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荒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

<正>我出生在艺术世家,外公是上海有名的“钟表大王”——亨达利钟表行的老板孙梅堂。我父母亲都是音乐家。我父亲毛铁民是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曾担任上海市业余歌咏团体联谊会主席,先后筹建人民合唱团、新声合唱团、联声合唱团、新歌合唱团、红旗舞剧团等音乐舞蹈团体。组织过数万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星海、聂耳音乐会”“‘上海之春’音乐舞蹈会演”等。我母亲是上海乐团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父亲在担任文艺会堂主任期间,开办茶室,成为文艺界人士的活动之家,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著名合唱指挥家、上海乐团团长司徒汉,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     

半世香港情缘

香港: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出生在浙江上虞,父亲在上海读完大学、找到工作以后,我们全家就搬到上海。这时我正读小学三年级。1937年暑假,我小学毕业正准备考中学时,“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人开始占领上海。我们全家除父亲外都躲避到老家上虞的乡下去。我进了上虞的春晖中学。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朱自清、丰子恺等都在那里教过书。日本人打到浙江后,我随全家又回到上海,并继续在上海的中学读书。我的整个中学时代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中度过的。     

兴趣是最好的人生导师

正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亲是遵义人,父亲跟随军队来到了贵阳。在这样的家庭父亲的威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在家中有严格的家教,父亲的处事方式也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以至于我遇事会比较谨慎,这使我在人生中每每遇到抉择时,总能做出比较合理的选择。     

“诗孩”孙席珍

孙席珍于1906年诞生在故乡浙江绍兴市平水乡。他父亲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设茶叶庄,家庭本来是一个富裕之家。孙席珍6岁那年,家乡屋舍家具都毁于一场火灾,只得迁往上海,与父母亲一起生活。可是仅过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茶叶庄因航运受阻,外销停滞而倒闭,家境每况愈下,几乎弄到两餐不继,     

《纵横》杂志架起了我们两家中断多年的联系桥梁

尊敬的王秀峰社长：我阅读了贵刊2008年第10期刊登的《先夫胡公冕二三事——百岁老人彭猗兰的回忆》的文章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文中提到的李一氓、毛一民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当年曾与胡公冕夫妇一起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如今父母亲均已作古,当年李一氓在上海的一家四口中也仅存我这一位已是八旬的老人。阅文后,我非常想见彭猗兰这位经历过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百岁老人。     

小女儿记忆中的慈父詹才芳

女儿眼中的父亲父亲在世人眼中是一位开国将军,是身经百战的一代名将,而在女儿眼中是位敬爱的慈父。父亲45周岁那年春天,我出生了,也是解放后家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那时他是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员。父母亲1940年结婚,聚少离多,5     

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我父亲15岁时投身革命,经族叔王任叔(巴人)介绍结识了王伯伯(王元化先生)。他长我父亲四岁多,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文章也写得好,我父亲视他为兄长和朋友。父亲后来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全国解放后转业回到上海,我们家和王伯伯家开始频频走动。     

母亲的牙托

父母亲是在我读初中时离异的.原因是人到中年的母亲患了更年期综合征,特喜欢唠叨,且事无巨细都要管,父亲劳累一天回到家耳根却没有片刻清净,以至于父亲一听到母亲唠叨的声音就会害怕.一次吃晚饭     

我的出国留学记

<正>1978年7月，我离开生活了9年4个月的黑龙江农村返回上海。那时，我已满30。到了上海，父母立即考虑帮我办出国留学。我的小孃孃，也就是父亲的小妹妹在日本，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即便是“文革”期间也未中断。1976年，我表妹从日本到上海短期留学进修中医，就住在我家。这回，父母想通过小孃孃他们帮我在日本申请上大学。     

我与父亲章士钊

一 每与朋友们谈起自己与父母的种种亲情和情感的交汇,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惆怅。由于我们民族的特殊历史和父亲为理想求索而走的特殊道路,从童年到少年,他在我的心目中都不过是一个朦胧的印象。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离开北平迁居上海。但翌年3月,南京的     

听康有为先生谈书法

1926年夏,我赴北京求学。未动身前,父亲和母舅一再嘱咐,要我途经上海时,一定去看他们的老友上海的龙积之和杭州的汪千仞。因为他们二人与我母舅是同科举人,汪千仞先生又和我母舅、父亲一同在广雅书院求学,交谊甚密。但自民国以后,他们始终没有再会面。所以借我此行,代表怀念之意。因此,我到上海之后,首先去拜访了龙积之先生,接着又到杭州拜访汪千仞先生。出乎意料的是竟以     

