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宋朝人很少吃海鲜

川菜里有道名吃叫“东坡肘子”,相传是北宋文化名人苏东坡发明的.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曾大发感慨说:“黄州的猪肉真好啊!”并讥笑黄州人“富者不解吃,贫者不解煮”.这10个字几近切中要害了,宋朝人确实不怎么会吃,也不怎么会烹饪,无论贫富. 看宋朝人都吃哪些东西.据《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两宋典籍里记载,他们一般喜欢快餐食品,而且清淡简单,鲜见出现炒菜和生猛海鲜,甚至连鱼类食品也十分少见.     

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起源

“小中华”最初是宋人在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年)赠予高丽的称号,它与宋朝将高丽使馆命名为“小中华馆”这一事件紧密相连.高丽基于慕华思想和抵抗辽金的需要,努力派遣使臣与宋朝结盟,而共同的战略利益和高丽使臣高水平的诗文也使宋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小中华馆”诞生在宋丽外交中.这一称谓当时更多地带有外交色彩,还没有成为总体性的文化自觉.高丽末期,以李穑为代表的高丽儒臣在朱子学和元明易代的影响下,对“小中华馆”进行了重新追述和诠释,使之超越了宋丽外交的历史语境,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和华夷意识.此后,“小中华”开始升华为高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体认,并上升为儒臣士族的政治理想,这反映了新兴的儒臣势力的崛起.因此,宋代的“小中华馆”是后来朝鲜王朝反复强调的“小中华”意识的思想起点.     

穿越宋朝

前些天在杭州。和几好友一起喝茶。谈起时下影视剧和小说中时常出现的“穿越”,我突发奇想：“如果让各位穿越往昔．你最想回到哪个时代？”“当然是宋朝!”两位男士不约而同。     

宋朝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可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宋朝设置卖官制度,既与它崇尚文官政治有关,更与它解决财政窘急颇多关涉,故进纳授官成了宋朝卖官的主要形式。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主要为乡村户中的地主和坊郭户中的富商,但由于宋朝历代对进纳得官者限制很严,所卖之官主要是虚衔,导致进纳人在官场颇受歧视,不过他们有时倚势横行,实力不可低估。而与进纳制度不同,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出售的则是实职的差遣。举凡大臣、宦官、将帅、人事部门官吏等,均不乏私下卖官自肥者,尤其自宋徽宗以降直至宋亡,私下卖官之风日益炽盛,官场腐败实与私下滥卖官衔有莫大干系。     

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今存记录宋代典章制度之正史和政书等典籍,对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记载多有不详,但日僧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却详细记录了他以使臣身份受到宋朝政府之正规接待,享受引伴、护送、朝觐,及官方提供之交通工具与食宿等待遇情况。通过梳理《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并与其他文献之相关记载互作印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宋朝对外国使客接待制度之内容。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不仅体现出宋朝政治制度中分工细致、多机构相互合作与牵制,并严格按照行政规则办事之特点,而且亦反映出宋朝发展对日本等国交往关系之积极态度及其整个外交政策之复杂性。     

有关宋金官铸银铤（锭）形制特点和等极标准的几个问题

一、宋朝银铤的形制特点欲了解宋朝银铤的形制特点,首先要对出土或传世的有代表性的两宋银铤,做一个简单而必要的回顾。北宋时期的银铤历来出土较罕,近年报刊著述披露发表的有如下几种：１．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纪“元祐四年兴龙节”银铤。“这件银铤为两端平直束腰式,其表面较背面宽大,铤面高低不平,周边有不规则的凸棱,银铤长１４厘米,两端宽度不一,上端宽９,下端宽８．７,腰宽７．１厘米,背长１２,两端宽７,腰宽５．２,通厚２．５厘米,重２０００克。”①银铤表面錾刻铭文三行：“荆南军资库元祐四年”、“兴龙节银每挺口…     

光泽先贤龚文炳对林则徐的影响

位于福建西北部的光泽县,一直秉承宋朝朱熹理学之风,文化积淀深厚,人杰地灵。清嘉庆年间,光泽县寨里镇山头村龚氏三兄弟（龚文焕、龚文炳、龚文辉）同登进士,被誉为“三凤齐飞”．一时传为佳话．获清嘉庆皇帝钦题“同榜三魁”御匾,内文“辟五百年天荒、一彪独琚．观十八省人杰、三凤齐飞——三凤齐鸣。     

《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评介

自南宋亡于蒙元之后 ,人们谈及宋朝历史时 ,总是冠以“积贫积弱”。近年来 ,随着学界对宋代社会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 ,宋朝未必积贫已成为愈来愈多学者的共识 ,但宋朝的积弱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积弱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武功不竞 ,元朝史臣在《进宋史表》中曾概括两宋的朝政世风 :“至若论其有余 ,亦惟断以至公 ,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 ,论建多而成效少。”那么 ,“武备衰”是如何造成的呢 ?对这个问题 ,学界多从宋朝的军政腐败无能和宋朝的“崇文抑武”国策加以探讨 ,总结出了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新近西北大学陈峰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拒官为何成为宋朝官场风习

