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以捻军、淮军为中心

19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兴起了捻军与淮军.这两种原本对立的政治力量,在以宗族为背景、为基础方面,却全无二致.本文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审视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及其与上层政权统治的关系.     

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明清时期,国家对疫病救疗虽有行动,但缺乏制度上的规定,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以降,国家逐渐建立了现代卫生防疫机制,应对疫病的观念也日渐积极。这些启示我们:第一,国家对救疫在制度上的缺失,既反映了传统国家在统治理念上缺乏对民众生命的真正关怀,同时也是承认自身能力不足的务实之举;第二,利用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不仅有助于实际的疫病救疗,而且也实现了官民之间的良性互补;第三,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实际也是国家权力的扩展与深化,虽然意义重大,但需充分重视其限度;第四,应历史和人文地认识传统时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观念;第五,畅达而有效的信息传递对于瘟疫的防治至关重要。     

论南宋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

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市民阶层全面兴起.除了不断壮大的工商业群体,为数不少的商业性文化演艺人员和具有商业观念与城市意识的官吏、士人、地主、农民等也都成为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的社会等级关系并不是身份性的,而是在贫富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且随着财富状况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同时,各种市民社会组织的涌现,表明市民阶层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对城市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南宋时期的市民阶层又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并没有成为主导城市发展的社会力量.     

清代中期官府力量在藏区社会的进入——以治理青海贵德地方抢掠案件为例

清代中期,清政府在青海农业地区社会统治秩序渐趋稳定。但从乾隆后期开始,贵德地方牧区藏族社会抢掠蒙古地方乃至侵扰内地社会的案件时有发生,官府通过在地方社会调整行政建制、以僧治番和设立千百户制度等方式来加强对抢掠案件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力量也随之进入贵德牧区藏族社会,并最终在道光年间完成了王朝国家在牧区藏族社会统治秩序的建立。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十六国时期氐族和鲜卑族教育政策对比研究

本对建立前燕、后燕、南燕政权的慕容鲜卑和建立前秦的氐族的教育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两族统治都十分注重推广儒学教育,但慕容鲜卑的教育政策重上而轻下,受门阀士族制度影响较大;氐族则是重视社会普及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进入统治层的汉人的社会背景不同、统治的儒学水平及社会安定程度不同等。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出版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一书于 2 0 0 0年 1 0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 2万字 ,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多年来 ,作者潜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特别是对六朝士人的研究 ,颇有心得。全书共分十个部分 ,为 :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 ,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 ,五胡政权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的关系 ,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 ,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 ,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 …     

宋代官员考试任用法初论

设官任职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的选任制度直接影响着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政权的统治能力,因此这个问题历代都是很受重视的。隋朝创立科举考试制度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以科举考试为主要选拔官员途径的时代。科举取士制度减少了士族门第、父祖官位对选官权的干扰,使选官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测试标准,有利于从更广泛的普通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

本文概要,在于说明中国古代,国家权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在国家没有成形以前,人类已有小型的群体组织,例如地缘组织、亲族,凡此都可称为“原群”,其成份通常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商代的国家组织并不发达,上述的原群实为国家的基础。周代以亲属封建,国家的上层与原群的社会实相重叠,不过诸侯的封国之内,因为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多层结构,国家之内,社会始呈现异质性。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趋于复杂化,代表财富、知识与影响的社会力量兴起。异质的社会,可称为复群的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始有求取彼此平衡的需要。即使秦是专制集权,也不得不尊重富人,汉初亦然。是以《史记》有货殖、游侠、刺客诸传,以志政治权力以外的诸种社会权力。汉文以后,景、武两世,打击社会权力,不遗余力,终于消灭以城市为基地之工商业及民间领袖。嗣后则是以地方农村为基地之士大夫宗族,成为代表知识的社会权力主流。士大夫在朝为官吏,在野为地方领袖,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一种亦分亦合的辩证关系,颇符合黑格尔以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一连续体之观念（但国家未必是社会的理性化）,而不是近世以为国家与社会为对抗体之观念。正因为社会的组成以地方宗族为基石,中国古代社会遂具有浓重的原群特性,而不能发展     

日本镰仓幕府时代的主从关系——御家人制度

镰仓幕府通过御家人制度使武家统治井然有序。经源氏武家政权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使主从关系上升为国家制度,构成控制武家政权、社会的工具,升格为统治阶级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成为日本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柱及全社会价值评判和奖惩机制的标准。     

