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思维的历史误区——对延安时期政治与文艺冲突现象的几点看法

艺与政治二间思维的异质,是使延安时期“启蒙”与“救亡”相互误读,以至步入艺发展误区的主要历史动因。本通过政治家与艺家对“艺”、“政治”以及自身责任与使命的认识差异,来揭示这一时期艺与政治相冲突的表现特征,并对中国现当代学历史上的独特现象——由于艺主张的分歧而进行的政治批判运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

黄药眠的新民主主义观主要体现于他1946—1947年间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即后来结集出版的《民主运动讲话》一书中,此外他1939年于《救亡日报》发表的《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以及1949年在《文艺生活》上发表的《从五四到今天》中也都有所表述。黄药眠早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投身民主爱国运动,曾参加《创造社》从事文学活动,后投身革命并到苏联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被捕入狱。抗战期间,长期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抗     

试论拉铁摩尔亚洲地缘政治思想的来源

欧文·拉铁摩尔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专家,他对亚洲内陆边疆地区的地缘重要性有着独到见解。其亚洲地缘政治思想一方面基于其早年的边疆史研究成果和理论,另一方面也是他契合时代大势,关注亚洲生动的现实政治,糅合边疆史学与地缘政治学研究战后亚洲和国际局势的新成果。     

笔墨里的小风景白蕉书简

20世纪5、60年代的上海,中国当代以写帖学见长的精英几乎都生活在这个城市。现在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一联串名字,以见证那时上海书坛的帖学阵容。沈尹默、潘伯鹰、白蕉应该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沈尹默是三人中声望最高的帖学大家,精通二王书法,而且政治地位高,由他倡导,上海在全国率先成立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     

韩国有关中国政治社会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韩国的中国学研究者们开始探讨关于"中国研究"的内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案。进入90年代,随着韩国国内区域研究热潮的到来,关于中国的研究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特别是关于中国政治社会的研究。1.相关的研究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研究,在资料和选题方面都有了数量与质量的飞跃发展。除了文献调研,     

1959—1962年中印边界危机恶化的原因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从1959年开始,由于印度对中国西藏问题进行干涉,不断挑起边界争端,导致中印边界危机逐渐恶化,最终爆发边界战争。边界危机的恶化是历史与现实、印度国内政治与国际冷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胡适与蒋廷黻的政治主张之比较

胡适与蒋廷黻都是20世纪较有影响力的中国留美学者,都曾经十分关心现实的政治,也曾不同程度地参与政治活动,虽然同样受过西方教育,他们的政治主张却有很大不同.     

大同世界——孔子心目中的桃花源

中国历代对于和谐社会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大同"社会政治思想上。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征战不断,在这样的岁月里,人们自然更加向往和谐,希望战争停息,邦国和平安宁。孔子认为,这是礼崩乐坏、政治失序带来的恶果,他总结历史,反思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形成了他的儒家理论学说。孔子希望重整社会秩序,恢复古代圣王之治,他对于社会政治的最终追求,就是他的"大同"社会理想。     

段文杰与中国敦煌学

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举办的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点燃了他胸中追求敦煌艺术的圣火。初到敦煌的数十年里,他被敦煌壁画的精美绝伦而折服,他秉烛面壁,寒暑孤灯,临摹敦煌壁画达到380幅,被称作“敦煌痴人”。80年代,在他的领跑下,中国敦煌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保护新时代,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外国学者主宰敦煌学讲坛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世界上所有敦煌学者承认了:敦煌学回到了中国!他便是著名敦煌学者、敦煌研究院前院长、被中外敦煌学者尊称为“莫高圣僧”的段文杰先生。追随常…     

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钟敬文与“人民口头创作”:因缘、调适与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为了适应“学苏联”的社会主潮,钟敬文积极将“人民口头创作”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左翼革命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他自身实证主义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国本土的文明传统的事实深刻影响了他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出于新文艺建设的需要,他注重“人民口头创作”的应用价值。在实际的概念界定、理论建构和教学实践中,他又充分顾及了中国本土的特殊性和独立学科构建的需要,对“人民口头创作”做了调适,力图构建更具本土化、实证色彩与开放性的学科体系。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显示出钟敬文在政治与学术间保持平衡的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体现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在“为学术”与“为文艺”两种学科目的之间的张力。     

