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云山传奇》大讨论纪实（上）

鲁彦周是我的道兄,也是乡兄,是相识了三四十年的老友。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5年。12月20日,我去安徽省立医院看望他。他住了几个月的院,但那天精神和情绪还好。他坐在病榻上,向我一一询问京中几位老友的近况。他忽然兴奋地叫夫人张嘉取出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他的长篇小说《梨花似雪》,说,真巧,书昨天刚运到。他在书的上卷扉页上写道：“送给泰昌老友,这是我送出的本书第一部,请阅正。鲁彦周2005．12．20于合肥省立医院。”     

999号是少年心中奔驰的列车

有两部王家卫电影,让我觉得他和我们有相似的爱恋。一部是《2046》,另一部是《一代宗师》。     

内心的真实

采访作业本时,我问他,有没有真正了解他的朋友。他说没有,一个都没有。看上去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但他觉得“他们的想法跟我隔着十万八千里”。在他眼里,两个独立的个体部是惟一的,真正完全了解不大可能。     

开客家山歌研究之先河——浅析罗香林的《粤东之风》

客家研究宗师罗香林的《粤东之风》,是他一生中出版数十部著作中的第一部著作,便成为传世之作,为客家山歌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小荷才露尖尖角,便显示了他横溢的才华。我是去年才读到一位朋友的手抄本,如果能在十多年前,在我动笔写《客家山歌知识大全》之前能够读到它,我想,我那部拙作一定会写得比现在这个样子更好一点。     

陶希圣与“低调俱乐部”、“艺文研究会”

我认识陶希圣很早,1938—1944年在武汉、重庆这一段重要的历史时刻,我同他的关系相当密切。以后各人按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我已经是耄耋之人,陶希圣如在世,当比耄耋还要耄耋一些。我虽然同他相处一段时间,但不完全理解他,所以没有条件写一部陶希圣评传。因为他太复杂、曲折、多变;历史上有几件重大事件,迄今还难说清楚。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是应有一部陶希圣评传的。我渴望有人能够这样做。我这里写的是片断史事,只是把一些回忆加以整理罢了。     

忆我的六年军旅生涯

一 我的祖籍在西华县城西关。我父亲早年毕业于冯玉祥部学员队,后来当了团长。由于我出生的那天他所在的部队打了胜仗,所以在我们姐弟四人中,他只记得我的生日——1928年农历正月初五①。     

梅兰芳访美演出盛况拾遗

《天女散花》中梅兰芳饰天女英国汉学家施高德教授(A.C.Scott)1956年曾由香港来京考察中国戏剧并访问我的父亲梅兰芳。父亲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接待了他,跟他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施高德当时是研究中日两国戏剧的专家,已发表《中国古典戏剧》和《日本歌舞伎》两部著作。他返回香港后,在1959年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英文专著《梨园魁首梅兰芳》,这大概是西方人士所写的第一部梅兰芳传,全书132页,内容尚属详实。最近我从书架上取下他当年赠送的这本书,重读一遍,发现其中记载了父亲当年访美演出时的不少情况,对我很有启发。其中有些事我未曾在拙作《我的父亲梅兰芳》(1984)第     

评刘富道的《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

以前,我虽然读过刘富道先生写的在全国获奖的5部作品,但是我并不认识他。2000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他撰写《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不知道他听谁介绍:“老徐对武汉历史有兴趣,也读过一些武汉地方文献。”于是他找到了我,不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和我磋商,     

我的导演父亲翟俊杰

我一直想写我的父亲,他在我心中格外高大。父亲的名字是翟俊杰,这名字你通常可以在某一部电影或是电视剧中看见。他将自己和作品一同坦诚地展现出来,那作品就承载着他全部的喜怒哀乐。看父亲的每一部作品就像是在看他的人生经历,金戈铁马,军号声声,也有着嬉笑怒骂与委屈,父亲就是一篇文章。父亲十六岁参军,做过《解放军报》的记者,写出过获全军优秀剧目奖的话     

重印《中国交通史》题记

《中国交通史》,在我所写的著作中,是最早完成的一部。一九三六年初,我住在北京(那时叫作北平)西四牌楼粉子胡同的一个公寓里,以写文章换取稿费维持生计。在快到春节的前几天,顾颉刚先生来了。他打开皮包,取出一份《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目录。他说,商务印书馆托他请人写书,问我能不能帮他写一部。我看看目录上的书名,没有一部书是我熟悉的。顾先生看我很为难,就说:“这个目录中有好些书根本没有人写过,写起来很不容易,但你还是试着写一部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交通史》还可能好写一些,就答应了写这部书。顾先生又跟商务印书馆商量,同意我陆续交稿。我写完一篇就寄到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编辑所。编辑所看过后,发到北京的京华印书馆排印,由我自己校阅,再由北京商务印馆送给我稿费,每千字五元,是当时稿费中最高的。大约经过七、八个月,全书完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八年,日本中岛俊作译成日文。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东京生活社出版。     

