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时期京兆文庙“七贤堂”考

西安碑林藏金正隆五年(1160年)《重修碑院七贤堂记》残碑,记述金朝确立了对关中的统治之后,在耶律隆、周维甫主持下,对碑林(当时称作“碑院”)所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是研究碑林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可惜的是,此碑残损太甚,碑名中提到的“七贤堂”,残存碑文中竟无一字述及。碑林还藏有     

秦汉时期的马车形制研究

秦汉时期的马车分单辕马车和双辕马车两种,单辕车为主,双辕车次之。本文依据车舆以及马车结构上的变化进行类型学上的分类,以期获得马车在该时间段内演进的大概脉络,同时也能提供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类似马车时代的判定标准。     

辽宁朝阳隋唐时期砖构墓葬形制及演变

朝阳曾是隋唐王朝统治东北地区的边陲重镇,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隋唐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以砖构墓为主,形制复杂多样,等级差别明显,并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本文首先总结砖构墓葬的形制,然后以纪年墓葬为标尺分析其演变过程,最后将朝阳唐墓与中原唐墓进行了初步比较.     

宋金时期的里堠碑

宋代里堠已十分完备,有一处以天然岩石为里堠留存至今。目前发现有四件金代里堠碑,其上标明四至,有一件还标明了到中都的里程。还出现了各种变化形式,如黄河河堤埄堠碑及金夏交界的界堠碑。宋金时期的里堠碑,丰富了中国碑刻的形式与内容,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晋东南地区新见的“下卷昂”实例:坪上汤帝庙西朵殿

晋城市泽州县坪上汤帝庙西朵殿的斗栱上近期辨识出的"下卷昂"这一特殊形制做法,初步可推断为金代遗构,而晋东南地区此前尚未见到同类做法遗存,这一新见案例为已有的下卷昂之流布假说树立了一个新的时空参考点。起源于晚唐西安地区的下卷昂,很有可能是在宋末金初之际、沿"乌岭道"自晋西南地区流传而来。沿着这个思路,未来仍需进一步对相关区域的地上、地下建筑史料进行发掘和整理,这势必会对晋东南这一中国保存早期建筑最为丰富地区的建筑历史认知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金时期的北石窟寺

宋金时期北石窟寺的信仰功能较唐朝已有所削弱 ,主要成为士大夫游览、会友和附近黎民百姓集会以及开展各种民俗活动的场所。本文依据宋金碑铭和题记的有关材料 ,对这一历史时期北石窟寺的文化风貌以及它对特定民族关系的折射进行初步的考察     

宋金时期的定窑与定瓷（上）

绪言 定窑古属定州,因而得名。创烧时间在唐代中期,勃兴干晚唐五代,历经北宋、金代的辉煌鼎盛,衰落干元代。在长达700余年的历史中,是中华大地上产品质量最高、生产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精细白瓷窑场,并被后人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图1）。     

宋金时期韩日出土中国白瓷的比较研究

宋金时期,韩日两国均从中国进口白瓷,所进口白瓷来源于定窑白瓷、景德镇窑青白瓷以及福建和广东地区的白瓷。就目前考古发掘材料所见,在韩国出土的中国白瓷数量比较少,但是质量均较上乘。与之相反的是,日本出土中国白瓷的数量较多,但质量不及韩国出土的。其中,福建和广东地区生产的白瓷四系罐在日本出土的数量较多,而在韩国仅发现1件。本文试图通过考古发掘材料,总结韩日两国出土中国白瓷的差异,并且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宋金时期铜镜的清理、分析与保护

山西博物院是综合性的大型博物馆,珍藏着大量的古代铜镜,在对1000多面铜镜进行整理时,发现有些铜镜的表面污迹斑斑,而且部分铜镜有粉末状铜锈的病害,特在其中选出10面进行了污物、锈蚀物的清理与分析保护。保护过程中,在尊重其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前提下,不改变特定历史环境赋予文物的特定意义,     

宋金时期的定窑与定瓷（下）

二.金代时期金（1115—1234年）入主中原后,于公元1153年迁都于燕,是为中都,定窑所在地中山府（定州）正处于金政权统治中心。金统治者潜心汉化,采取温和的统治手段,使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北宋时期,定窑的烧造工艺已经完全成熟,以刻花、印花为典型代表的艺术风格也已形成,这些都为金代定窑的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金人刘祁的《归潜志》中写道：＂联句亦诗中难事—余先子亦留意。主长葛簿时,与屏山、张仲杰会饮,坐中有定瓷酒瓯,因为联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⑦窑址发掘资料证实,金代定窑刻花、印花白瓷的产量达到了历史高峰。     

