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圣职候选人的“头衔”探析——以赫里福德主教区为例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教士需要持有一份"头衔",即一定的经济来源,才能作为圣职候选人在圣职授予仪式中获得正级神品,进而有资格在教会中谋得教职。1400年至1532年间赫里福德主教区主教文件汇编中的神职人员授职名单保存了4种教会认可的"头衔"。修道院"头衔"原本只是"法定的虚构物",却为教会认可并大力推广。其他三种"头衔"(世袭"头衔"、私人"头衔"和圣俸"头衔")虽为数不多,却代表着圣职候选人获得的真实经济来源。这些具体的"头衔"折射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教会和教士群体与世俗社会之间紧密的经济社会关系,反映了直到宗教改革前夕天主教会在英格兰仍然具有稳定的生存空间,教士仍然是一份具有吸引力的职业。另外,一些"头衔"也暗示了教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以及世俗社会对于教会的态度转变。     

职业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宗教礼拜仪式到宣讲上帝之言

“基督徒皆为司祭”的主张意味着每一名基督徒都有资格为自己主持礼拜仪式,依照这样的思想逻辑,以演绎宗教礼拜仪式为职业特点的天主教司祭还有必要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吗?本篇论文从马丁.路德的思想主张出发,对比宗教改革前天主教司祭与宗教改革后新教牧师职业功能的差异,探讨了宗教改革对教士职业的影响,以及英国教职界经历的转型过程。     

职业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宗教礼拜仪式到宣讲上帝之言

"基督徒皆为司祭"的主张意味着每一名基督徒都有资格为自己主持礼拜仪式,依照这样的思想逻辑,以演绎宗教礼拜仪式为职业特点的天主教司祭还有必要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吗?本篇论文从马丁·路德的思想主张出发,对比宗教改革前天主教司祭与宗教改革后新教牧师职业功能的差异,探讨了宗教改革对教士职业的影响,以及英国教职界经历的转型过程.     

战前中国大学教师薪俸制度及其实际状况的考察

民国时期,教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兴职业群体,其规模已相当可观。教师薪俸的高低无疑是衡量其生存状况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及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本文以代表知识分子主体的大学教师作为考察对象,围绕大学教师薪俸制度的演变及各类大学教师薪俸的实际状况,对战前大学教师薪俸状况予以比较,认为薪俸差异悬殊是这一时期大学教师薪俸最显著的特点。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与当时各类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途径有关。大学教师之间的这种薪俸级差并非完全是教师学历、学识和资格的反映,而是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合理性。     

英国教会:从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

中世纪教会的税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 ,几乎每一种税收都与某种权力的行使有直接的联系。中世纪的英国教会处于教皇权与王权二元权力体系的统治之下 ,向两个权力主体履行纳税义务。 16世纪宗教改革引发了教会权力的大规模转移 ,英国教会转而处于“至尊王权”的一元权力体系统治之下 ,教职界也由此前承担的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在这场教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中 ,教职界的纳税负担不仅没有减轻 ,反而成倍增长 ,国王政府也以法律形式将教职界税收固定化 ,使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资源。     

战前中国教师、公务员、工人工资薪俸之比较

一般而言,衡量一个阶层生存状况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无疑是其工资薪俸水平的高低,其一定程度上亦反映了国家及其社会对该群体的重视程度。本文以战前教师、公务员、工人三大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围绕薪俸制度的演变及其工资薪俸的实际情形,对战前十年教师群体内部的薪俸、教师与公务员薪俸、教师薪俸与工人工资予以比较,并对战前教师薪俸结构的特征予以探析。     

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皇和人文主义者呈现复杂关系的原因分析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和罗马教皇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既有对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教皇和人文主义者之间关系复杂的原因,除了教皇本身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时期教权的衰落以及当时整个教士阶层的世俗化,是教皇大力招揽人文主义者的重要原因。而人文主义者暧昧的宗教态度以及教皇给人文主义者提供的圣职和优厚俸禄,又使人文主义者志愿为教皇服务。     

康熙时期宫廷传教士的上疏途径

康熙时期的宫廷西洋传教士时常为在华天主教事宜陈情言事。鉴于朝廷处理公务有固定的文书和流程,西洋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上疏言事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结合中西文献,考察1692年西洋传教士上疏请旨容教的过程,并认为,西洋教士上疏言事因循朝廷已有规定和程序,偶有违例。康熙朝传教士重视上奏权,这与皇帝处理政务的习惯以及对传教士的态度有关,也是西洋人争取任职钦天监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薪俸状况考察

民初至抗战前夕,北京大学教授实际所得薪俸与教育部所颁薪俸标准二者间并非完全一致。制度层面之规定体现的仅仅是政策制定者的一种意愿,能否切实落到实处,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北京政府前期,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薪俸虽普遍较高,但由于采取现金与钞票搭放形式,中钞的贬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授薪俸的实际水准;1920年后北京大学教授又频遭欠薪困扰;自1931年始直至抗战爆发前夕,大学教授们则享受到一段"黄金时光"。这一时期,大学教授尚享有在外兼职的权利。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北京大学教授的薪俸虽不能和少数特权阶层相比,但属于高收入群体应是无疑的。     

中世纪意大利天主教教士与他们的家庭

11世纪格里高利改革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天主教会要求所有教士保持独身。但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教士继续公开与家庭伴侣生活在一起、养育子女、操持家业。特别是在农村堂区中,教士普遍有固定的女性伴侣,不过,从法律上他们是被禁止结婚的。尽管此种行为违反了教会法,但是,主教们普遍容忍了这种现象,而且堂区居民似乎更喜欢有家业的教士,而非独身教士。本文追溯了教士独身制度的形成过程,并根据来自科托纳的托斯卡纳主教区丰富的档案资料展示出中世纪堂区教士的生活、他们与家庭及邻里的关系,以及受到承认和鼓励的、但与教会法律的传统规范有所冲突的文化模式。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