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经济史研究新动向

20世纪 90年代后 ,日本史学界出现了挑战传统观点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总体战体制论”和“1 940年体制论”的基本理论 ,认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三大特征虽然在战前已现萌芽 ,但是其最终形成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开展“总体战”时期。战时形成的“总体战体制”的核心要素一直延续至战后 ,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原型 ,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初中国人对日本的考察

20世纪初年,在大批中国青年东渡日本留学的同时,还有形形色色的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到日本进行短期考察。这些考察大都是由清政府以官费派出或在其支持下自费前往的,主要以参观、调查为目的,当时也叫做“游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多年来,中日两国史学界对此很少论述。本文作了初步研究,以求教于史学界。     

唯物史观与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演变

近代日本乡村史研究肇始于对幕末明治以来日本发展道路的现实反思,是20世纪日本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的发展壮大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讲座派与劳农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近代日本乡村社会性质及其矛盾。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蔚然壮大,以地主制研究为代表的乡村史研究成为当时日本史学界的显学,日本史学界的阶级史观成形。20世纪60年代后,伴随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乡村史学者在既有领域深入的同时开拓出农民运动史、自治村落论等多元路径,研究范式受到修正。20世纪末,乡村史研究盛极而衰,渐趋碎片化,退为隐学,但呈现注重市场因素等新趋向。乡村既是日本近代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对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剖析日本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切入点。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

19世纪与 2 0世纪之交 ,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 (亦称“大亚细亚主义”)思潮 ,这一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 ;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 ;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通识 专精 信念——瞿林东教授著《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读后

瞿林东教授勤于笔耕,著述丰富。他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又表现出特殊的重视。近十多年来,不断发表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长篇大作,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瞿教授选取有代表性的论文24篇,另选2篇作为附录,结集为《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以下简称《散论》)。     

关西大学博物馆所藏内藤资料中的部分中国文物

被誉为“东洋史学之泰斗”的内藤湖南(虎次郎)博士曾作为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的担当,培养出了很多俊秀人才。内藤先生退官后,隐在“恭仁山庄”致力于研究,书有《近世学史论》、《燕山楚水》、《满州写真帖》、《清朝衰亡论》等等。内藤先生生前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呈现出阶段性变化。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日本在对外政策中坚持“协调外交”路线,与法国达成妥协,实现共存。1936年当“南进”政策成为日本的国策时,向我国南沙群岛的扩张成为日本实施向外南洋扩张计划中的一部分。随着日本军部逐渐主导国家对外决策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日本外务省从极力反对海军省的行动演变为积极献策,一致主张驱逐法国势力,武力侵占我国南沙群岛。1939年3月末,日本将我国南沙群岛非法“编入”领土。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南沙群岛政策演变是日本外务省、海军省基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时局综合考量,也是他们分歧、折冲、平衡的结果。     

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为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在他的时代,日本的学术思潮不仅在于汉学研究,更扩大范畴为全亚洲之研究,名之为东洋史学,并在学院里设科教学.在此一学术思潮中.京都帝国大学以内藤为主导的亲中学派被称为京都学派或.支那学派",东京帝国大学以白鸟库吉等人为主导的亲西学派被称为东京学派或东洋史学派.两学派中.仍以京都学派的名望高于东京学派.内藤的历史发展观有.天运螺旋形循环说"、文化中心移动说、考据朴学论.第一说主要在反驳西方的"中国文明停滞说";文化中心移动说,说明文化中心所在即带来地方发展的契机,它不是一个相对兴衰的概念,而是中心所在导致地方得以发展,此一结果则是带来大一统的契机;考据朴学论则显现内藤对纯粹学术的要求,不当为政治服务的朴学精神,这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作法明显不同,但他仍免不了受其时代思潮,受帝国主义者的影响.     

“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3年10月18—20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台湾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新闻出版单位以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八十余人出     

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

白寿彝先生和 2 0世纪中国史学有密切的关系。首先 ,他从一个爱国者走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反映了 2 0世纪一批进步史学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其次 ,他以兼擅博洽、专精而又独具卓识著称于世 ,这是只有那些勤奋、多思、富于创造精神的史学工作者才能达到的境地。再次 ,他在 2 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大力倡导历史教育、致力于一系列学术组织工作、完成宏伟的世纪工程———《中国通史》的编撰等 ,更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学家才能做得到的 :作为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 ,白寿彝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论傅斯年

论傅斯年王戎笙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     

法国年鉴学派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自20世纪初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此学派一反19世纪的史学传统,以崭新的整体史观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给20世纪的西方史学以新鲜的空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以其新颖的史学理论和不断变革的研究方法,确立了其在西方史学乃至世界史学的崇高地位。同时,不可否认其自身也有着一定的缺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基本走向

20世纪已经结束了。 2 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2 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经历了急剧的演变。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刻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 ,我们很有必要认真地总结和反思它在 2 0世纪的发展。大家都承认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在学界中对这些成就和问题至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和切磋来加深我们的认识 ,更好地进行总结和反思 ,从而促使我国的史学在新世纪发展得更快更健康。这就是本刊举办这次学术讨论的目的。应该说明的是 :一 ,这次学术讨论的题目和范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重点是 1 94 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二 ,讨论的重点是对 2 0世纪的中国史学或其中的某个阶段 ,或某个学派 ,某个学术思潮 ,某个史学分支 ,某个重大专题 ,某个史学领域 ,某种重要现象等从总体上进行观察和评述。一般不对某个具体学者进行讨论和评述。三 ,讨论必须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欢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进行平等的讨论。四 ,讨论中的任何意见均不代表编辑部的看法。文责均由作者自负。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为中心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盛极一时,取代传统日本汉学占据了日本中国学的主流。与日本传统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褪去了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敬畏,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烙印。本文以日本“支那学”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考察知识分子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关系,反思今日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

所谓唐宋之际 ,大致是指从中唐 (公元 8世纪中叶 )开始 ,中经五代十国 ,延至北宋 (公元11世纪 )的这段时期 ,前后大约 3 0 0余年的时段。从 2 0世纪以来 ,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变化之巨如不亚于、也是仅次于春秋战国之际 ,此点几成学界共识。早在 1910年 ,日本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内藤湖南发表长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与地理》9-5 ,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 ,中华书局 ,1992年 ) ,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 ,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 ,揭开了唐宋变革期讨论的序幕。此后…     

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近五十年来的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深受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倡导的“君主独裁政治”论的重大影响。在此引导下,日本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不断发展,有关政治的大致框架得到了澄清,但在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等方面仍有改进的必要。今后需要引进微观政治学、宏观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扩大研究领域,跨出制度史研究的框架,并努力发掘新资料和扩大对以往资料的多方面利用,从而推进“谁?何时?什么?怎样搞?”这种政治结构的研究。     

挑战与新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致力于去教条化,逐步告别经学模式和经学思维,走上科学求真之路,着手建构本土化的历史体系。面对实证史学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包容态度认可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对于西方史学的冲击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借鉴与批判并重,但历史观的冲突仍难以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告别革命论”和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在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取决于其自我变革、自我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以及角色和定位的转换。     

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