吴晋堆塑罐的形制与内涵演变

堆塑罐是吴初至西晋晚期流行于江浙一带的陶瓷明器,其形制与堆塑内容的历时性变化以及使用情况的区域性差别,表明其器物内涵并不统一。在五联罐到堆塑罐的演变以及堆塑罐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本地吴越文化和中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堆塑罐逐渐由“谷仓”演化为祭祀、供奉之器。这一变化与堆塑罐自身的器物特性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政治文化格局息息相关。     

从“研”到“砚”——论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

砚是根据中国传统书写和绘画的特有需要产生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前身是原始研磨器,而砚最初的汉字表示也并不是"砚"字,而是"研"字。古代文献以及出土砚墨实物材料都表明,从"研"到"砚"的过程正对应了东汉时期砚台形制的最初演变,这种演变与墨的形制改变有着直接联系。     

浅谈两宋时期银铤的形制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时期,白银货币化相比于唐代有了较大发展,达到中国古代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白银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大多以银铤的形式流通使用。银铤在形制上包括形状、重量、成色、铭文等方面都有极大的讲究,对其形制的研究,可从另一侧面展现两宋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状况。     

论唐宋时期福建地区市镇的建置与时空演变特点

市镇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唐宋时期,福建地区的市镇迅速发展,数量剧增,南宋前中期达到巅峰,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区域性市场。由唐及宋,福建地区的市镇呈现出分布范围向乡间不断扩大、聚集中心明显形成、地域分布不均衡的趋势。从空间布局的角度来看,该区市镇大致以交通型和生产型为主。在交通型市镇中,以水路、海路交通为主的市镇相较于陆路交通市镇占据主流地位;生产型市镇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以地方特产生产型市镇为主。这是受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双重因素的影响。     

关于壶的形制发展与名称演变考略

壶是历时最久、使用最长、古今都有的用器之一,但形制变化也最复杂。随着壶形制的发展,它的名称也相应地有变迁。秦汉壶已有圆、方、扁、横,后代除圆壶外其余都逐渐废弃不用。自宋以来,对于壶的形制与名称问题就一直没有搞清楚,在定名上早就存在问题。《文物》1980年10期发表孙机同志《说柙》,主要讨论扁壶形制与其名称,     

先秦古币形制演变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本文主要论述了先秦时期在货币形制演变上,大体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实物为特征的贝币阶段。第二阶段,是以仿物为特征的布币、刀币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以脱离实物为特征的圜钱、圆钱阶段。货币是交易的媒介,经济发展是交易的前提,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货币形制的演化。先秦货币的发展,已起源达到成熟,可以看到货币发展史的基本过程。探索先秦货币形制演变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认识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更有助于了解悠久的中国货币发展史。     

先秦时期青铜镞的形制与功能探讨

先秦时期的青铜镞形式多样,不同形式的镞有不同的用途,其用途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于实战的,一类用于非实战.用于实战的镞包括战争与狩猎,非实战的镞主要是用于礼制及习俗.本文拟根据先秦时期青铜镞在形制上的特点,来探讨青铜镞在先秦时期的功能.     

商周时期“■”的性质及其演变

正殷墟卜辞中并无"师"字,学者们普遍认为甲骨文中的"■"即是"师",故将含"■"的卜辞视作研究商代军事制度的重要资料。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中有:"丁酉,贞王作三■,右、中、左。"(《合集》33006)由于此前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出现过"中■"(《合集》05807),故杨升南推测当时肯定还存在"左■"和"右■","王作三■"则说明在武乙文丁时又增加了三个师,且每师万人。如此,商在其统治后期就已拥有六万人的常备军(杨升南:《略论商代军队》,胡厚宣主编:《甲骨探史录》,     

宋金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

随着唐王室的东迁,政治中心随之向东转移,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大为下降,但是至宋金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宋时期,西北地区是对西夏战争的最前线;宋金战争期间,它是保护入蜀道路的屏障;金朝末年,又是保护中原地区侧翼安全的屏障,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与隋唐时期相比,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地缘的特点是:地域范围已经大为缩小,区域内的民族与政治关系异常复杂,地缘意义更多表现在军事方面,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地缘经济与文化意义。     

“明清”圭表实测与形制探讨

现陈列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圭表(图一),是明代正统二至七年间(1437—1442)铸造,清乾隆九年(1744)改造,因而被称作“明清”圭表.这是我国大型青铜制圭表的唯一幸存者,是一件珍稀文物.此圭表原装于北京古观象台,1934年迁装于此.圭表是我国最古老的传统测天仪器,创制年代十分久远.在《周礼·大司徒》等篇中就有土圭的记载.圭表由于结构简单,又有多种功能,如测定二十四节气、测定回归年日数、测定方向、校正漏壶时刻等,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