俄国使臣温科夫斯基滞留准部纪实

彼得一世派遣炮兵大尉伊万·温科夫斯基为使,前往我准噶尔部,妄图利用策妄阿喇布坦的困境,诱劝他向俄国称臣。该使于俄历(下同)1722年2月25日离开莫斯科,跋山涉水,于该年11月17日抵达策妄阿喇布坦驻地,在我准部滞留10个月,于1723年4月3日返回莫斯科。俄使滞留准部时间之长,令人感到惊讶。在这漫长的时日里他虽曾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手段,终未能如愿以偿。     

任继愈先生叫我“要做学术出版家”

正任继愈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策划和组织了《大藏经》等多部学术大著作的学术出版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有幸和他交往,多次聆听他关于学术出版的精辟言论和教诲,并在工作中得到他许多帮助,至今难以忘怀。"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听过任先生的课,和他开过会,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文化大革命"后,我又和任先生开过会,我们认识了,但并不熟悉。我和他熟悉起来是从1987年召开的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上开始的。中日佛教学术讨论会是由日本中外日报社     

房山的鲜奶新麦嫩花椒

房山老刘家．我和朋友们常去的。老刘曾是我同学,在学校时我们欺负过他。那次是我们躺在床上议论《曼娜回忆录》(手抄地下黄色的读物)．他问我是谁写的,我说：这都不知道一是《安娜》的姊妹篇,托尔斯泰的两部爱情名著．咱校图书馆可能有。第二天他从图书馆回来很伤心地瞪了我几眼,我估计图书员回答的肯定不只是“没有”两宇。不过一次老刘醉酒吐了后,是我帮他捶背．扶上床．半夜还爬起来递他水、     

摄影家沙飞与白求恩

父亲沙飞一生中最珍贵的物品有两件,一是他为鲁迅先生所拍像片的底片;一是白求恩大夫临终时赠送给他的一部柯达照相机。父亲去世后,我们将这部相机捐赠给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白求恩大夫喜欢摄影,他是带着这部柯达相机和胶卷于1938年6月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开始,白求恩无法冲卷印片。当他结识了我的父亲沙飞——人民军队的第一     

丰碑永立万人心──《革命烈士传》编辑记事

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的时候,我们庄严地献上一部珍贵的书──10卷本《革命烈士传》。 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烈士传。这是上千位值得我们永恒纪念的先烈的血写成的书。一 编写这部书,是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向中央提议的。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把这个任务委托给我。 当时李老已82岁高龄,正在病中。我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语重心长地谈了他的一个心愿:“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牺牲了许许多多同志。我希望你们能编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系统的烈士传,反映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春天的落叶——我所知道的周海婴

清明时节,窗外桃红柳绿。海婴却成了一枚辛卯春天的落叶。我与海婴有过10多年的过从,他给我的信有三四十封之多,我们有过多部书稿的愉快合作,点点滴滴的往事,让我对他难以忘怀。我认识海婴始于1996年。时我为供职的出版社策划选编了一本鲁迅、许广平的散文合集《爱的呐喊》,函请他授权。他欣然同意,表示接受"按国家规定支付稿酬",并提供了另一家出版社付酬方式和较低的付酬标准,供我参考。     

李冰冰说上官静儿

3年前,一次饭局上,徐克告诉第一次见面的李冰冰：你要拍一部很特别的电影,因为你的样子很特别。李冰冰看着酒兴正浓的徐克,开玩笑地问了一句：导演,您知道我是谁吗？“他留着山羊胡,带着几分仙风道骨。我是看着他的武侠片长大的,他怎么可能来关注我？”李冰冰当时并不觉得徐克真的认识自己,毕竟这位香港导演凭一部《七剑》进入内地才两年。直到徐克说出她之前的几部作品时,她才相信：老怪说的不是醉话。     

独特的李开复

李开复先生病了。这事连报刊亭的老板部知道,我去买杂志的时候,他低声说：太劳累了!出刊当天,他一整天没发微博,鉴于当下形势,我有些忐忑,直到晚上10点多,创新工场新闻发言人王肇辉发来短信,李开复诊断出癌症了。     

傅东好演员是上天恩赐的

2012年3月,被誉为“新浪潮”老祖母的法国导演阿涅斯·瓦尔达来到中国,随行还有一位留着大胡子、戴着红围巾的男人,负责在各种公众见面和研讨会上与瓦尔达对谈。84岁的瓦尔达说：“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这位傅东先生,在电影生涯中经常得到他的陪伴,我感到特别荣幸。没想到他这么了解我的作品,并且充分解释我的电影语言。我的第一部电影《短角情事》拍摄于1954年,我都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