徐向前的“黄埔情结”

今年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这对台湾海峡两岸的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由于父亲徐向前和母亲黄杰都是由入黄埔而先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父亲直到临终还担任黄埔同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因而每当提及黄埔军校总能激起我内心深处的层层波澜。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常听父母亲念叨“黄埔军校”,可以说渐渐在脑海中形成了深深的印记。1901年出生的父亲可谓生逢乱世,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新与旧、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中度过的。1924年1月,父亲告别亲人,离开家乡山西省五台县,冒着风雪严寒,到省会太原谋求职业。他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民不…     

传家宝

十几年前,我正值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年龄,需好好养护才能健康茁壮成长。于是,我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读初中的那个暑假,父母亲拼死拼活下田栽秧割稻,我却把竹床搬到屋外的树阴下,舒舒服服躺在上面睡大觉。父亲叫我给他打下手,我不理不睬;逼急了,我就说腰疼脚疼全身都疼。父亲不知骂了我多少次,我依然懒死一条蛇。有次,父亲又叫我干活,我说拉肚子,浑身没劲。父亲知道我耍赖,气呼呼地操起一根扁担打我,我见势不妙,跳下竹床就逃,     

记父亲贺果与李维汉同志的交往

（一）1993年,我叔叔贺绿汀满八十周岁,从事音乐创作六十周年,上海音乐学院准备好好庆祝一番,邀请父亲贺果到上海参加纪念活动。10月中旬,我父亲正动身到上海,忽然得到李维汉同志病重的消息,父亲十分着急,立刻改变了行程,由我陪护,直飞北京。10月16日下午,在北京医院一间病房内,两位八十七岁的老人终于又一次见面了。李老早就坐在进门右手的沙发上,身上穿着厚厚的冬衣,脖子上围着围巾,头戴睡帽,鼻孔前吸着氧气管,脸色十分苍白,让人看了心就直往下沉。李老似乎早就等着见面了,我们刚进门,他双眼立刻放射出激动的光芒,脸…     

决不能忘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华北踏向山东半岛。我的父母亲当时都在山东教书。父亲和他的学生们不甘心做敌人铁蹄下的亡国奴,在济南沦陷前夕,父亲带领学生撤离济南,徒步入川。战争,把他们抛向抗战救亡的漫长征途。母亲当时正怀着我,临盆在即,行动不便,家中还有老人,只好暂留沦陷区。     

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上这对夫妻是我的父亲母亲。1956年,订婚达8年之久的父亲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逝世19年后的2004年,76岁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将珍藏了近50年的结婚照郑重地交给我大哥保存。大哥请人将照片翻拍,让我们五姊妹每人拥有一张。     

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上这对夫妻是我的父亲母亲。1956年,订婚达8年之久的父亲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逝世19年后的2004年,76岁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将珍藏了近50年的结婚照郑重地交给我大哥保存。大哥请人将照片翻拍,让我们五姊妹每人拥有一张。     

并非小节

最近听说这样一件事:父亲和8岁的儿子一起到商场购物,由于疏忽,售货员多找了父亲两元钱,父亲对此无反应,儿子却是看得明白,一路上不停地提醒并提出疑问:“售货员阿姨多找了两元钱,为什么不把钱还给阿姨?”回到家,孩子母亲得知缘由,便立即让孩子父亲把钱拿去退还,并告诉儿子,钱已退还给售货员阿姨了。父母亲从孩子的脸上看到了笑容。这看似微小的事触动我的是这位母亲的做法,根据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业性的思维,这是一位懂得教育,具有良好教育方式的母亲,虽然只是区区两元钱,但如何处理它却影响着孩子整个心灵。我们知道,8岁的孩子已开始在学校中接受各种文化知识教育,以及各种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社会     

父亲周楞伽与刘群的交谊

正我父亲周楞伽与刘群相识在1935年的春天,当时,他还没有用刘群这个名字,朋友们都唤他"萍华"。那时候,《文艺电影》的编辑石凌鹤刚被撤去了职务,由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整理委员、电影演员姜克尼任主编。姜克尼原来是我们家在上海南市江阴路的房客,他无意之中在光华书店遇见了我父亲,知道我父亲眼下正     

压岁钱里的父爱

我在我们家里还算个宠儿,兄弟姐妹五个惟有我一个被父母供上大学。其他几个最多也不过上个初中,其中两个几乎就没进过学校。在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工作。我被分配到最基层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本来我是被分配到县城工作,父亲去找了一回我们的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