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

今天有两则值得注意的新闻。那就是县府“催”征新兵和税捐处“催”缴营业税。本年度征兵名额，“业已征起三分之二”，可谓“顺利”，可是“尚有三分之一迄未征齐”，未免有些美中不足，无限遗憾之至。我们对于这些“抱着观望态度”的“乡公所”，实在深恶而痛绝之。现在幸而有许多能洞察民忧的“大人先生们”，已于今日派军事科科员“下乡坐催”，实在功德无量，谅来各乡长一定不敢再“拖”了。     

结婚的新房为什么叫“洞房”？（外一篇）

结婚的新房通常称作“洞房”，不论它如何豪华或简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人一生最幸福的两件事。“金榜题名”讲的是科举考试中了进士，这有资料可查，也容易理解。那为什么把新房称作“洞房”，而且还要有“花烛”？这就值得探究了。     

蒋太后与大礼议

在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中，世宗之母蒋氏的尊崇问题始终是十分重要的。这体现在四个方面：蒋氏“尊称”问题是明世宗启动“大礼议”最为迫切和重要的原因；蒋氏入京礼仪之争，使明世宗初次突破“护礼派”的防线，争得了主动；在蒋、张太后“寿旦朝贺之争”中，世宗严惩护礼官员，实现了蒋氏“尊称”中加“皇”字的愿望；世宗强行去掉蒋氏“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导致左顺门事件的发生和“大礼议”的决定性胜利。蒋氏“尊称”问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影响着“大礼议”的进程。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东周时代齐国的“都”

春秋时代的“都”通常指卿大夫的采邑，包含城与附属于城的“鄙”，一般拥有私属武装。春秋齐“都”大致即是此种形态。战国时代齐国“都”的行政长官称为“都大夫”或“公”，莒地“都大夫”后裔作器时称“莒公孙”，与楚国的县公类似，其家族亦在莒地的权力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献所载“五都之兵”又写作“五家之兵”，“都”之官长可称作“邦君”。战国齐“都”延续了春秋时代“都”的某些特点，具有一定的采邑属性。“都”是齐国地方设置的最高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区域政治中心，其所辖之“县”与后世的“县”不同，应是县鄙之意。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1969年9月，为了“备战”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数几个人搞“样板戏”之外，终止了业务，无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也不管老弱病残，都被“全锅端”，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去围湖造田。其时，冯雪峰已67岁了，他佝偻着腰，戴着“黑帮”的帽子，同大家一起走上了“五七”道路。开始，他被安排在蔬菜组种菜，这比起围湖造田、打垒建房等重活来说，算是轻松的了。其实不尽然：翻地开畦，运肥泼粪，弯腰蹲地侍弄幼苗，对那些老弱病残者来说，也是不堪重负的。一天下来，就着床，既难躺下，也…     

换名风波：无辜“骆马”为何“落马”？

美丽的骆马湖是古城宿迁的一张名片。可是，最近当地却闹起了一场骆马湖“改名风波”：有人擅自把湖名改成了“马上湖”!原因据说是因为“骆马”谐音“落马”，“犯了忌讳”。     

《孟子》书中“无以”新解

“以”字在古汉语中作介词被视为常态，但作名词用，往往被历来学者所忽略，导致语言解释中的诸多错误。本文主要通过对《孟子》书中“无以”的分析。兼及其它语言材料，证明了“以”的名词用法，并对古汉语语法学界所谓传统的“无以”、“有以”结构提出了质疑。本文认为，名词“以”来源于介词“以”，但这种变化，不是由于词义因素所导致的，而是因为“语法因素”造成的词语异化的结果。     

“削藩”的悲与喜

明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曾连续上演了两幕“削藩”的活剧。两剧的导演，一是建文帝朱允蚊，一是永乐帝朱棣。建文“削藩”，激起“靖难之变”，刀光剑影，干戈扰攘，结果皇冠落地，江山易主；永乐“削藩”，从容不迫，谈笑之间，恶藩被削，众王俯首。同样是“削藩”，为何结局竟有天壤之别？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问号。     

略谈"三言"、"二拍"中的媒妁形象

“三言”“二拍”中的“三姑”“六婆”多数为好利贪财之人，为了黄白之物，费尽心机，巧舌如簧。将良家女子诱入“狼穴”，为男女私情“穿针引线”等行径，反映了那个时代畸形的婚烟制度。     

