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台湾断交的惊奇一幕

翻开中美建交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与台湾断交的惊奇一幕。     

美台断交的时刻，在台北……

美台断交的时刻,在台北……周玉蔻［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美国总统卡特宣布,美国已决定于次年１月１日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中止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十年后的同一天,台湾《联合报》登出本文,题为《十年前的今日凌晨》。文中小标题为转载者所加。］...     

美国国会干涉中国香港事务的历史考察

美国国会染指中国香港事务的主要方式包括立法活动和非立法活动。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通过《1992年美国一香港政策法》和《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等相关立法干涉香港政改和选举制度;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对华施压,干涉香港人权事务;资助涉港非政府组织等等。非立法活动包括:以举行涉港听证会、发布相关委员会涉港报告等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声援非法"占中"等活动。美国国会的涉港活动对中美关系和香港政局产生了负面影响。     

台湾当局对奄美群岛移交的因应

奄美群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署,美国获得琉球群岛等岛屿的行政管辖权。为了扶植日本,对抗苏联,美国拟将奄美群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台湾当局认为,包括奄美群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主权属于琉球人民,不属于日本。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展开沟通,指出美国此举将挑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公开支持琉球人民追求自治。台湾一些民众向美国国会中的参议员打电报,劝告美国勿将奄美群岛交给日本管辖。1953年12月24日,美日两国在东京签署了关于奄美群岛的协定,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美国将奄美群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同时,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将继续管辖冲绳群岛、先岛群岛等岛屿。     

美国尼克松政府与日中邦交正常化(1969—1972)

尼克松政府推进美中关系缓和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关系。尼克松政府事前对基辛格访华严格保守秘密,并不意味着淡化美日安保体制的地位和疏远日本。在1971年7月中旬至1972年9月初,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协商对华政策。在夏威夷会议上,美日两国政府首脑最终确定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调。即在继续维持美日安保体制的前提下,按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模式,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日本政府始终按照日美两国协商确定的基调处理日美安保体制和台湾问题,并谋求按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模式处理《中日联合声明》的文本。对于美日两国政府坚守的那些底线问题,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回避的策略     

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

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交。在美国看来,法国承认中国不仅影响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景,而且严重损害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实际利益。为了阻止中法建交,美国采取了三项措施:阻止法国同中国建交;压迫台湾不主动同法国断交;胁迫其他盟国不追随法国的行动。美国的这些举措,虽然在局部上取得了一时的成效,但收效甚微,根本无法抵挡中法建交在战后世界格局变化中产生的重大影响,更不可能实现其企图阻止中国国际地位逐渐提高的目标。中法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美国从遏制战略出发制定的阻挠中法建交的政策,自然无法避免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麦诺森法案》的出台与《排华法案》的终结——对1943年《纽约时报》所载《排华法案》存废之争的解读

美国国会于1882年签署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意义上以种族为限制依据的移民法案。二战期间,中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在战争进入全面转折阶段之后,1943年《麦诺森法案》出台,《排华法案》终结。这一进程的背后是各方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本文通过解读美国《纽约时报》1943年所载有关存废之争的报道,试图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排华法案》为何在二战期间被终结。     

布什政府台海政策调整初探

四年多来,美国布什政府以“一个中国政策、两个前提(台湾不独立、大陆不动武)、三个支柱(一个中国、两岸对话、和平解决)、四个文件(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基本架构,对台海政策做了两次调整。     

邓小平访问美国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35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不禁回忆起中美建交以后我随同邓小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往事。     

美方档案揭示的“八一七公报”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习称“八一七公报”。它与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一起,并称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三大基石,在官方文件和学者著作中频频提及。近年来,随着美国一些外交档案的解秘,“八一七公报”谈判前后的某些细节渐为人知,耐人寻味。现将美国方面的材料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周鸿庆事件"与美日台三角关系