宋朝讲究以才取仕、以德用人,当官要凭真才实学,跑官买官现象并没有普遍到不可收拾,反倒是朝廷要给有功之臣加官进爵时,常常遭到他们的拒绝,有时甚至一拒二拒数拒,不能不说是件奇事。宋朝的名相名臣,几乎都有过拒官记录。包拯考中进士后,朝廷安排他出任大理评事、建昌（今江西永修县）知县,包拯“以父母皆老,辞不就”。     

粤北瑶族的氏族社会遺跡

粤北连南的崇山峻嶺中,居住着二万五千以上的瑶族同胞,他们分住在八“排”卄四“冲”(“排”与“冲”都是“村”的意思)据老人谈,他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湘南“道州”来的,来连南大概已有六百年左右。瑶人没有文字,我们“连山志”,其中记载着:瑶人是宋朝来的,又说在隋朝时,这里已有了瑶人。那么瑶人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的,还没有可靠的记载,据老人说:他们初来连南,还是用石器工具,以后才从汉人那里学会了用铁制工具。目前瑶人社会在经济上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     

从欧阳修词“雅俗并存”的特点看宋朝士风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人,创作了不少词作,其词有“雅”的一面,也有“俗”的一面。欧阳修词“雅俗并存”特点的形成跟当时宋朝的社会条件和士风是紧密相关的,所以,通过对欧词“雅俗并存”这个特点及其成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当时的宋朝士风。     

佩戴的尊荣

“通常,那些名流贵族、明星权贵们会对我们说．我要参加一个宴会,希望佩戴你们的项链或者胸针……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和想法,甚至连首饰的颜色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有一点,他们都非常信任工匠们的手艺,知道工匠们清楚他们理想的样子。”说起这些“独家故事”,那些珠宝工匠们的优雅、机智中还透露出那么一点傲气。     

整体史视域下宋朝乡村职役研究的方法反思

<正>历史上任何一个现象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均或多或少地与当时社会产生某些联系，宋朝职役制度具体到其中的乡村职役制度也是如此。但是，既有成果却大多为了研究方便，追求史学文本之美，将“整体史”状态下的宋朝乡村职役制切割为条块状，一如摸象之盲人，以偏概全，致使“碎片化”取径大行其道。由此生发的问题是：归纳法、概括法、演绎法和比较法等运用于宋朝乡村职役研究时是否仍旧切实有效?近年来，     

“七擒孟获”真有其事吗?

“七擒孟获”的故事家喻户晓。初中《中国历史》第一册说:“诸葛亮打败了南中一带少数民族部落,俘虏了他们的首领孟获。……诸葛亮七次生擒孟获,七次放他回去。最后孟获心悦诚服,表示归附蜀国政府”。其他史书也有七擒孟获的故事。如东晋人写的《汉晋春秋》、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朝李贽的《史纲评要》等,再如今人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中国古代     

导游为何成了“反导游”

朋友从内蒙古玩回来,一见面就跟我抱怨说,导游导游,顾名思义．应该是把好玩的地方介绍给游客,可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导游却是,哪儿不好玩就偏带他们往哪儿扎,简直成了“反导游”。     

一碗堕胎药动摇王朝基业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宋朝就是个缺钙的王朝,别的朝代领土是越来越大,宋朝的领土是越来越小。缺钙也就罢了,在蒙古大军灭掉宋朝四邻,对其形成战略包围的存亡之际,宋朝还迎来了一位先天智障的皇帝。正是通过这位皇帝的“辛勤努力”,南宋王朝由日薄西山直接加速到气数已尽,在其死后5年内就迅速灭亡。这个人就是宋朝改名字次数最多的皇帝宋度宗,而他的先天智障仅仅是因为一碗堕胎药。     

论刘宗周《中兴金鉴录》中的史学意识

《中兴金鉴录》是刘宗周晚年编纂的一部历史作,其最初的动机是向弘光帝提供龟鉴。随着中兴理想的破灭,宗周将先前欲上未果的《敬陈中兴第一义疏》改造、扩编成是书,流露出的史学意识有以下几个方面：1．选择历史事件要以其“历史性”为依据;2．认识历史事件的方法是对其“历史性”进行“具体的解悟”;3．评价历史坚持“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相结合的原则;4．历史发展最终由“诚意”决定。     

宋代南外宗正司入泉与海上丝绸之路

宗室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在古代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群体。宋朝对宗室的管理十分重视．除修撰玉牒．“国初．宗室尚少,隶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以宗室众多,特置大宗正司。”并且严格规定宗室不得私自移往他处居住．到了“熙丰间．始许居于外”．此后又以宗室出居外州人数众多．遂于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置南外宗正司于南京（河南商丘）。西外宗正司于西京（河南洛阳）,这些在外的宗人主要是皇族的袒免亲。袒免亲又称“无服亲”．     

宋朝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地赋税政策

除少数几次“开边”之外,宋朝政府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较为温和的开拓政策,“纳土”以及“赐土”行动伴随两宋始终。在所谓“变夷为汉”的实施过程中,对夷民征收赋税是一项关键措施。宋政府的土地赋税政策并不确定,各地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田土交易也大体经历了从禁到开禁．到再禁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