上京城的整体规划布局、宫殿形制及其排列布局、城门形制和规制、门道基础做法、瓦当等都受到渤海因素的影响,这些渤海因素在辽上京城形制结构的完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体现了辽上京城的都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     

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所载扬州城考补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为中心,对该文书所载扬州城的规模及城门数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经研究发现,《诸山圣迹志》所记扬州“四面十八门”乃杨吴都城城门数,而不是宫门或郭城城门数,这一状况与其它王朝都城一样,基本遵循《周礼.考工记》十二都城城门的规则,而所谓“十八门”,是指除了都城普通城门外,还包括水门在内。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外城正北门址发掘简报

渤海国上京外城正北门址的发掘,表明正北门的建筑形制既有别于同时代其他都城的城门,又不同于渤海上京已发掘的主要城门。但在城门结构的具体做法上,又与中原有颇多相通之处,反映渤海政权在对隋唐文化学习借鉴的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又有所创新。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和少量生活用品。     

汉霸城门遗址保护工程

霸城门属于汉长安城东城三门之一(自南向北依次为:霸城门、清明门和宣平门),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范北村,南距长安城东南角1400米,北距清明门1530米。霸城门西对长乐宫东宫门。据考古发掘显示,每座城门中部均有两条并列的隔墙,将城门分成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度不尽相同。霸城门的三个门道各宽8米。由于城门的隔墙宽窄不同,城门的规模也不一致。隔墙宽者达14米,窄者只有4米。霸城门门道二隔墙各宽14米。     

中国古代汉唐都城形制的演进——由曹魏太极殿谈唐长安城形制的渊源

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是一个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两汉到隋唐时期的都城形制变化极为明显。本文以近年来曹魏至北魏洛阳宫城的考古发现为重要突破点,结合文献和考古勘察资料,对两汉至隋唐时期的各个重要都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了中国古代都城从两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朝时期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再到北朝时期的三重城圈形制,最后形成隋唐时期中轴对称的坊市制新型国际商贸大都市,为向以后更繁盛的开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开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创造。总之,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其都城形制产生的源头源自曹魏洛阳城,对汉唐时期的都城形制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及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的实践性问题

将城市空间生产置于史学视野之中,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统一的层面,系统分析"匠人营国"的历史实践性,可以认定"匠人营国"并非西周的制度规定,而是以城市规划的方式表达战国时代王权至上的政治思想。无论是西周还是东周,"匠人营国"均缺少历史的实践意义。《考工记》和《管子·乘马》的城市规划思想是一致的,不能割裂地解读"匠人营国"的内容,将其划归礼制城市,而把《管子·乘马》划归有机城市。从历史实践看,传统城市空间结构及其生产,首先是有机的,其后才是礼制的。     

《考工记》营国制度与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的演变

<考工记>营国制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以这一理论为标尺,可将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分析考察可知,<考工记>营国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是儒家描绘的一幅"理想王都"的美妙蓝图,只有在统一的封建社会盛世,才有可能将这幅蓝图变为现实.     

汉魏洛阳故城宫城发掘获得重要发现

确定发掘城门即北魏宫城正门阊阖门,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宫城范围内首次进行的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城门为殿堂式建筑,夹建巨阙,其独特的平面布置与建筑形制为以往所未见,具有强烈的时代和礼仪特性;建筑时代始于魏晋,北朝修缮沿用,对确定曹魏洛阳宫位置与形制,继而寻找汉代北宫的位置打开突破口;是目前考古发掘出的时代最早的有确切文献记载的都城宫城正门和双阙,是解决汉魏洛阳城城市形制演变问题的重大考古发现。     

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

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和王皇后同莹异穴的合葬陵园。汉景帝陵园南门遗址由东西两座对称的建筑群及中间的门道组成,因其平面形制从陵园园墙到中央门道有三次向外的凸出,所以称为三出阙。阳陵帝陵陵园南阙门遗址的发掘对研究西汉乃至中国古代帝陵的门阙制度及中国古代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曹魏都城建设与北方运河开凿看曹操的历史功绩

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历史缩影。通过曹操父子营筑的邺城和曹魏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以及与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及辽金元明清都城布局形制对比,揭示出曹操所开创的都城制度对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重要影响。曹操营建的邺城,对此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北移,起到了奠基性历史作用。中国古代运河是政治之河、军事之河、经济之河,是中华民族发展之河。曹操开凿的黄河以北白沟、平虏渠、泉州渠等运河,以及隋唐时代以此为基础开凿的北方隋唐大运河,极大地加强了中原与北方的联系,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古时代以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与全面发展,这是曹操的另一重大历史功绩。     

《周礼·考工记》与秦汉都城规划制度的联系探究

城市规划是近代兴起于西方城市地理学领域里的一个常见概念。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对城市规划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总结出理想的城市模型。《考工记》中"匠人建国"即是先人针对理想城市模型所概况的一些简要的成文规范。本文以秦汉两朝都城为例,对《考工记》与秦汉都城规划的联系进行探讨。     

中华门“敌楼”的三建三毁

南京城南的中华门,为明代洪武年间在旧“南门”基础上改建扩造的,因正对城门外的聚宝山(即雨花台),故又称“聚宝门”。这座城门与通济门、三山门(即水西门),是南京13座城门中规模最大的三座城门,而聚宝门尤为宏伟。它除了建有形制特殊的、全国规模最大的内瓮城(有人称为“中华门城堡”,实属误传)外,城门上还建有颇为坚固的敌楼。该敌楼几百年来三建三毁,至今尚未修复。     

杨吴时期的扬州城

敦煌文书《诸山圣迹志》和《南唐书》中与杨吴时期扬州城形制布局、杨吴宫署积庆宫相关的记载弥足珍贵。本文结合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唐罗城考古发掘结果和文献资料,梳理了扬州城遗址中杨吴时期相关城建遗迹、“白沙窑”“迎銮”“官”等戳印文字砖瓦建筑构件等的特征,认为杨行密时期开始将扬州城作为都城营建而大规模修缮,相关营建工程一直延续到杨吴后主时期;杨吴时期的扬州城是杨吴和南唐等割据政权的都城或东都,沿袭了唐扬州城由子城和罗城“联蜀岗上下以为城”的双城格局,罗城内有“十字江水穿过”,承继了唐扬州城因河而市、因市而城、城河一体、城门较多、河道纵横、桥梁甚多等特征;推测位于蜀岗古城南城门(杨吴天兴门)至子城东南角之间以南地带(即桑树脚)的晚唐五代时期大型建筑基址群,或与杨吴时期宫署积庆宫(南唐崇道宫)相关。     

战国都城的考古研究

我国古代都城以形制布局的方正、对称、严谨著称于世。但这种风格的形成亦经历了漫长的发生、演变、完善的过程。战国时期的都城正处于承上启下的演变阶段,在形制多样中寓有方正,在散漫中寓有对称。它是探讨古代都城历史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战国时期,诸侯崛起,各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中心——都城。有的诸侯国由于版图的开拓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曾建立过几个都城,而有的都城则被称为别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