蒋介石用版税给胡适盖房子

1957年秋，主持“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骅执意请辞。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发布命令，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年4月10日胡适正式接受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只是，胡适参加完“院长”就职典礼后，又返回美国处理私人事务，直到11月5日才回台北正式定居，住进“中研院”为他特别修建的“院长”住宅。其实早在1956年，胡适就有返台的想法。     

浅议＂台式民主＂的＂负面＂

最近十余年来，台湾由“威权政治”走向“政党政治”，人民当家，社会多元，应该说是一个进步。然而我总觉得，这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这在转型社会，是一个“过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情况，如果时间太长了，习以为常，昕之任之，不求改善，未免也会走向“反面”，这是应该注意到的。     

如何运用《百家讲坛》说史

众所周知仰仗电视传媒的巨大优势，凭着自身独特的说史风格，易中天、纪连海两位先生走上央视“百家讲坛”之后一讲成名、人气迅速飙升。究其走红的原因，我想主要在于他们开创了“机智幽默，妙趣横生，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声情并茂，激情四射，条理清晰，思维缜密，论从史出，推断严谨……”的“说史”新方式，使精英文化大众化，从而为百姓喜闻乐见。难道“三尺讲台”就不能成为“百家讲坛”吗？如何把“百家讲坛”搬进中学历史课堂，让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也“活”起来、“火”起来呢？     

“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浅析

2004年5月，美国人雷默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该内容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与争议。但是不难看出，“北京共识”的提出是建立在中国软权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的。笔者从这一点出发，阐述了“北京共识”与中国软权力的关系，分析了“北京共识”对于提升我国的对外软权力有重要作用，并且认为中国要充分利用“北京共识”的效应，提升我国形象。     

去CLUBHOUSE旅行

Shawn刚从英国出差回来，得意地在Carl跟前晃着脑袋。Carl惊奇地看了他一眼，“你剪头发了？”“没错，”Shawn回答“是在Bumble Bumble剪的，希思罗机场的Clubhouse。”     

“家”、流动性与共同体:对印尼归侨社团的人类学考察

论文通过对印尼归侨社团成立、扩展和维系过程的研究，展现了归侨是如何在流动中创建安放内心的共同体，为流动所带来的分离搭建社会联结。他们在“居住”与“行旅”之间通过建“家”、扩“家”、持“家”不断重塑社会联结，以祖籍国和侨居国为圆心，生成了关于“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体，进一步在涵盖祖籍国和侨居国的基础上甚至形成了多圆心共同体。流动性使两个或者多个共同体同时存在。一方面，正是在成员和“家”的流变中，归侨社团成为归侨走向公共空间、联结世界的通道。另一方面，流动性所带来的多圆心共同体使得社团内部凝聚力下降。因此，只有当汇聚成同心圆共同体时，具有地方感的“家”才化身为一种粘合剂，以增强共同体凝聚力。     

“烜赫”误作“煊赫”

《现代汉语词典》在“煊（xuan）”字下误收“值赫”一条。以讹传讹．”年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语文预选试题中，竟将“炮赫一时”写作“值赫一时”．且在标准答案中明确“渲”字注音是“xuan”，这就大错特错了。究其“炬”与“值”的形、音、义，“炬赫”中的“炬”，不能写作“渲”，“恒赫”亦不通“值赫”。查《说文解字》：“炬”，从火．亘声，即“罐”字。徒到切，’‘举火口罐”。因“渲”是后起宇，《说文》未收。据《康熙字典人“谊”，许元切，音“营”，它的本体字是“援”。《说文》收有“援”字，从火，爱声。《易·说卦》…     

“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文史选萃

陈赓的“人情味” 陈赓被公认为是一位有“人情味”的军人。即便对“你死我活”的敌人，陈赓也表现出其有“情”的一面。有一次，战役结束后，陈赓带部下视察战场，身边的一个战士踢了一脚阵亡的国民党士兵，陈赓十分愤怒，说：“他已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你怎么还侮辱他？”其人道精神可见一斑。     

万古不磨意 中流自在心——饶宗颐先生印象

饶宗颐先生学贯中西，学艺双馨，一生所获荣誉和头衔，不计其数。世人多以“东洲鸿儒”、“汉学泰斗”、“东方达芬奇”等尊号称之。但在饶老心中，最有分量的也许莫过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这一身份了。