论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以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为中心

清代乾隆时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一直被视为一起重要的文字狱,本文则探讨伪稿在清代走向鼎盛时期是如何在社会上传播的。笔者认为:各个层级的商人是伪稿案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通过商业中心的商行、会馆获得信息,再通过商业网络将伪稿传向不同区域,成为当时基层民众表达和发泄对清朝统治不满的政治文化心理的一种方式。这种商业社会消解着清朝的国家力量,让看似高效、强大的督抚力量在查办伪稿案时一筹莫展,让皇帝无可奈何。     

晋宋之际门阀变革研究——以刘裕姻戚为对象

田余庆先生将刘裕称为门阀制度的掘墓人,认为刘宋皇权统治下的门阀士族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学界也大都认为晋宋之际,庶人阶层的上升,是门阀制度解体的开始。然细究晋宋之际的上层政治环境,发现门阀制度在此时发生的"变革"不是解体,亦不是式微。只是门阀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吸收了新的阶级加入,变为了军阀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但其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刘裕姻戚家族的地位变迁,恰恰说明晋宋之际门阀制度的这种新变化。     

社会名望与权力平衡:解读王敦之乱

东晋初期,皇权与士族之间以及士族内部存在着权力分配的微妙平衡。王敦第一次举兵是反对元帝打破此平衡之举,第二次举兵却是自己主动打破此平衡,因此众多士族对此的反应前后大不相同。最终,这场各方力量参与的博弈维持了东晋初期权力平衡的局面。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名望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通过对王导、元帝、王敦、周■、温峤等人社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文化场域中名望与政治场域权力间的互动和转化。     

琅琊王氏与南方社会的融合

东晋的北方高级士族与南方社会有所融合,并较早地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从墓志和文献记载来看,高门士族固守南北不婚的传统原则,固守自己的郡望,而远离南方土著社会,又由于居住地和葬地都没有固定在侨郡县中,因此,不但不能对侨居地产生情感的认同,而且也不能与侨郡县中的乡族势力结合,使之成为支持力量,是造成其在东晋后期以后逐渐失去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逐渐远离乡村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文化相对主义与间接统治制度

19世纪末至 2 0世纪早期 ,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社会兴起 ,它对传统的种族主义观念进行了修正 ,其主要观点是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 ;英国的殖民统治应致力于保存殖民地的传统社会、政治机构。而当时英国对广大附属殖民地采取了新创建的“间接统治”制度 ,它较好地解决了维护英国权威与尊重土著种族的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 ,因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这一制度的形成有赖于诸多因素 ,但不可否认 ,它与文化相对主义在兴起背景及主要主张与目的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是英国人对殖民地看法转换的结果。可以说 ,间接统治制度是根据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而发展演进出来的统治方式。     

十五—十七世纪英国乡村工商业的发展与其早期近代化

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发展、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即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 对英国乡村中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过去往往偏重于圈地运动和租地农场的兴起,而对乡村工商业与英国早期近代化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则重视不够。本文拟以15至17世纪英国乡村工商业的发展为主线,探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早期近代化道路的问题。     

东晋士族与兵权——侧重于侨四姓士族掌兵权之研究

士族是东晋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统治阶层 ,兵权是国家权力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晋的国家武装可分为中央禁军、都督区两类。本文对士族 (以侨四姓为主 )担任军职和统兵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归纳出 :一、士族掌兵权呈主体差异性、家族世袭性 ;二、由于兵力分布上的地域差异 ,东晋一度 (前、中期 )呈内轻外重之兵势格局。     

日伪统制经济下的忻县商会

抗战时期的日伪忻县商会档案非常丰富,保留至今,尚未为学界关注和利用。本文主要依据此档案,以忻县商会为个案,考察当时日本对华北工商业经济统制的纵向体系、实施状况,分析该时期忻县商会与统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探讨日伪统治下地方商会的复杂角色,以期丰富沦陷区社会经济和商会史研究。     

浅析南朝寒人掌机要之现象——以南朝“中书通事舍人”一职为例

南朝时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皇权重振、士族逐渐衰落和寒人开始兴起。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南朝诸多方面在沿承魏晋旧制的基础上也有所变动。本文以探讨南朝职官制度中"中书通事舍人"一职的权职和地位变化,浅析南朝寒人掌机要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