1963年末发生的"周鸿庆事件"引发了台日关系的危机.在这场事件中,日本不顾台湾当局的压力,坚持允许周鸿庆返回大陆.在台湾看来,这是日本亲大陆的严重过失行为,因此对日采取了激烈的报复措施,台日矛盾激化,一度濒临"断交"的边缘.作为台日双方的盟友,美国利用驻台"大使馆"向台湾当局斡旋,不断对其施加压力.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亲自访日、访台,为解决双方矛盾不遗余力.最终,在美国的调节下,台日双方各让一步,就此渡过了这场"外交"危机.在解决整个事件的过程中,美国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同时,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意图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政治提案及其表决

冷战后美国国会出台的对华政治提案压倒性多数是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提案。在绝大多数对华政治提案的表决上,美国国会通过率极高,并且国会两党议员易于跨越党派界线形成高度一致的立场。通过对华政治提案的不断提出与表决,美国国会以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白宫对华政策,使得人权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

1963年法国前总理富尔的中国之行是中法建交中的关键阶段,而定稿于11月2日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又是富尔访华最终取得成功的基础。富尔访华初期,中法虽都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愿望,但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使会谈陷入僵局。其后,中方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有步骤建交方案、直接建交方案,最终在三项默契基础上同富尔达成了一致。中方把最终形成的默契以文本形式交给富尔,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总的看来,该要点是中法平等协商的结果,法国在其中承担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法台不再保持"外交"关系等义务。但谈话要点也是求同存异的结果,并未全面解决中法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历史考察

日本右翼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逆流的始作俑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在中日复交前使本国成为“台独”势力的大本营,而且在中日复交后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支持“台独”;后冷战时期,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不仅变本加厉,而且呈现出民间与政界配合、右翼与政府呼应之特点。     

中法建交中的美台因素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中法建交曾被西方舆论称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当时 ,由于美国和台湾当局的阻挠 ,中法建交的过程曾出现一波三折的复杂局面。谈判之初 ,由于法国坚持中法建交不应以法台断交为前提而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得知中法即将建交的消息后 ,美国和台湾当局又设置重重障碍 ,竭力阻止中法建交。围绕中法建交与法台断交 ,有关各方折冲俎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战     

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盛顿决策内幕

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对苏实施的“缓和”战略使得华盛顿打出“中国牌”,致力于改善同北京的关系。而1969年3月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则为美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寻求同中国对话的渠道上,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华沙渠道,即第135次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史实证明:华沙渠道的进展不像华盛顿期望的那样顺利,但基本上完成了预期的任务: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阐明了不会同苏联合作主宰东亚事务的立场。在华沙渠道完成了既定任务之后,华盛顿又将同北京的联络转为巴基斯坦渠道。     

The power of the “Stockpile”: American aid and China’s Wartime everyda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merican and British narrative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a “stockpile” of Chinese goods had a powerful impact on US-China relations, China’s war effort, and China’s wartime everyday. Focusing on both th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alled stockpile in the early 1940s, the work seeks to deconstruct a powerful symbol that was long used by both British and American officials (particularly in the US War Department) to delegitimiz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war effort against Japan. Drawing on sources collected at arch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aiwan, the article seeks to rethink many commonly held assumptions about American aid and to reveal the powerful influence that the symbolic presence of the stockpile had in shaping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wartime period and beyond.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中美关系

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曾企图通过战争威胁和压力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但由于美国公众舆论和盟国的反对,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对美政策,使美国以“核威慑”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对华政策破产。尽管双方剑拔弩张,但事态终究没有失控。即使在危机高潮时期,双方仍继续保持着有限的对话,这对于化解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再一次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美对抗的基本特征。     

从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看周恩来谈判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1969～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中,周恩来作为中方的主要谈判者,在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部署谈判的策略和内容;他以于细微处见周到的工作态度为中美谈判营造了自然、友好的外部氛围;他卓越的专业谈判素质、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但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而且给基辛格和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