20世纪美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

阿普特克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视历史为自己最重要的斗争武器,宁愿不做大学历史教授,也要坚持研究当时美国史学界排斥的美国黑奴斗争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得到承认后,关于他的争议并没有停止,所涉及的主要是战斗性与学术性能否共存,政治追求是否要影响学术著作的客观真理性等问题。我们应该从当时他所处的具体环境来理解他的著作,特别是在对历史的客观性、片面性等问题上要有我们自己的见解。     

知识、人脉与时局: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

20世纪20年代中叶,张其昀以其史地知识逐步构建起与竺可桢、翁文灏、丁文江、陈训慈、陈布雷等师友之间密切的人脉网络。因其不慎,在1932年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后即遭遇顿挫,令其重新思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1936年,张其昀追随竺可桢加入浙江大学,积极谋求学术事业上的建设。自20世纪40年代起,张其昀在地略学领域的学识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为其渐趋政治中枢奠定了基础。1948年浙大部分学生发起"驱张运动",最终促使张其昀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一致。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既有知识与人脉带来的推力,也有时局转变带来的压力,双重合力之下,他最终挥手与竺可桢诀别,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彼时学人群政治分野的表征。     

西哈努克传奇90载

对中国人来说,诺罗敦·西哈努克这个名字并不陌生。20世纪70年代,因为柬埔寨政治动乱,他曾两次选择到中国政治避难,毛泽东还亲自在北京东交民巷挑选宅邸相送。西哈努克当政时期的柬埔寨,是最早一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1958年）。当时,他被亲切地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彭德怀与苏联军事顾问

新中国建立后即聘用苏联顾问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海军、空军。20世纪50年代,中国军事系统中随处可见苏联军事顾问的身影。如何对待这些顾问,不但关乎中苏友好,而且还是一个"如何学习苏联"的政治问题。1952年7月,彭德怀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上任伊始,就遇到如何正确对待苏联顾问的问题:"学不学"、"怎样学"、"学什么"。对此,他提出了"刻苦虚心学习",又"要破除迷信",让苏联顾问在中国国防建设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安特生：被误解的开路者

安特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的序幕。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是从他开始的。     

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研究评析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介入中国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工作中,他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共产党主导下新秩序的构建行为与社会的适应过程。傅高义的中国研究带有功利主义色彩,是响应美国政府现实需要的产物,但在研究过程中傅高义基本保持了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在整体上具有冷静、客观的特点。傅高义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新秩序的构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中央政府行政权的向下贯彻、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以及带有政治意味的集体主义观念对社会关系的重塑。     

“始善终隙”:顾颉刚与胡适关系再审视

顾颉刚与胡适在学术上结缘,与当时中国学制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相得益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首先在治学理念上出现分歧,后才发生古史分歧。1930年前后,中国古史学、考古学的发展,造成了胡适古史观转变,使得二人发生了诸多古史分歧。但其中两次公开争辩,则带有各自的主观动机。1930年后,二人渐行渐远。其间,傅斯年的阴影和担心胡、顾关系破裂的危机感,始终困扰着顾颉刚。1949年分别时,疏远已成事实。在政治运动中,顾颉刚最初只为澄清"疏远"的事实,而随后的政治压力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则使他对胡适逐渐淡漠。但是,不能确知胡适由"善"转"隙"的原委,成了他晚年的一个心结。     

“性格不定”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顶级文化巨匠，也是“官”做得最大的文人之一。然而郭沫若却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文人。他富于激情，政治敏锐，却又具有摇摆性。他的夫人安娜曾指出，郭沫若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在政治方面，郭沫若的性格不定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蒋介石、鲁迅和毛泽东这20世纪三大人物的态度，彰显了郭沫若性格不定的政治品格。     

忆全国“学《毛著》第一人” 廖初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大地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涌现出无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这“无数”之中,论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升迁之快者,首推廖初江。他不仅被名列“全国三大学《毛著》标兵”之首,更是由于他这个农民的儿子,年仅33岁就担任了《解放军报》社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铸就了他人生辉煌的极点,其政治生涯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始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